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国际新闻
信息/想象
援助机构在乌干达举行的地区峰会前夕发出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正面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慈善组织牛津救灾委员会声称，有数百万人目前随时会被征兵，而杀人、强奸和打劫事件也在暴增。据称，由于安保力量正全面致力于对抗叛乱者，使得其余薄弱领域漏洞大开。联合国表示，这场冲突已使约二十五万人流离失所。
BBC
1.
新闻机构是理想主义的阵地，这一点可能令人大跌眼镜。在伦敦的bbc总部入口处的墙上，写着这样一段拉丁文：
这座艺术和缪斯的神殿由首批广播事业的管理者们于1931年敬献给万能的主……他们的祈祷如是……让一切有违和平与纯洁的事物得以从这座殿堂消失，让附耳倾听万事万物的人们听到美好、诚实、清白的报道，从而踏上通往智慧与正直的大道。
步上台阶，访客们就能看到，刚才这段文字里的理想主义如何被转化成实际行动。各个编辑部各司其职，收集来自全世界最动荡和不幸地带的事件。非洲部的员工占据了整整一层楼，单单索马里就有八人负责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配置了三人团队，他们所在的沙发区得天独厚，可以坐拥波特兰广场景观寻求灵感。
理想主义的新闻路线运作如下：邪恶、消极和种族主义主要源于无知。通过帮助人们知晓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偏见、恐惧、欺骗和攻击事件的发生概率将会降低。新闻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2.
不过，这种逻辑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检索bbc新闻网站的日常流量数字，就会发现：
剑桥女公爵拟七月产子582万人次
英国全境预计将普降暴雪434万人次
鲍伊复出，其单曲打入前十畅销榜单252万人次
尼日利亚科吉州教堂袭击造成十九人丧生9920人次
东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灾难性人道主义危机4450人次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部落枪击造成五人死亡2540人次
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卡加梅与卡比拉未能达成一致1890人次
从某种角度而言，伟大的启蒙目标已经实现：对地球上任一国家发生的事件，普通公民现在都可以获取几近同步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被迫得知更令人吃惊的结果：没有人对这些新闻特别感兴趣。
3.
对此，新闻机构的标准反应是归咎于公众的浅薄，因大众对流行歌曲的关注，超过（且远远超过）部落枪击的关注；对某个英国皇室成员诞生的关注，超过中部非洲遭受佝偻和疟疾病的十万儿童的关注。
但是，假如这种令人惊诧的冷漠程度，原来并不完全是由于受众的过错呢？假如观众和读者对于国外事件兴趣淡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肤浅或鄙俗，甚至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空洞乏味，而只是因为新闻呈现的方式不够引人入胜呢？我们之所以对世界失去兴致，会不会是因为新闻机构对于向读者描述世界的方式，做出了错误的假定？
4.
假定之一是，每个记者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专业技巧，乃是准确收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闻机构认定，本质上他们是在与其受众的无知作斗争，因此在新闻学院的教学重点中，搜集精确信息占据着瞩目的位置。每个入行的新手都被教导去寻找和记取报道主角的原话，为所有论点配上事实和数字的支撑，远离华而不实的文风，并且在报道中努力消除一切个人偏见和文化偏见。
这些新闻策略听起来都颇为合理，但问题是，真正折磨受众的那些原因，与新闻机构自我诊断的稍有不同：实际上，问题不是无知，而是漠然。在当今时代，关于世界各国的精准信息已经不难获取，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大众对此产生兴趣。一方面，新闻需要告诉公众：游击队的攻击或洪水的泛滥导致多少人丧命，贪腐的总统导致多少人倾家荡产——此间的难点在于技术与管理，要求记者具备耐心、勇气和吃苦精神；而另一方面，说服读者或观众对这些事件发生兴趣（新闻不太考虑这些），却涉及其他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往往是新闻机构的国际部所忽视的。
从最实用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艺术：这是一门致力于将概念灌输到人脑的学科。文学与新闻的天壤之别在于，最出色的作者永远不会认为，仅靠故事的骨架就能赢得读者的芳心。他们不相信一次进攻、一场洪水或一起盗窃就必然带有某种内在的吸引力，使得读者泪流满面或怒发冲冠。这些作者知道，不管事件本身多么耸人听闻，都没法打包票能引来读者的关注。为吸引眼球，他们必须更花心思，发挥其独特才能，在语言上用心、在细节处点亮、在节奏和结构上时时驾驭。在某些情形下，有创造性的作家可能还会牺牲严格的精确——通过改编一则事实，删减一个细节，压缩一段引述，或是变更一个日期——这样做并不会让他们产生犯罪的错觉（当新闻机构抓住自己人做这种事时，常规的推定就是如此），以达到比精确更高的目标。他们明白，为了把重要的观点和印象传达给既不耐心又不专心的读者，篡改情节的事也需要偶尔为之。
5.
