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评论一集(1950年) 肉体

(战斗报,1944.10.28)

昨天要我们谈论勒内·莱诺是很困难的。那些在报纸的一角刊登的公告说,一位叫上述名字的抵抗运动的记者已被德国人枪杀了。这条消息将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而这对我们却是一条十分可怕和残酷的消息。然而,我们必须讲讲他的事迹。我们必须要谈谈他,这是为了使对抵抗运动的记忆如不能被一个健忘的国家保留下来的话,那么至少会保留在那些关心人的品格的人心中。

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抵抗组织。所有构成他精神生活的因素,基督教和遵守承诺使他很快在这场地下斗争中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战斗的名字,很符合他那纯洁的心灵:对于《战斗报》他所有的战友们来说,他叫克莱尔(法语有明亮、光明的意思——译者注)。

除了腼腆之外,他唯一还保留着的个人爱好是诗歌。他写过一些诗,而我们中只有两三人知道此事。他们也有他那样的品格,即光明磊落。不过由于每天都在战斗,他放弃了写作,仅仅购买各种诗集,准备战后阅读。除此之外,他也和我们一样相信,以某种笔调加上顽强、正直的品格就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使我们的国家彻底改变面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而对他一直怀着深厚的友爱之情的我们,一直不相信他已死去的消息。今天,这一切已不可能了。

我们需要的这种笔调,他已不再能坚持下去了。抵抗运动荒谬的悲剧全部体现在这可怕的灾难之中。因为,那些像莱诺一样投身抵抗运动的人深信,任何人如果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都不可能有发言权。不幸的是,对于不着军装的战争而言,人们并不简单地按照战争那可怕的规律行事。在战场上,子弹并不长眼睛,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在这四年期间,最优秀的分子常会牺牲倒下,他们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却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总之,这位我们所爱的人已不再会说话了。然而,法兰西却需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像所有人一样有着一颗骄傲的心、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己的信仰和名誉缄默不语的人,本应说出他要说的话。但现在他却永远地沉默了。而另一些并非问心无愧的人们却在谈论着他那已与自身融为一体的荣誉,就像某些人一样,他们虽不忠实,却在以他们所选择的上帝的名义讲话。

现在已有可能批评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指明他们的缺点,并指责他们。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已经牺牲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说我们还活着,那说明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莱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天他回归了这块对我们来说前途仍不明朗,而对他来说却是转瞬即逝的土地,又离开了他为之献出一切的事业,我们至少希望,为了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慰,在我们也参与其中的这场人类可怜的冒险事业上,不应当让人们再听到那些充满苦涩和造谣中伤的言论。

谁也用不着害怕什么,我们不会利用他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什么人。他默默无闻地加入到战争的行列,又默默无闻地离去。我们会按照他的意愿,为他留下我们心灵的静默、对他永恒的怀念和那份因他的离去而产生的无限的忧愁。我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痛苦的影响,他会原谅我们再一次提起了这一点并已开始使我们感到,也许这样一个人死去的代价,对那些在行动和作品中已忘却了四年来某些法国人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人来说是过于昂贵了。

(战斗报,1944.12.22)

法兰西经历过很多悲剧,而今天这些悲剧已经收场。她还将经历许多悲剧,而那些悲剧还尚未开始。但有一种悲剧五年来一直使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在遭受着痛苦,这就是分离的悲剧。远离家乡,天各一方,恋人们只有远隔着欧洲的平原和山脉进行着默默的对话,或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对方,在进行着毫无结果的独白,这是时代悲惨的景象。五年了,在他们干涸的心中,他们一直在绝望地与时间进行着抗争,与担心对方变老及白白地丧失了几年爱情和幸福时光的念头进行着抗争。是的,这个时代是分离的时代。在遭受苦难的时期,人们不敢再提“幸福”这个字眼儿。而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又在追寻着幸福,过去的几年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暂时的休眠期而已。从今以后,重又燃起获得幸福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了。

