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阿尔贝·加缪:一位作者,假如不在舞台上同演员一起排练,他就不大可能找到这种“演出”脚本;这种脚本直接表明人物,同时也带动演员。

问:然而,您并没有剧院……

答:我想找一个,不过怕是很难。我的剧团倒是组建了,我称它为我的“活动小剧场”。是由我喜爱的演员组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受电影的恶劣影响,被做作的自然给毁了。这些朋友不满足于扮演一个角色,而要在谈话和研究过程中,和我们一起塑造人物。一个默契的协约将我们捆在一起,但仅仅约束我一个人,他们都是自由的,可以到别处继续演艺活动,只不过尽量优先响应我的召唤而已。等到一切就绪(一出戏,我通常打出一两年的工作时间),问题就剩下找到剧院了……

我无论对内室还是广告牌,都不感兴趣。必须结束只能作为一个阶段的小玩意儿。我们时代的戏剧是一种冲突戏,具有世界的规模,在戏中生活要挣扎,要为更大的自由而斗争,反对最残酷的命运和人本身。

问:那么莎士比亚呢?

答:提得正好。我主张悲剧,而不主张情节剧,主张全部投入,而不主张批评态度。认同莎士比亚和西班牙戏剧,不认同布莱希特。

问:然而,您从未将莎士比亚的剧作搬上舞台吧?

答:我翻译了《奥赛罗》,但是,我始终未敢将它搬上舞台。在戏剧方面,我还刚刚要拿中学文凭……而莎士比亚,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的考试!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的戏剧活动,不是要影响您的文学创作吗?

答:我担心了一阵,但是现在不再担心了……喏,有些事情我是很怀念的,例如在抵抗运动中,或战斗报社里存在的那种同志关系。那一切已很遥远!不过,我在剧团中又找见我所需要的这种友谊以及这种集体冒险,这些还是避免独来独往的最有益的一种方式。

《答法兰西晚报记者问》

1958年

问:您在戏剧上,第一次激动的事儿是什么?是一场演出、一次广播,还是念剧本?

答:想不起来了。肯定不是演出:阿尔及尔那时没有剧院;也不是广播:我没有电台。然而,老鸽棚剧院的故事、科波写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继而又激发我投身戏剧的强烈渴望。就在科波的影响下,我在阿尔及尔创建了“队友”剧团,依靠剧团本身的人力物力,重演了他的一部分剧目。我一直这样想,我们还欠科波一笔债:法国戏剧改革,而这笔债是还不完的。

问:让您动心,决定投身戏剧的,是这同一件事,还是另外一件事?

答:促使我创建这个剧团的,正是考虑到阿尔及尔是一片戏剧的撒哈拉沙漠。既然看不到我喜爱的戏剧,我就干脆决定演戏。就这样,我排演了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本·琼森的《沉默的女人》,高尔基的《底层》,普希金的《唐·璜》,费尔南多·德·哈拉斯的《则肋司定会修女》,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纪德的《浪子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翻译了《奥赛罗》(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还一直认为,莎士比亚的译者在翻译时,从不考虑演员、朗诵和演出)。我们正排练时,战争就爆发了。这是另一出喜剧。“队友”剧团解散。但是,由此却产生了选择戏剧事业的志向。我们两位优秀的巴黎演员,若望·内格罗尼和保罗·舍瓦利埃,就是在“队友”剧团开始他们的生涯的。

问:你们是怎么做起来的?事情是怎么开展起来的?

答:友谊。一些大学生、一些工人、一些运动伙伴。第一笔经费是阿尔及尔文化馆提供的,当时我负责文化馆工作。接着便是一般演出。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干,从改编剧本,一直到制作服装和布景。三个月忙碌,两个月排练,只为演两场,真叫人难以置信!

问:您演了哪些剧、哪些角色?哪些您格外喜欢?为什么?

答:扮演过《吝啬鬼》中的瓦赖尔、《沉默的女人》中的德莱普里、《底层》中的偷儿、《则肋司定会修女》中的卡利斯特、《浪子归来》中的浪子,等等,还有伊万·卡拉马佐夫。战争爆发时,我正排练伊阿古。我最喜爱的角色是伊万·卡拉马佐夫。也许我演得不好,但我似乎完全理解了。演出时,我是直接表达的。而且,这也是我的行当。有机会,我也喜欢扮演阿尔赛斯特。哈!我还演过强盗呢。对,这一切也是一种行当。我“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修女安魂曲》中的州长,还是为了救场。

问:是什么促使您为戏剧写作的?您特别愿意作为剧作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吗?

答:我为戏剧写作,是因为我演出,还要执导。后来,我明白了正由于困难重重,戏剧才堪称各文体的上乘。我并不想表达什么,只是创造角色,创造激情,创造悲剧。接下来,我着重思考了现代悲剧问题。《误会》、《戒严》、《正义者》,全是尝试之作,每次走不同的道路,取不同的风格,以便靠近这种现代悲剧。

问:您怎么想到改编《轻蔑的时代》呢?当时您想做什么?您以为做到了什么?

答:坦率地讲,我首先要搞行动剧,照搬的形式。后来明白,这条路不对。总之,我的起点,正是今天有人让我们终止之处。不过,《轻蔑的时代》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再说,我喜爱这本书……

问:有一天您说过:“戏剧会成为我的修道院。”这种想法,您能否发挥一下,谈一谈戏剧在您的思想,在您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吗?