引导国际新闻报道的假定之二是，一起事件越是恐怖悲惨惊悚，就越应该被视为“重要”，因而在报道的位列中也更应靠前。记者和编辑都倾向于认为，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由其离奇性和反常性所决定的，这基本上也就是等同于其表现出来的可怕、血腥和残忍程度。于是乎，一起炸死三十人的爆炸，就比小渔村的平静生活来得有新闻价值；某种三小时内导致患者肺部衰竭的热带疫病，就比农民的喜悦丰收更引人关注；部队使用酷刑的曝光，就比在俯瞰约旦河的田园里享用塔博勒色拉和葡萄藤叶酿饭的午餐聚会来得重要。
这种理念的问题在于，除非我们知道某地区的日常状态是何等模样，否则，对反常状态进行估摸或表示关切就不那么容易。只有当我们适度了解一方水土的日常生态，以及一方人的日常活动、习俗惯例和朴素愿望，才能对悲伤和暴力的突发事件表现出真诚的关切。
不过，就海外大部分国家发生的事件而言，即便新闻媒体的技术能力再怎么日新月异，即便有案头、通讯、摄影、剪辑等各路人才，对于那里的寻常生活，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否有过一日安宁，因为从来没有一家西方媒体记录过这样的信息。我们不了解在玻利维亚上学或理发是怎样的情形，至于美满婚姻这样的事在索马里到底有无可能，我们也是一头雾水。说起土库曼斯坦的办公室生活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周末生活，我们对两者的无知程度不相上下。新闻只向我们空投所谓的“重要”事件——地震、黑帮抢劫、吸毒杀手不分皂白捣毁整个乡村——并且认为这些事件必然能使得我们震惊，从而引发我们的兴趣。
但实际上，除非首先能接触到让自己感同身受的各种行为和态度，从而在这些国家中辨识到那些全人类共有的普世元素，否则，再悲戚的事件也得不到我们多少关注。把目光聚焦在这些细节上丝毫不会削弱“严肃”新闻的力量，反倒能提供一块基石，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对骇人听闻的及干扰正常生活的事件产生真诚的兴趣。
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人也许会指出，对于国内的常态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先有所了解，才能去关心这里发生的异常事件。我们的关心与生俱来、发自本能。但是，推进这种论调即意味着忘却另一种事实：我们每天居住在这个国家，自动就获得了对国内的常态认识。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参加会议，不管是上街购物还是送孩子上学，不管是打情骂俏还是嬉笑怒骂，我们都清楚各中情形，于是乎，当我们听说有人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被绑架，或者艾吉巴斯顿遭遇炸弹爆炸，我们会立即感到关切。
理想中的未来新闻机构，将会意识到人们对于异常事务的关注取决于对常态的熟知，因此也就会针对地球上最偏远及最纷乱的角落，常规发表能够引起人性共识的报道。如果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派对、秘鲁人的浪漫爱情和蒙古人的姻亲关系有所了解，下一场发生在那里的毁灭性台风或暴力政变，就能引来受众多一点的兴趣。
6.