谁会因此而责备他们呢?谁会说他们不对呢?如果不能得到幸福,正义又有何用,贫困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这些曾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的法国人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投入,不是出于对征服的兴趣,而恰恰是为了保卫某种追求幸福的思想。只是,幸福是相当难得、相当纯洁之物,看来值得我们为它去经受那么多年的苦难。因此,我们应当记住什么是幸福,并记住那些失去了幸福的人。这会使我们忘掉斗争的残酷性,却不会使法国的苦难和其分离的孩子们的悲剧得到丝毫的减轻。

现在尚不是说出下面这些话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我们来说,分离常常是很正常的,而团聚则是个例外,幸福呢,仅是正在延续中的一个偶然。人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希望的词句。的确,我们这代人从未想过的一件事,就是类似绝望这样的事。但这可能倒使我们更有了谈论最迫切的希望的思想准备,即人们在贫困的世界中所追寻的、似是胜利的这种东西。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永远的分离,因为它会葬送掉一切。而其余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勇敢和爱情所不能解决的。坚持了五年的勇敢、五年的爱情,这是对法国男人和女人们的非人道的考验,这一考验成了他们经受的深重苦难的写照。

这正是人们想在“纪念失踪者周”中要纪念的东西。一周时间,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因为巧妙地救济不幸比一直做好事要容易。当我们救济不幸时,我们没有多少办法,我们会拿出钱来。我只希望人人都能慷慨解囊,多出钱。既然我们对解除痛苦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我们为了解除贫困做些事情吧。这样,痛苦将会减轻,所有那些不幸的人除了痛苦之外将会有了些闲暇。对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种奢侈,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享受闲暇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

不过,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已尽到了义务,不要以为只要给了钱自己的良知就可以安宁了,义务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已躺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个由无数人组成的神秘和友爱的群体,他们会以我们曾熟悉的面孔站在我们面前,但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很清楚,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爱,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持。没有人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的祖国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今天正躺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至少让这个星期,“我们的”星期使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年代。让这个星期提醒我们,不要用一般的爱去爱他们,我们应当纪念他们,想着他们,这是使我们能无愧于他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让这个星期、每当我们将要面对他们的那个困难而又神奇的时刻,会使我们忘掉我们说过的那些最无用的话,并在他们面前保持静默。

(战斗报,1945.1.2)

我们读了昨天发表在《大众报》上一位战士的来信,对此我们表示尊敬和赞许。该信的严厉内容是合理的,信中提出的指责也大都论据充足。至于信中表示的不安和苦恼,我们早已给予过相当的注意,我们也曾多次提出过,我们全国都应当按照战争的规则行事,以使我们不会再看到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却不赞成我们这位同志对后方青年所进行的指责:“像木偶一样枯瘦如柴,可笑却在大声地嘲笑着远远比他们强的、像维克多·雨果这样的人和勇敢之类的品德。”不是不能反驳这种观点,而是他实际上并无道理,他只是指出了我们中一部分可以理解的精神状态而已。但也许应该想一下那些读到这封信的法国年轻人,他们可能会不相信自己,想到原来这就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并会因自己让兄长们留下了如此可笑的形象而感到痛苦和失望。

因为这一指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它的缺点是过于泛泛而谈,反映了那些备受痛苦的人合理的意见。任何苦难都会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持有某种看法。失望会使人们将一些现象看成是普遍的现象,而当人们仔细关注一些不幸之人的情况时就会谈起所有青年的问题。我们这里并不想为所谈及的那些不幸的人辩护,但我们认为却可能为这些青年作证,他们多年来曾被那些与纳粹合作的人咒骂,而在我们需要青年人的时候却要指责他们则是不正确的。

