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普雷耶尔召开的一次全国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报》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平庸而又残酷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已习惯于对一切都感到耻辱。为他们自己、为幸福、为爱或创作而感到耻辱。那个拉辛为其《贝蕾尼丝》而感到耻辱、伦勃朗为画了《巡夜》而请求原谅的时代，可能会永远被打入了冷宫。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为自己的职业而道歉则是时髦的事。

事实上，有人对促使我们这么做还颇有热情。从这个政治社会的四面八方，那高叫声正冲着我们而来，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辩白。应当为我们的无用而辩白，同时还要为由于我们的无用、我们在服务于肮脏的事业而辩白。而当我们回答说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责十分困难时，人们就会对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能解脱，但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谅解，只要站在他们一边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种游说没有成功，人们则又会对艺术家说：“你看看这个不幸的世界。你为它又做了些什么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讹诈，艺术家可以这样回答：“不幸的世界？我并没有助长这种情况。你们当中谁有资格也敢这样说呢？”说真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在必要时会对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应当因此而感到有负罪感。我们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要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这种选择本身，这种选择是由其他一些选择、以前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艺术家的首要选择，恰恰应当是当艺术家。而如果他选择了要成为一位艺术家，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了自身的情况及他对艺术独到的看法。如果这些理由很好地解释了他的选择，那么，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继续帮他确定自己对历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们在以个人的名义自由地交谈，那我想谈简单一些，不去强调我并无体验的不良的意识，而是谈谈面对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对我的职业产生的两种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于需要自我辩白，我想解释的是，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的范围内，在一个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从事一种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静地说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敌的职业。不过，对这一点需要进行解释。而我只有多少谈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决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这点。

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个不幸的世界，需要我们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这种不幸是什么呢？首先，这一不幸可以简单归结为：近年来人们在世界上进行了太多的杀戮，而一些人预言还会杀戮。如此大量的死亡，最终会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不堪重负。当然，这并不是新鲜事。历史一直就是由头号杀人犯们写就的。并不是今天该隐杀死了亚伯。然而，正是今天该隐以逻辑推理为名杀死了亚伯，然后还要求得到荣誉军团勋章。我举个例子以便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

1947年11月大罢工时，各家报纸都报道了巴黎的刽子手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照我看，人们并没有认真注意到我们这位同胞的决定。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确。他要求每次行刑都应发给他奖金，这符合任何企业的规定。但是，他还特别起劲地要求得到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实际上想要求他为之忠诚服务的国家，给予他一个现代国家给予其优秀公仆的独一无二的确认和显著的荣誉，我想说的是行政官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在历史的沉重压力之下，我们最后的几种自由职业消失了。因为这确实是由于历史的压力造成的。在野蛮时期，一种可怕的光环将刽子手置于社会的边缘。刽子手是职业上专门剥夺人的生命和肉体的人。他是，并且他自知自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工具。而这种恐惧同时又左右着人的生命的价值。今天，刽子手仅是保护社会贞操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理由不愿与可怜的厨师为伍，因为人们总认为后者的手脚不干净。在一个杀人和暴力已形成了理论，并正在成为一种制度的文明社会里，刽子手完全有权进入行政部门。说实在的，我们法国人已经有些落后了。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那些负责行刑的人已经坐到政府部门的座椅上了。他们仅仅是用图章代替了斧子而已。

当死亡成了统计和行政部门管辖的事务时，这事实已经说明世界上的事情办得不怎么样了。不过，假如死亡已成了抽象的概念，那是因为生命也是一样。从人们开始让生命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那一刻起，每个人的生命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概念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正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说，这是些非常固执的意识形态，只服从自己那愚蠢的理智或它们那短命的真理，认为只有在它们的统治下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而想统治某个人或某种事物，其实就是要使这个人失去生育能力，使其保持沉默或是要他去死。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就能注意到这种现象了。