谈到国际新闻报道的终极目的，还有另一种假定。如同目前的现状所示，国际报道遵从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以国家的外交及经济关系为优先。因此新闻时事几乎只报道军事、商业或人道主义问题。国际新闻想要告诉我们：该与谁为敌、和谁贸易，或怜悯于谁。
然而，这三个领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头等大事。在更深刻与形而上的层面，国际新闻应该给予我们和异族互通人情的手段，这里的异族指那些远隔万水千山、本能地与我族为敌、让我们感到乏味或恐慌的外人。如果没有帮助，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与他们有任何共同点。国际新闻应该建立途径，让我们在彼此眼里变得人性化，以克服表面上看似无法逾越的地理、文化、种族和阶级障碍，营造天涯若比邻的氛围。
很多高姿态的新闻机构都曾经猛烈抨击那些厌恶外来移民的人士。然而，潜藏在这种观点背后的假定，却是认为对外国人的反射性怀疑乃是一种撒旦的印记，而不是无知造成的一种普遍或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结果。——新闻机构具有一种明确的能力可以削减这种缺陷，也就是采取更加富有想象力的报道方式（而不是采取谴责褊狭心态这种引人内疚但缺乏效果的做法）。
国际新闻如果想达到自身宣传的目标，就应该愿意采用艺术的若干技巧。正如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言，艺术作为一种媒介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个人方圆的局限，放大经验，延伸与同胞的联系”。按照艾略特的言论，其最大的好处是“同理心的延伸”。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眼下我们最需要这样的延伸，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得到的太多信息乃是超出自身消化能力的数据或抽象事实（如：东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艾略特继续指出，要想用笼统的概括和统计数字吸引人，必须先有同理心；当看到伟大的艺术家呈现出来的人生图像，即便是最浅薄和自私的人也会去关注自身以外的话题，这种关注也被称为道德情操的原料。
一言以蔽之，这才是国际新闻应当承担的任务：培养我们“关注自身之外的事务”，因而推动我们与其他人群之间富有想象力的接触、实际的援助，以及相互的理解。
再深挖一层，新闻还有一个相关的心理效用，就是帮助我们重塑对事件的观点。当人们生活在单一社会，往往太容易忽略各自文明的优点，更遑论心怀感激——比如相对健全的法律、社会习俗、教育传统和交通网络。 对于极为费力才能获得的成就，我们也看不到其中艰辛。倒不妨与其他国家进行一下比较，也许就可借此评估自己的国家和生活方式，从中看清国内的各种怪象、盲区和优势。异国他乡的报道，可以引导我们对祖国那并不完美的自由和相对的富足产生新的认识与感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报以指责和埋怨。又或者，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问题，也许在别处得到了更好的解决。以往看来无可避免的事情，其实不过是文化选择的问题，并非无法改变。
对于当下各种相对的优点和缺点，新闻应以凸显为己任，不要让它们因为太过寻常而滑脱于人们的视线。
7.
怀疑论者会反驳说，这样做太过天真，坚称除非情况特殊，无法寄望大众对海外事务产生兴趣。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报道总是让人感到乏味，因为打心眼里我们只关心“自己”，这种范畴有清晰的边界，严格地局限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自身的安全、自己的饭碗，以及头顶上方的天气。所以，如果我们打开电视，偶然看见一则关于意大利政府最新动态的报道（在罗马玛德玛宫的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预算流程再次遭遇搅局，过去的结盟势力在瓦解，更为变通的新联盟开始出现），我们一准儿会哈欠连天地切换频道。
但是，事实不会仅仅如此，我们幼稚的好奇心实际上比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更为强烈。对于异国曾经生活过、辉煌过并已经作古的人物，我们颇能因其个人命运而感到震撼乃至泪流满面，不仅是对与我们同时代的人物，即便是对那些生活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的人物都有可能如此，尽管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在我们眼中都显得古怪不已，他们的行为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也没有半点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却可以在幽暗的剧院里坐上两个多小时看戏，几乎完全不需要幕间休息。随着剧情发展，我们紧跟古罗马长官布鲁特斯的脚步，从朋友卡西乌斯那里听闻令人担忧的消息，从而知晓元老院里正在酝酿的阴谋。
政治新闻：意大利共和国内的重要事件，却乏味得令人难堪
《凯撒大帝》：罗马共和国内的重要事件，具有一股引人入胜的奇特魅力
我们确是能对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的剧情发生兴趣。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费宝贵的脑力去研究与我们的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情呢？答案是，尽管表面上这出戏是两千年前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的政治诡计，事实上，剧中折射的也正是当今的现实。
一个故事如果讲得精彩，其实会有两种层面的效果。在表层，故事表述的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地点，关于某种地方文化和某个社会团体的一系列事实细节——这些琐碎情节一旦超出我们的个体经验，就会让人感到乏味。但是，在琐碎情节之下，掩盖的是普世真理：其中的心理、社会和政治主题，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时间与地理背景，而构筑于永远不变的人性基础之上。
从具体情节来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古罗马为主题，用戏剧化的方式描述凯撒大帝打败庞培凯旋归来后，盖乌斯在马库斯的协助下企图阴谋加害于他的晦涩事件。但从普世角度而言，凯撒所面对的冲突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如何报答朋友，如何报效祖国，如何应对谣言和阴谋，如何试图分辨忧惧和恐慌。这出戏所审视的主题是：就算是良好的意图，也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就算是正面人物，也难免犯错和盲目。
我们固然不能期望普通新闻报道的撰写水平能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但我们或许可以坚持要求新闻报道稍微学习下莎士比亚，对事件中的普世性因素给予关注——特别是那些容易显得乏味的国际新闻。如果选择正确的呈现方式，报道很可以帮助读者跨越文化和情境鸿沟，以知识转化为目的，将人类同胞的种种经历视为思想源泉，从中不断汲取灵感、警示、引导和洞见。
8.