法国青年们的任务曾是不容易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战斗。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起义那天,在街垒上曾有过像成年人一样多的孩子们的面孔。另一些人曾失去了参加斗争的机会,或者是他们曾不够机智。今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未来的希望。两代人给这代青年留下的是对思想理念的不信任和纯洁的词句。现在众多的任务摆到了他们面前,而却没有教给他们任何办法。他们无事可做,而世界上的任何事都令他们惊讶。谁能说他们应受到谴责呢?我最近看到很多青年在同一个大厅里聚会。我在那里看到的唯有他们那种认真和聚精会神的样子。确实,这是一代专心致志的年轻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期待,而对他们这种沉默的要求远没有人给过他们答案。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整个国家和国家的政府,才应对他们孤立无援和消极的状态负责。

轻蔑的语言对他们毫无帮助。只有伸出友爱的手和用强有力的语言才会使他们得到帮助。这个很长时期以来深受年老体衰之苦的国家不能没有年轻人。但青年需要得到人们的信任,人们应以伟大的精神引导他们,而不应把他们引入那种失望和厌恶的环境之中。法兰西经历过那种绝望的勇敢时期。也许正是这种毫无前途、毫无亲情的勇敢,最后拯救了这个国家。但是,这种彻底扭曲了的灵魂所迸发出的力量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法国人肯定并不需要幻想。他们对于幻象已经是过于敏感了。但法国不能仅生活在不信任和逃避之中。总之,法国的青年需要人们给予他们肯定的回答,这样,他们才会对自己有明确的信心。

要把那些参加战斗的人和只在一旁期盼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总是很困难的。只有共同的思想远不够,还需要有共同的经历。而假如永远不能将经受过不同痛苦的人们融合到共同的思想中,那让我们至少也不去做任何使他们相互对立的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让我们不要在青年们苦恼的时候还要指责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感到指责不公正的话,这将会激怒他们;而如果他们认为指责可以接受,这又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在痛苦面前,有时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将痛苦留给我们自己。

不,事实上,这代青年人并没有讽刺胜过他们的人或事。我们所认识的青年人,至少除了吹牛大话之外从没有嘲笑过什么,而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我们看见他们在斗争中或在勇敢的场面面前总是保持着沉默。这正是他们品质的标志和他们苛求的灵魂的体现,他们只求自己能有用,而他们对人们把他们置于孤立无援的状况是不应负有责任的。

(战斗报,1945.5.17)

中午,我们的食物是仅有的一碗汤,而晚上则是些许咖啡和三百克面包……我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每天,都有犹太人死去。人一死,就会被堆放到屋子的角落里,而死人一旦够数就会被埋掉……就这样,每天每时,在阳光的作用下,在犹太人居住的营房内和我们营房的周围,都散发着一股恶臭的味道。

这个充满死人恶臭味的集中营就是达豪集中营。对此我们早已知道,而人们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现在已开始有点厌倦了。爱挑剔的人们感到这种事单调乏味,而我们对还在谈这种事也会颇有微词。不过,当法国知道了这是在美国军队解放了他们八天之后,达豪几千名政治犯中的一人发出的呼喊时,却产生了新的同情心。因为这些人一边在等待着被遣返回国的行动,一边仍留在集中营内。在令他们已变得绝望的地方,他们今天仍在受着极度痛苦的煎熬,因为这次更动摇了他们的信心。

我们引用的文字,出自一位被囚禁的人给他家人的信的内容。我们将此段文字摘录下来以备所有的人参考。过去的很多消息都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被流放的同志的状况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们曾仍然坚持到,在得到更确切的消息之后再谈论此事。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这么做了。最先从那里传来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是一种耻辱,应当立即制止。

当德国的乡村到处都是食品和用品的时候,当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像以往一样进餐的时候,而那些政治囚犯却还在饿肚子,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当那些“荣誉囚犯”立即,而且是乘着飞机被遣送回国时,我们的同志们却仍在绝望地凝视着他们几年来一直在凝视着的那同一片天空,这真是莫大的耻辱!这些人并无什么大的要求。他们并不想受到优待。他们既不要求得到颁发的奖章,也不要求会听到欢迎的演说。他们只要求能回到家乡。他们会对此感到厌倦。为了解放,他们宁愿忍受痛苦,但他们今天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忍受解放的痛苦。是的,他们对此会感到厌倦,因为人们会让他们错过所有的机会,包括感受胜利的机会,这一点是对精神的力量不感兴趣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而这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人们应该懂得,对法国和整个世界来说,这些人的一根头发也比那被摄影机围得水泄不通微笑着的二十来位政治家更重要。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荣誉的捍卫者和勇敢的见证人。因此,应当使人们知道,当我们知道他们仍在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时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而要使他们失望就更是无法忍受了。

