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任何的功利性，仅仅怀着纯粹的学术好奇心，想弄明白到底宋焘和袁了凡孰是孰非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陷进一个巨大的迷魂阵里。因为这真的是伦理学上的一道千古难题，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莫尔到麦金泰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宗教阵营里也因为这个问题而分门立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因为他偏向宋焘，而罗马教廷偏向袁了凡。这样的修辞当然有些粗略，具体一点来说，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背后有一套善功得救的神学理论，简单说就是积德行善可以在天堂获得福报；马丁·路德和同样另立一宗的加尔文都反对这种理论，他们认为人不是靠善功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后来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清教徒就是持恩典论的基督徒，是新教里的一支。马克斯·韦伯说这批人基于新教神学的伦理观念大大促进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就是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议题，这本书前些年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大热了一段，大家开始讨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也要学美国那样建立某种伦理观念。

于是很多不甚认真读书的人就提出我们应该重塑信仰，让人们相信善恶不但有报，而且报应不爽，美国不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吗？然而美国恰恰不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清教徒的恩典论神学恰恰是反对这种善恶报应的善功得救论的。

信神，但不信善恶报应，中国人很不能理解这种宗教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贵族化的思辨哲学传统，凡事不爱刨根问底，只是教你去“悟”，西方思想史上对这个问题却有着无比烦琐的论辩，中国人一定受不了的。

“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都见过，我们的书里经常拿这个例子来讥讽那些欧洲神学家的无聊和愚蠢，事实上这个问题既不无聊，也不愚蠢。只要你了解上下文的背景，就会知道这是他们在辩论天使的灵性时设计出来的刁难；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辩论，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神学系统里出现任何理性的瑕疵。

至于为什么西方偏爱逻辑，东方偏爱感悟，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