事实上，对于远方的报道我们也并非完全漠然。在过去的时代，人类这种生物也曾经竖起耳朵聆听他乡的传闻。问题是，现代新媒体所发展出来的报道方式——重视真实精确、技术迅捷、客观中立、聚焦危机而几乎排除其他种类报道——却造成了一种全球化的狭隘，从而让我们纵览天下而又不甚了了；导致这种不当的知识不但没有拓展我们的好奇心，反倒还使其变得更为狭隘。
不过，我们对别处的好奇心与同理心只是处于休眠状态而已，并未真正消失。国际新闻若想重拾雄风，只需采用某些艺术加工手法即可。
细节
乌干达政府审计人员报告，有数百万美元资金从姆巴巴齐总理办公室流向其私人账户。姆巴巴齐承认办公室出现失窃，但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乌干达总统顾问约翰·纳根达称，政府有决心将涉嫌贪污的人绳之以法。他说，全体乌干达人民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姆巴巴齐先生否认自己涉嫌贪污，但承认其办公室出现了“巨额盗窃”。
BBC
1.
某次造访bbc乌干达编辑部时，我一边分食着尼日利亚编辑部同事带回请客的香蕉蛋糕，一边以尽可能委婉的语气暗示：对于该办公区的同仁勤勉收集得来，并努力向冷漠世人所传播的新闻，我似乎产生不了多大兴趣。当天有一则新闻，是关于乌干达总理办公室失窃一千两百万美元援助款这起无耻事件。
2.
就乌干达政治新闻而言，这件事显然举足轻重，但在bbc的网站上，这篇报道却不得不与众多其他新闻争夺读者的关注目光：首先是某已婚足球运动员被拍到与英国最著名的电视大厨的太太亲密拥抱；其次是在蒙特卡罗海岸边，某法国女星在美籍互联网亿万富翁的游艇上因“令人费解”的原因受伤。可以想见，乌干达的报道自然势单力薄，很难胜出。
虽然我个人和我所在的社会都对乌干达缺少兴趣，负责乌干达的bbc员工却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团队里有个乌干达年轻人，少年时曾在该国东部的难民营待过几年，后来还是他向我建议，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让我亲自去那里走一趟，兴许那样的方式可以点燃我迄今为止尚未产生的兴趣。
3.
于是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去了一趟乌干达。说实话我并不愿意去那里，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却又想弄明白我为什么不想，才成就了这趟旅行，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对于国内大多数的受众来说，为什么国际新闻横竖进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就这种疲倦和漠然的态度而言，新闻是否也在责难逃？
第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情是，去乌干达的旅程果然千里迢迢。这种多少算是明显的事实，如今却被现代科技施了障眼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海外旅行和通讯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因此，各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乃至牵连到心理和文化距离——总是在被不断地、无意识地强调。在今天，只消一敲键盘，我们就能不费一文地、以光速穿越海底网络缆线——“东南亚-中东-西欧四号光缆”，从马赛到达吉布提，继而经由东非海底光缆，从蒙巴萨到达坎帕拉，结果，我们却声称自己对那个地方感到烦闷乏味又毫无耐心。然而，在过去的时代，跨越海洋，甚或发送一则简单消息都既费时又费钱，堪称不寻常的大事。那时候的人们都深知一个道理： 我们的视角都狭窄如同井底之蛙，而人类经历的复杂和有趣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因此，对这个星球和星球上的诸多国度予以关注乃是一项基本礼仪，惟其如此，才能让我们在面对大千世界时保持开放、好奇和谦卑。
曾几何时，前往乌干达的唯一途径是：先在海面上航行两个月，经过危机四伏的好望角，至达累斯萨拉姆上岸，然后在陆地丛林和沙漠上跋涉数月，其间可能经历众多无法生还的变数。在当时的情形下，心中自然而然能保有这种道理。1859年，约翰·汉宁·斯皮克成为首位进入乌干达并成功返回英国的欧洲人，并将伊尼安夏湖改名为维多利亚湖。回国后，他在肯辛顿的皇家地理学会举办游历讲座，受到八百多名狂热听众的追捧。斯皮克告诉大家，在坦桑尼亚的马尼亚拉湖边，他遭到当地猎人的猛烈攻击，结果被一支标枪刺穿了双颊。几天后，一只甲壳虫爬进了他的耳朵，开始噬咬他的耳膜，最后不得不动用刀子才将之刮出。最终他爬上了茂密的热带山丘顶峰，到达今天的坎帕拉市所在地，这段经历也被形象地记录下来，出现在1863年出版的畅销游记《尼罗河源头的发现》中：