在这封每一行字都令我们读者感到义愤的信中,我们的同志对胜利那天的达豪作了这样的描述:“没有一声欢呼,”他写道,“也没有人游行,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当这些人本可以等着胜利从海洋的彼岸来到他们眼前,而他们为了最希望的这一天的到来却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却仍会在死人堆中、臭气熏天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他们的豪情仍然被关在铁丝网内,面对着一个他们即使有最阴暗的想法,也想象不出已愚蠢和糊涂到何种程度的世界。

我们将就此止笔。但是,如果这呼声没有被听见,如果盟军的机构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我们将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将会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呼喊,并告知所有国家,那些胜利的民主国家为那些曾可能会被屠杀的证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以使这些国家所捍卫的原则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得到落实。

(战斗报,1945.5.19)

前天,我们已就集中营犯人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抗议,他们至今仍一直待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们《法兰西晚报》的同事,昨天试图就我们的抗议作一番政治解释,对此我们表示断然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尝试不仅是幼稚的,其谈论这样一个极严重问题的口气也是很坏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要保护什么人。我们只想看到一件事情:拯救我们法国人中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在这个紧迫的问题上,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全国的注意力都应关注尽快解决此事。

总之,这不是要起诉的时候,因为诉讼可能会过于笼统。是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是对懒惰的思想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敲响警钟的时候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应当行动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只要我们的声音能产生一定的反响,我们将继续传播下去,直到让每个人都听到。

美国人今天答应我们,每天将使用飞机空运五千名集中营的囚犯回国。这一承诺是在我们发出了呼吁后作出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和满意。但尚有涉及四十来个集中营的问题。达豪和阿拉克集中营有十分之一的人已死于伤寒病。到5月6日,每天都有一百二十人死去。在那里囚犯中的医生们要求进行隔离,不是把病人隔离在已经人满为患、每寸土地都感染了病菌的营内,而是隔离到一个党卫军的营地中,那个营地仅位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仅干净而且舒适。至今这一要求尚未得到允许,这件事应当立即就办妥。

当此事解决之后,应当制定责任制度,将责任制度建立起来。不过,还必须提醒那些消极怠工者,所有的消极怠工者。应当告诉他们,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不能正常地与家人通信联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像在最不幸的日子里那样远离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所不能答应的。应当告诉他们,比如,不应当再向这些破烂不堪的机构运送罐头食品了,而应当向那里供应有益健康的食品,这需要一系列的运输设备,因为这样才能使一些宝贵的生命得到挽救。

不管怎样,我们还要继续抗议下去,直到令我们完全满意时为止。要是我们的前一篇文章已唤起了人们的同情,那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还是不要用文章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为好。在达豪,有些场面已足以使人感动了。不过,现在并不是表示歉意的时候,而是应当投入行动的时候。总而言之,把话说清楚,我们并非特别怨恨美国人。应当知道,为了美国的友谊,我们会尽力去做应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提出了一般性的指责,那些对此应当负责的人应当认识到这一指责并且道歉,以便改正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国家和国民经常会看不见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财富之所在。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论是哪国政府,均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本国的精英。精英们仍生活在这散发着臭味的集中营内,与英雄队伍中的一些生还者,正在同各国政府的冷漠和轻率的态度作着斗争。法兰西在自愿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战斗中,失去了特别多的最优秀的儿子。她每天都应当关注这一损失。今天在达豪死去的每个人,都是法国的损失和不幸。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不会不珍惜这些人的生命,不会不尽力保护他们,不会去考虑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事,直到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