答:戏剧工作将您从世上劫走。一种专一的激情将您同一切隔绝,这就是我所说的修道院。除了文学,这种激情处于我生活的中心。现在,我就更加明确了。

问:a)您在阿尔及尔执导了哪些剧?

b)在法国,昂热市演出的《信奉十字架》,是您执导的第一出剧吗?

答:a)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b)《信奉十字架》在昂热,是由在病榻上的埃朗和我导演的。《闹鬼》就完全是我负责的了。不过应当说,我总是积极参与我自己剧本的导演事务。此外,我导演了十二部剧作。

问:《信奉十字架》和《闹鬼》之后,为什么沉默一段时间,您是等待《修女安魂曲》,才又回到戏剧上来的吗?

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担心排戏要妨碍我写作。现在不担心了。

问:您怎么想到改编《修女安魂曲》呢?

答:有人向我推荐,我接受了。

问:是谁为昂热戏剧节,选择《奥尔梅多骑士》这个剧目的呢?

答:昂热戏剧节的节目单,是我选定的。我喜爱《奥尔梅多骑士》,而且,我也很想介绍西班牙的伟大戏剧,法国不大了解,因为翻译得少,或者译得很糟。至于我个人的作用,我改编《修女安魂曲》的时候,就决定了完全由我来执导。只要有人建议,我还会做下去。然而,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一种戏剧。戏剧是什么样子,演员应该怎么做,我都有想法,非常明确。我希望让我的构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问:您今天如何看待《卡利古拉》?您导演时改动了吗?在您看来它变了吗?

答:在《卡利古拉》中,有些东西我喜欢,另一些我不喜欢。我改动也是让它适于在昂热的演出,但是照一贯的做法,要符合我所拥有的舞台和演员。

问:在您的戏剧中,您把《正义者》放在什么位置?同样,《戒严》放在什么位置?您会同意这些剧重新搬上舞台吗?您还会进行修改吗?

答:我倒是希望再把《正义者》搬上舞台,今天它更具有现实性。我也希望看到《戒严》在露天演出。《正义者》我什么也不会改动,除了每个新的演出周期所改动的。《戒严》有好几处倒可以改一改。

问:您作为剧作家,现在手头正在写剧本吗?

答:眼下,我的兴趣放在一部改编剧上,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问:哪些作者的作品,您希望搬上舞台?

答: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西班牙大戏剧作家、莫里哀和高乃依,拉辛晚一点儿,现代作者,每次只要有可能。

问:哪些演员和布景设计者,您愿意用呢?

答:同我一起干过的人,还有其他我希望能同我一道工作的人。

问:您能不能指出,在您的戏剧生涯中,有哪些连接点?

答:战争和战后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年,我从事新闻工作,与戏剧这一行脱离了。不过,我又回来了,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在那段时间,我也在考虑戏剧问题。

问:在这个领域,在您看来,您的成功之法、不利方面是什么?

答:我认为,我善于向演员解释我对他们的期待,因为我知道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尤其神态和动作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入戏。再者,我能根据演出修改脚本,也能根据脚本进行排练。总之,身兼作者、演员和导演,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的真正的不利方面,就是对一些演员,我太容易气馁。我也没有很好研究过材料、事物等方面的问题。

问:您最大的满足感,是从哪儿得到的?

答:从演员身上,从主演身上,主演是一场戏的原则和灵魂。看到一名演员进入角色,同角色融为一体,听他讲话的声音,和我们在看脚本时的孤寂中听到的声音相同,这是在这一行里所能碰到的最大快事。我已经多次得到这种快乐。对于给我这种快乐的男女演员,我始终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

问:在排戏中,您喜欢工作在什么样的气氛里?

答:友谊以及完全忠实于排演的剧。排演一场戏,就是数人结婚,一起生活数月,然后才能离婚。然而在此期间,不能有通奸的行为。

问:敏感、本能和智力,在戏剧中哪一点占主导地位?

答:三者并立,哪一个也不应该起主导作用。一段伟事,由一些个体讲述,这就是戏剧。而这要求所有的能力参与并集中,达到极度的紧张。

问:您有什么计划?怎么还迟迟不讲出来?

答:拥有一家舞台方便的剧院。在这剧院演出的当今戏剧,既不是内室剧,也不是广告剧。这剧院也同样不是个受人庇护的舞台,不是作为说教或宣传政治的舞台。它不是仇恨的学派,而是聚会的场所。但是我们要做到,将伟大的事件搬上舞台,让所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让豪迈同绝望搏斗,像任何真正的悲剧那样,让那些同样有理又同样不幸的力量相冲突,总之,让怀着希望而又痛苦的这颗真正时代的心,在我们的舞台上跳动。

然而,这就意味着一种演员的风格,即摆脱由电影发端、服从集体(也就是一种学派和一个剧团)演艺的那种虚假的自然,还意味着有一些作家,有一种精心研究的舞台艺术,有一个能够张开臂膀、施展才华、显示身体及其美感的舞台,能够找回那种“合比例的过度”,而这种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戏剧姿态和激情的真貌。如果能找到一家剧院,我相信至少要尽力把这条路的周围清扫干净。

《答巴黎戏剧报记者问》

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