我们穿过了低矮的山坡，展现在视平线里的，是一片富饶而葱郁的风景：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甚为美丽富饶。我瞬间惊呆了。孟加拉或桑给巴尔的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此地。我们的队伍齐声赞叹：天啊！这里的人多么神呐！……我不禁想要停下来住个把月，在这万物欢欣的地方……整片土地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背景是无边无际的［维多利亚湖］……晚上，我把山羊拴在两位熟睡的队友中间的原木上，一匹土狼进入了我的茅屋，羊被叼走了一只……
当年阅读这种文字的读者，假如同时面对一则十九世纪版本的足球运动员绯闻，是不太会因此分心的。
就算在今天，去乌干达的旅程仍然漫长遥远。从伦敦到恩德培，波音767客机需飞行八小时，跨越四千英里，足以提醒我们地球之浩淼程度。飞行六小时之后，客机开始进入乍得上空，下面是毗邻大乌尼昂加的赭色茫茫沙漠。此时欧洲已经远离。又过了一个小时，客机进入北苏丹的领空，于漫长的乏味中，我再次翻开了机上杂志。在客机航程图上，出现了一个个读起来充满奇思妙想和诗情画意的地名：库西山、安杰瑞斯、乌姆布鲁、穆海吉瑞亚，全都是无从想象的陌生地点，如果飞机在此刻出现故障而迫降，那里的居民所拥有的认知及生活方式将会令我大开眼界。待到此时，机舱开始分发昨天深夜在豪恩斯洛配餐的食盒（可选奶酪三明治或鸡蛋水芹三明治），就餐的几分钟里，客机飞行在霍戈利和坦布拉之间。如果步行穿越这两个城镇，大概要花上五天。最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上空，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机长向乘客致谢，并就入境和当地的疟疾疫情发出提醒，接着客机在霍伊马和卢韦罗上空开始下降，并最终在恩德培着陆。目力所及，是沉陷在一片漆黑之中的维多利亚湖，湖面点缀着数百艘小渔船的闪烁灯火。
今天，我们对于“异国”这个字眼已经非常谨慎了。用这样的语气赞美外国，其中包含的褊狭和优越感可能会惹来危险，弄不好还会被指种族主义。国际新闻刻意与游记及各种异国情调的文字划清界限，为了避免对其他文化的过度赞美或批评诋毁，作为妥协，选定了永远中立的语气，从不对其报道的任何犄角旮旯的任何行为方式流露出惊讶。国际新闻似乎从不对自己身处的报道地点感到惊奇，尽管在报道发来的地区，婚礼习俗是新郎在结婚当天送只山羊给新娘，晚饭食谱是香蕉叶子包肉配芝麻酱，午间树荫下的温度可达三十摄氏度。国际新闻泰然接受这一切，从不评头论足，并认为当出现总理涉嫌舞弊这样的事件时，上述细节都可以忽略。
然而，一旦降落在乌干达，我不禁还是感受到了来自异域的震撼：房屋立面上色彩绚烂的手绘广告，宣传的是毕德可公司的黄金煎炸高级植物油的广告；当地遇到的新面孔，名字都起的别致（佩逊思，伊格内修斯，肯尼思）；空气中弥漫着烤肉和篝火的烟雾；秃鹳、织布鸟和蕉鹃在浅蓝色的晨光里盘旋，复而停落在电线杆的顶端；道路中央的环岛内种着无花果树；每当出现误点（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视线里总是可见这句古老的乌干达格言“Mpola mpola, otuuka waala”（大意相当于“欲速则不达”）。
新闻记者总是努力选择最远离本人色彩的语气报道新闻。约翰·汉宁·斯皮克（1827-1864）
4.
当阅读旅游文学时，我们借助叙事者的引导进入异国他乡。他们对异域产生的那些设想、怀有的那些恐惧，可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思念故乡，也会害怕热病和昆虫，也会承认脆弱、激动、绝望等各种情绪。他们平日里虽带有记者般的泰然自若，但如果在通往坎帕拉的干道上看到这样的巨幅标牌，上书“齐心协力，消灭马尔堡病”（流行于乌干达大部分地区的高度传染性出血热，百分之八十的被感染者在染病两天内死亡）这种欠缺说服力的口号，不免也会有所畏惧。
时至今日，任何形式的个人化叙事都被视为对客观性报道的侵犯。于是，国际新闻在报道时避免采用任何带有个性色彩的语态。但是，假如有通讯记者坦率流露出自己对事件的反应，由此导致受众对他国印象产生了扭曲，就算这样的做法确会给受众带来危害，那么，这种伤害相较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毕竟，表面上看似客观且正确无误的报道方式，其实隐含了一种即便面对陌生事物也没有丝毫兴趣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免引发一种令人窒息的乏味感受，从而彻底扑灭了我们探索世界的各种渴望。
5.
