袁了凡的生平事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这都是他亲笔所记，语言挚诚，况且是写来教育儿子的，总不该说谎才对。世人正是因为他的这番挚诚，纷纷信以为真，有样学样，希望能靠积德行善给自己修来好生活。

我早年读《了凡四训》，最感到好奇的是孔老先生神乎其技的占卜技术。袁了凡说那是邵子皇极数，也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我找来那本书看，发现完全不是讲占卜的，仔细查查资料，才知道邵康节和诸葛亮、刘伯温相似，本身只是一位宋代大儒，是民间传说把他打扮成了神神道道的样子。坊间流传的各种版本的邵子神算不过如同《周公解梦》和《推背图》一样，都是鉴别读者智商的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算命都是为了预知未来以趋吉避凶。好比你丢了一头牛，去找算命先生起一卦，看在哪里可以找到。如果算命的结果都像袁了凡这样，那就谈不上什么趋吉避凶了；若算到未来哪一天大难临头，而你又知道注定躲不过去，心里真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

我有时也怀疑袁了凡是不是出于劝善的目的编造了自己的神奇生平，就像柏拉图那种“高贵的谎言”一样。人们若为了善良的目的而说谎，往往是会说得理直气壮。我们看几千年来陆续成书的那些汗牛充栋的佛经，开篇都说“如是我闻”，哪可能都是真的呢？

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掌故，说东晋时期，愍度和尚与一位北方僧人做伴，准备渡江南下。两人商量：到南方以后，咱们要是照原来的教义讲，恐怕混不到饭吃。怎么办呢？于是两人就发明了一种主张“心无”的新学说。结果北方僧人耽搁下来没走，愍度和尚一个人到了南方，开讲新说，效果不错，一讲就是很多年。后来北方有人来找愍度和尚，说：“当年那位北方和尚让我转告您：‘心无’之义怎么可能成立呢！当初咱们那么编，只是权宜之计，为了混口饭吃而已。现在既然吃上饭了，就别再讲这些了，不要违背了佛祖呀！”

今天恐怕有许多“心无之义”我们已经辨不清真伪了，不过，当然很多人会说，只要有补于世道人心就好，《了凡四训》总归是劝人向善的，还是信以为真的好。

然而也有人同样站在世道人心的角度批评袁了凡，这个人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当年我在他的《读通鉴论》里猛然读到袁黄这个名字，一怔之下，突然想到这不就是袁了凡吗？

王夫之可算得上中国思想史上顶尖的人物，他那段文字是讨论阴德的，我简略翻译一下：

行善的人不是为了得到好处才行善的，君王以奖赏来鼓励善行，志士得到赏赐却觉得羞耻。小人则会为了得到赏赐而伪装行善，于是虚伪越发盛行，赏赐也越来越滥了。于是世俗又流行开了阴德的说法，说这可以劝天下人向善，但他们拿自己的善行向鬼神求福，这种浅薄的风俗真是不可救药啊。

阴德之说后来被佛教利用以劝诱蠢人，希望能制止他们作恶，但在佛教的说辞中，竟然说救活一只昆虫，施舍一点食物，就能得到无穷的好处，等到人们临死而再也没有侥幸期待的时候，又让他们寄希望于来生。无论愚民还是君子，都受了这种论调的影响，大道便在人们心中彻底丧失了。

考察历史，在东汉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王贺就是阴德之说的始作俑者。王贺治理盗匪的时候放过了很多人，他说：“我救活了上万人，我的后代可以兴盛了吧？”本来做官执法就应该公正廉明，无罪的人当然不能杀，可王贺是为了私利而枉法，居然还沾沾自喜，真是浅薄透顶。王莽的奸诈正是传自王贺的，所以王氏一族不但没有兴盛，反而被诛灭净尽。

近世吴江有个叫袁黄的人，又用这套歪理惑乱天下，而蠢人们也真的被他迷惑住了。袁黄可知道王贺灭族的事情吗？（《读通鉴论》卷三）

今天我们会觉得王夫之的道德标杆设得太高，毕竟做好事不求回报这可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境界，而且现实世界如果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能报应不爽的话，所有人都会趋善去恶的，这会是一个多么宜居的社会啊。

不过王夫之倒也说中了一点，袁了凡确实不是真正的心境平和，那看上去的平和只是对命运感到无可奈何罢了，一旦出现机会，他马上就唯恐不及地追名逐利去了。如果换作斯宾诺莎，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了凡四训》一版再版，却从来没有人把斯宾诺莎的故事编成心灵鸡汤读物，以教导人们“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看来心灵鸡汤和励志读物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人只要觉得自己还有追名逐利的机会，那就励志；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还是心有不甘，那就鸡汤。这两种读物真的可以把一个凡夫俗子的一生一网打尽了，真正像斯宾诺莎那样平和宁静根本就不是人们想要的，图书策划人们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