没有对话就没有生命。而在我们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对话在今天已被论战所取代。二十世纪是论战和凌辱的世纪。论战在各国和每个人之间，甚至对过去人们漠不关心的学科来说，均已代替了传统的深思熟虑的对话。成千上万种声音夜以继日地天天重复着嘈杂的、千篇一律的论调，向人民抛出了洪水般的谎言及相互攻击、辩解和蛊惑人心的言辞。然而，什么是论战的机制？论战把对手当成敌人，从而将对手大而化之，拒绝正眼看他一眼。那个被我凌辱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眼睛的颜色，也不知道他有时微笑会是什么样子。借助于论战的激情，我们中四分之三的人已变成了瞎子，我们已脱离了生活的人群，而是生活在一个由影子组成的世界上。

没有说服就没有生命。而今天的历史只有恐吓。人们活着也只带着这样的思想：他们大家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们总能聚会在一起。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人是人们无法说服的。对一位集中营的受害者来说，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说服那些曾奴役他们的人，过去不应当那样做。这是因为这些人已不再是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体现从不屈服的意志的思想。想统治别人的人是聋子。在他面前，要么斗争，要么死亡。所以说今天的人们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在《死亡者的书》中，可以读到公正的埃及人为了得到宽慰会说：“我没有给任何人制造过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判决的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在受福人的行列中找到我们今天那些伟大的人。

今后，这些聋子和瞎子被恐吓，身上带着票证，其整个生命都写入一张警察局的卡片中的影子们，都会被当成匿名的抽象物来对待，难道人们还会感到吃惊吗？有趣的是人们已注意到，从这类意识形态中产生出的制度，恰是系统地让人民背井离乡，把人民当做毫无生气的幽灵驱使在欧洲大陆，让他们仅在统计数字中，才体现出微不足道含义的那种制度。自从这些美妙的哲学出现在历史上以来，有众多的人，他们每个人过去都有自己的握手方式，最终他们都会被埋葬在一个极合乎逻辑的世界，为他们发明的流离失所者的两个开头的字母中了。

是的，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当你要把全世界都统一在一种理论的名下时，没有别的路可走，那就只能使这个世界像这种理论一样变得没有血肉，成为瞎子、聋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人与生命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根割断。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人们在伟大的欧洲文学中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情景，这不是偶然的。今天出的重要书籍，不关心人们心灵的微妙变化、爱情的真谛，却只对法官、审判、起诉的机器感兴趣，不去打开窗户欣赏世界之美景，却小心地对孤独、苦恼的人们关上了窗子，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吸收了欧洲所有思想的哲学家却写道，只有现代生活才能使思想家意识到自己本身，甚至还说大自然是抽象的，而只有理智才是具体的这种话，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其实是黑格尔的观点，这是一场巨大的智力冒险的出发点，是最终会消灭一切事物的冒险。在大自然这个巨大的舞台上，这些醉梦中的思想家除了他们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极端的盲目。

为什么说得这么远？那些看到过众多欧洲被毁坏的城市的人，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些城市显现出一副成群的幽灵，正在寻找失去的友谊，正与自然和人们一同走在漫长的、通往世界末日道路上的世界景象。西方人的巨大悲剧在于人和历史的演变之间，大自然的力量和友谊产生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了。人的根已被割断，手臂已瘦得像干柴，已同命中注定给他挎在脖子上的绞架混同一起了。但至少，既然这个世纪已达到了丧失理智的顶点，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揭露它装作追逐理智王国的欺骗性，它只是在寻找已失去的爱的理智而已。我们的作家们很清楚这点，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借助于不幸的、不包括爱的那种代用品即道德。今天的人们也许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但至少有一样东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永远无法得到，即他们已失去了爱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感到耻辱的原因。由于艺术家已为此付出，他们也是感到耻辱的。不过，应当至少得让他们说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职业而感到耻辱的。