新闻忙于将所谓的“重点时事”介绍给受众，却忘了：若要大众对某个国家产生关切，前提在于事先是否接触过涉及当地的视觉或感官元素，因为激发我们对某民族或地区产生兴趣的，正是这些元素。如果要对乌干达新闻产生真诚的关切，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此地几乎每小时下一次阵雨，坎帕拉的芒果树在雨后飘散出甜美的香味，弥漫于拥挤的街道上。我们得见识一下坎帕拉的办公室是何等光景，看看当地的学校如何运作，了解当地人的风俗礼仪，浏览一下当地的《新景报》，看看最新的案情报道：
前医学联合会主席阿波罗·尼扬加西医生因涉嫌与其妻克里斯汀产生财产纠纷并杀害妻子，被判终身监禁。高等法院在周三发出判决，法官珍妮·基贡杜指称，尼扬加西的行为有悖文明。2010年7月24日，尼扬加西在位于瓦基索区克雷卡基拉的自己家中犯下上述罪行。夫妇俩结婚十七年，育有两名子女。鉴于杀妻手段残忍，检察官提请法院就尼扬加西的罪行处以死刑。
这则报道的语气即在提醒我们，此地乃是千里之外的异国。对于男子杀妻，法官仅仅认为是“有悖文明”，检察官提请动用极刑替代更为温和的方式，并不是因为这是谋杀应得的惩罚，而是因为阿波罗杀害克里斯汀“手段残忍”。“涉嫌财产纠纷”听起来也有种令人费解的淡漠（试想：我们发生了纠纷，所以我一锤子把她砸死了……）。这则报道无意中呈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在那里，暴力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为选择，是应对挫折和阻碍的一种条件反射。由于故意伤害罪的威胁在此地如此频繁和汹涌，当地媒体便不像法制健全国度的同行那么大惊小怪，而是只得选择最拘谨的委婉语气进行报道。
斯图尔特·富兰克林，《乌干达总理》，2012年
斯图尔特·富兰克林，《坎帕拉塞丽娜酒店大堂》，2012年
6.
在乌干达，我陪同bbc的通讯记者一起参加了某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是该国总理，几周来他因为失窃案被外国政府和国内人民指控，其景况可谓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在这种场合，新闻机器的第一要务是：引述当事人五十字左右的发言，再补上反对派发言人的五十字回应。
就算是这种新闻八股，也能给想要了解乌干达的旁观者提供一个独辟蹊径的学习机会——例如，研究下这张位置醒目的大幅配图：乌干达总理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在2010年于坎帕拉召开的非洲联盟聚会上的拥抱（也是卡扎菲生前出席的最后一次类似活动）；或者观察下会议桌周围，那70年代风格的巨大黑色真皮转椅——类似三级片导演给剧中大亨安排的那种座椅，正是总理和幕僚们的宝座。
虽然发布会的主角毫无商量地拒绝给出任何符合现代新闻工作规范的答案，这种态度本身也透露了关于乌干达的些许讯息。当记者问他是否考虑因为指控引咎辞职时，他缓缓露出了受伤的微笑，然后用拐弯抹角的戏剧化方式给了一个怪异的回答，说“怪异”是因为这个回答既采用了美国南方浸礼会牧师风格的英文措辞，又结合了刽子手（他的确在安全部门执掌多年）般的阴郁语气。“我的朋友啊，”他这样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这里的各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乌干达人民总是向世界伸出友谊之手。所以对于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各位，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受够了怀疑与指责，承受了太多悲伤。可以确信的是，我们为乌干达人建设的未来，将不再会有灾难降临。我们要许给所有乌干达人一个未来，包括赤贫一族也包括有产一族。用今天，用明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每一天，去建设这样的未来。”显然，这样的声明没法直接塞进下一段新闻简报里。
如果新闻报道有其既定规范，那么用来搭配文字的照片也是如此。新闻摄影的常规要求是：对于会议桌上的脸部特写、主席台前的人物肖像、官员步下飞机舷梯的照片，都不能拍得太出位，更不能追求所谓的“艺术色彩”。但是，陪同本人访问坎帕拉的摄影师打破了规则，于是我们得到了额外斩获，比如抓拍到总理听闻尖锐提问后、眼中一闪而过的惶恐，还有旁边的总理女特助奉命在我们对总理录音时，反过来对我们录音的举动——也许在隐隐提醒我们，国际特赦组织所披露的刑讯逼供室就在我们此刻置身的大楼地下，而钥匙就掌控在他的手里。
优秀的新闻图片能将冗长的主题浓缩成几幅影像。比如要描述举国上下的腐败，只需拍下数名男子在奢华酒店大堂无所事事地等待，或特写乌干达独立五十周年庆祝（虽说这个词用在这里也许有点勉强）游行时某音乐家手中残旧的大号，以表现这个国家的赤贫境地。
斯图尔特·富兰克林，《独立日庆典中的铜管乐器》，乌干达，2012年
7.
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其诗歌《日光兰，那浅绿色的花》（Asphodel, That Greeny flower）中，有这样著名的句子：
想从诗歌里得到新闻
这可真难
但每天都有人悲惨死去
只因缺少
诗歌里能找到的东西
当然，关于“死去”的说法显然是一种夸张。威廉姆斯担心的是，如果不经常接触诗，我们也许会失去活力，停止对内心的探索，忽略同理心的力量，或者变得缺乏想象、脆弱和沉闷。对于威廉姆斯和他的文学前辈乔治·艾略特来说，文学是再度唤醒我们走向世界的媒介。新闻也许看似严肃认真，引得有识之士很自然地设想：新闻较诗歌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但是艺术家却看出：新闻也带有令人麻木的危险影响。
布吕格尔的弟子，《坠海的伊卡鲁斯》，1565年
但是，“诗歌为生，新闻为死”这个公式并不是恒久的定律。“新闻”这个类别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就本质而言，这个词语代表的仅仅是这个世界在某个给定时刻发生的任何事情。问题并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其所大量采用的抑制“生命”的阐述方式。如果新闻编辑室里坐着托尔斯泰、福楼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许媒体就能多提供一些东西，以使我们的灵魂免于“死去”。说到底，《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和《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不正是威廉姆斯给予不公平攻击的对象——新闻事件吗？
8.
在距离《日光兰》出版大约十六年前，诗人奥登在他的诗歌《美术馆》（Muse＇e des Beaux Arts）里，将读者带到了布鲁塞尔，来到《坠海的伊卡鲁斯》这幅画作面前。长久以来，这幅油画被世人认为是布吕格尔的作品，但现在发现其实是其弟子所作。
该油画展示的是一幅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光的景象：航船拉起了风帆，牧羊人在照看着羊群，远方的城市看起来繁荣有序。但是在画布的右下方，一场悲剧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当时如果有新闻媒体的话，头条应该是别的事件）：鲁莽的伊卡鲁斯，因为自制的蜡翅膀被太阳烤得融化了，刚刚坠入海水走向死亡。画面正中央有个专心耕地的农民，影射的是一句流行谚语：“人照死，地照耕”（No plough stops for the dying man）。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伊卡鲁斯，但是当时作画的画家和后来作诗的诗人看到了。奥登想要告诉大家，这就是艺术家的本分：对于那些琐碎和隐蔽的东西，他们较耕地的农民、牧羊人、你和我，还有匆忙的记者——更具慧眼。而要改变习以为常的冷漠和麻木，依靠的正是这些东西。
9.
我们需要的国际新闻，应更执着于细节、能开放汲取某些艺术经验，从而点燃我们对事件的兴趣，还能允许诗人、游记作家和小说家向记者传授其技能——甚至偶尔能为这些人在新闻采编室的某个僻静角落设个办公桌——如此这般，我们就不会总是不知不觉地错过这个星球上那些较不显眼的美好与悲剧。
《坠海的伊卡鲁斯》局部细节
摄影
通用的奥巴马总统照片（摘自Getty图片库）
1.