因为艺术的尊严是与这样的世界针锋相对的，并摈弃这样的世界。艺术品通过唯一本身的现实存在，否定意识形态有征服的权力。明日历史的内容之一就是斗争，征服者与艺术家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然而，这两种人会给人们同样的结果。政治行为和创作，是反对世界无秩序、同样的反叛不同的两面。两种努力都会促使世界统一。很长时期以来，艺术家和政治革新者的事业已混在一起了。波拿巴和歌德有着同样的雄心壮志。只是波拿巴将战鼓留给了我们的中学，而歌德留给我们的是《罗马哀歌》。然而，自讲究效率的意识形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出现以来，自从革命者借助巧妙的运动成为征服者以来，两种思想潮流开始分道扬镳。因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征服者们所追求的，不是首先协调对立面的统一，而是要彻底消灭不同的意见。征服者要把一切拉平，而艺术家却要明辨差异。活着并以血肉和热情创作的艺术家知道，任何东西都不是简单的，在此物之外还有彼物存在。征服者希望彼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世界，甚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仅有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艺术家的世界是有活生生的争论和需要去理解的世界。我不知道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仅仅建在仇恨之上的，而我们却知道有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帝国。在一个征服者必然会成为行刑者和警察的时代，艺术家不得不成为抗命者。面对现代的政治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合作。要么，他就不得不放弃艺术。即使他愿意，他也不会成为运用现代意识形态的语言或方法的人的同谋。

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申辩和介入是无用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介入，我们尽管并非自愿还是介入了。为了结束我的话，我要说，不是斗争把我们变成了艺术家，而是艺术迫使我们变成了战士。因职责的缘故，艺术家成了自由的见证人，这就是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原因。因为职责，艺术家被牵连进极其纷繁复杂的历史情结之中，这情结会使人的血肉凝滞。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置身其中，而本质上我们又都是今天那些正取得胜利的抽象的偶像的敌人，他们是国家和信徒们的偶像。正如利用补充的欺骗试图使人们相信这点一样，这一切并不是在道义和道德的名下进行的。我们不是道德家。看到我们那些改革家表现出的那种鉴定犯罪的德行，我们不必对此表示什么遗憾了。我们正是以很少人才有的热情，永远摈弃这种孕育着不理智因素的行径。

这同时又决定了我们对所有人的友爱。为此，我们必须保护每个人孤独的权利，即让我们将不再是孤独的人。我们感到紧迫，我们不能单独从事这一工作。托尔斯泰写了他并未参加过的一场战争，完成了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我们的战争除了战争之外没让我们写出任何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而在同一时刻，战争却杀害了贝玑和几千名年轻的诗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通过阐述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分歧，今晚这些人的聚会是有意义的。在国境之外，有时人们并不知道，众多的人正在一同完成一项共同的作品，这一作品将会竖立在总作品的对面。所有的人一起，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千百人，他们正努力在城市的喧闹声中将他们创作的无声形象树立起来。和他们在一起的，甚至还有那些不在这里的人和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一天将会投身到我们之中的人。那些相信能用艺术方法为专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一样，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的力量使宣传得以大行其道，要求他们作为真正的仆人的那种统一，并在不信任那些临时利用他们的人的同时，强制他们也拥有我们那种友爱。

真正的艺术家不做政治上的赢家，他们不能轻率地接受让对手死亡，是的，我很清楚这点！他们与生在一起，而不站在死的一边。他们是肉体，而不是法律的见证人。要理解甚至属于他们的敌人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分辨好与坏。而那些最丑恶的罪犯，他们的嗜好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他们认为，痛苦就是他们为人们而奉献的明证。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作出绝对的评判，也即不能同意绝对惩处的原因。在这个还有死刑的世界上，艺术家们应为那些拒绝死亡的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作证。不是刽子手的敌人，也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这就是不朽的吉伦特派一直受到戴着金丝光亮塔夫绸袖套的山岳派的威胁和打击的原因。总之，这种不顺从的态度反因其不顺从而成就了其伟大。这一天将会来临，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尊重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我们之中最有价值的人们将会停止像过去那样相互厮杀。他们将认识到，他们最重要的天职是永远要保护对手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他们将会声明，即使会犯错误也不要杀害人，同时，让人家讲话要胜过在沉默和停尸房中的正确意见。他们将会证明，即使革命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取得胜利，但它却需要对话来使其得到巩固。他们将懂得，这种独特的使命会带给人们最震撼人心的友爱，在前途未卜战斗中的友爱和在尊严受到威胁时体验到的友爱，各年龄段知识分子在不间断同历史的抽象进行的斗争中，寻找超越历史即不论痛苦还是幸福的那种友爱。今天，已经壮丽地崛起的整个欧洲却在对他们高喊，这种做法是微不足道的和无用的。而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证明相反的道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