在现代新闻编辑室里，要论受压迫或吃亏，没有人能比得上图片编辑。担任这个岗位的男男女女负责将新闻素材的视觉部分进行剪裁，他们嘴里几乎总是在重复着同样的抱怨（当然是在老板背后）：“现如今已经没人相信照片了。”
这句话并不是说当前新闻已经不用照片解释事件了，事实并非如此。眼下受众消费的新闻报道里，嵌入的图片数量史无前例。问题在于，图片的制作和展示背后都缺少抱负。我们仍然在使用图片，但却似乎淡忘了拍摄、挑选和付费购买最佳图片的原因。大多数跻身版面的图片都经过压缩，既重复乏味，又一成不变，再加上位置靠边，于是毫无悬念地被当做了一团团色块，仅仅用来分割单色的文字版面。
从实用角度，我们不妨把新闻图片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于佐证的影像，其作用不外乎证实我们在相关报道里业已知悉的人物或事件。于是，如果报道里提到总统发表了演讲，那么旁边的图片就会对此加以佐证。其理念是：事件真相已经用语言予以描述，图片只是被当作另一层面的证据。
无名氏，《亨利四世肖像》，17世纪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亨利四世接见西班牙大使》，1817年
此外，还有一种较为罕见的影像，即启示性图片，其目的不仅支撑文字表述的内容，还旨在将我们的认知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挑战成规是这类图片的抱负。
如果说图片编辑有挫败感，那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新闻产业所要求、所购买的那些照片，几乎总是归于第一类，也就是比较廉价和无用的类别。
2.
将图片分为佐证和启示两大类的二分法也可用于艺术，尤其是肖像画和历史画。例如，我们可以对比下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这两幅完全不同的肖像。第一幅肖像的作者是某位十七世纪无名氏画家。画中的君王看起来仁慈，呆板，迟钝。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幅逼真的画像，但是无法透过肖像提升对国王本性的了解。将这幅画与十九世纪早期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进行比较： 后者的画面中，亨利趴在地板上和孩子玩耍，假装自己是匹马或是头驴。在画布的左侧，西班牙大使前来参见，但是国王要求他多等片刻，等他结束与孩子的游戏。安格尔的油画不仅证实了亨利的存在，以及他蓄胡子的事实，还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位政治家的灵魂。
斯特凡妮·辛克莱，《塔汉尼与加德达，也门》，2011年
3.
每一幅优秀的新闻图片，都应该填充我们之前对于真相残缺而褊狭的认知。
举例而言，我曾经以为我了解童婚，但是直到我看见辛克莱的一幅摄影，才明白原来婚姻里的年轻新娘其实并非儿童。一场婚姻迅速将她们变成了身材稚嫩的成年妇人，脸上的神情也瞬间流露出恭顺、严肃和背叛的悲伤。而她们身后的丈夫也并非是我曾经想象的粗鲁成年人。他们面相厚道无辜，脸上带着困惑，仿佛自己也还是孩子。实在难以想象，这些心酸、荒唐、倒霉的夫妻能给彼此带来什么慰藉。
马努·布拉博，《叙利亚阿勒颇达尔希法阿医院附近，一名叙利亚父亲抱着惨遭军队杀害的儿子尸体哭泣》，2012年
斯图尔特·富兰克林，《金沙萨的街头》，2004年
我曾经以为自己知道，战争总归不是什么好事，爆炸的榴弹有时会杀害无辜，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内心是有多么支持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牺牲某些重要的战略利益可以避免战争，从而让图片中的父亲不至于怀抱着淌血的儿子痛哭哀嚎，自己根本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
我曾经以为我了解世界，但现在我才发觉，尽管看过无数图片、读过许多出版物，我对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丝毫印象。我缺乏关于智利和秘鲁的视觉印象，不知道布隆迪或尼日尔是什么模样，无法想象布基纳法索或所罗门群岛的面貌——因此，我不禁对这帧照片深深着迷，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我金沙萨的商店里卖日常用品，那里通行的语言是法语（图片中“Vente des Appareils Electromnager”为法语，意为“本店售卖家电”），而且当地的年轻人不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也仍然没忘记欢笑和玩乐。
皮特·索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总统办公室外间接待一名白宫职员的儿子，假装被蜘蛛侠的网抓住了，2012年
我也曾经以为了解奥巴马总统，因为我见过许多他站在象征总统地位的老鹰徽记前发表演说的照片。我知道为了获得选票他能干出造假的事，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他也有美好的一面，也会耍把戏逗孩子开心。因此我盯着这张白宫摄影师皮特·索萨拍摄的照片看了很久，心里想着画面中的奥巴马就像四百年前的亨利四世一样，当他屈尊陪孩子玩耍时，也许正是最动人的瞬间。
4.
作为新闻报道的读者，我们见过了太多糟糕的摄影图片，以至于我们都想不起偶尔停留目光，对少数优秀的作品予以注视。在阅读文章的间歇，如果把目光转向随附的图片，花上半分钟时间，带着领略独到之处的期望，像欣赏博物馆里的油画那样打量片刻，简直会让人觉得怪异。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摄影的潜力——它本是一介信息载体，也肩负着重要职责：在我们一再自负而莽撞地认定自己早已熟知世界的状况下，图片能够引领我们以适当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