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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失落令现代社会感受得尤为深切，那就是群体感的失却。我们往往会猜想，曾经存在过某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可惜它后来被冷漠无情的匿名社会关系取代了。在如今这个匿名社会里，人们寻求相互间的交流接触基本上只是为了特定的个人目的，如出于经济上谋利、社会上晋升或者感情上爱恋的需要。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怀旧心态，部分原因是痛感当今的人们不愿意向困顿之辈施予援手给予救济，但也可能是有感于某些较轻微的社会冷漠现象，例如，人们不再在街上相互打招呼，或者不再帮助邻居老人买东西。我们生活在茫茫无边的城市里，却不过被囚禁在按照教育、阶级和职业划定的封闭圈子内，并且惯于把其他人等视为站在对立面的敌手，而不是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乃至自己渴望与其友好相处的伙伴。在公共空间里，跟陌生人随意搭话简直就是非同寻常的古怪举动，一旦年过三十，再交个新朋友恐怕都会让人相当意外。

到底是什么侵蚀了我们的群体感？在试图弄清这个问题时，人们传统上把一大原因归结到宗教信仰的私人化身上，这是欧洲和美国19世纪所发生的变迁。历史学家提出，我们开始无视邻居之时，大致就是不再聚在一起敬拜上帝之日。透过这种推断，我们更应探讨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在变迁之前，宗教为强化人们的群体归属感都做了些什么呢？更现实地说，世俗社会如果不依赖那个曾经捆绑在一起的神学上层建筑，到底有没有可能重拾这种群体归属感？换言之，是否可能恢复群体归属感，同时又不必站在宗教的基础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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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更细致地考察现代异化之原因，我们的孤独感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单纯的数字问题。这个星球上生活着几十亿的人口，这就使得跟陌生人搭话这样的想法比起人烟稀少的年代要更加可怕，因为社交的深入程度似乎与人口的密度呈反比关系。一般而言，我们与他人欣然交谈，其隐含的前提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彻底回避这一交谈对象。贝都因人的帐篷周围，方圆一百公里都是荒凉孤寂的沙漠，他当然会有心理动力，向每一位路过的陌生人提供热忱的欢迎。可是，对于同时代居于城市的人而言，尽管他同样的心地善良、热情好客，但为了维持起码的内心宁静，他就必须对身边的同类表现出熟视无睹的神情，哪怕这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就在你周遭几厘米外吃喝拉撒、睡觉做爱、争吵不休、生老病死。

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如何与他人接近的问题。通常，我们与他人相见是在通勤的轨道交通车厢里，在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在机场人群集聚的大厅内。这些公共空间加在一起，投射出一个我身渺小无足轻重的画面，会让我们自惭形秽，很难再有能耐去坚信，每个人必然都是血肉丰满、个性独具的万物灵长。沿着伦敦闹市牛津街走上一程或者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换乘一次，恐怕你就很难再对大写的人性寄以厚望。

过去，我们感觉与邻里乡亲关系热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往往也是我们劳动中的伙伴、工作中的同事。当时的家不会永远是早出晚归的匿名宿舍，乡邻之间相互熟识并非因为大家都是语言交流的大师，而是因为需要一起晒收干草、翻盖校舍屋顶，而这种活动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强化彼此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决不会长久容忍本地生产和乡间作坊，它甚至会巴望我们完全不跟周围邻居接触，因为它担心邻居们可能把我们堵截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妨碍我们完成一宗网上购物的交易。

过去，我们结识他人，是因为自己别无选择，只得向人求助，当然反过来人家也会求助于我们。乐善好施是前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时的世界里，没有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公共房屋、消费信贷，向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借点钱，或者给流浪乞丐施舍一点，乃是司空见惯无可避免之事。要是街上有个病人、弱者、迷路人或者无家可归者走过来，当年的路人可不会立刻转头移开目光，心想政府有关部门会处理这个问题的。

单纯从钱财的角度看，我们比起先辈们可要慷慨很多了，毕竟已把自己收入的一半用于公共福利目的。但是，我们这样做时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大家是通过税收体系这个匿名机构转移财富的。什么时候真的想到这一点时，那也很可能是我们心怀愤怒，觉得自己的钱被用来供养了不必要的官僚机构，或者用来采购了导弹。我们的税收也为社会中不那么幸运的人采购了干净的被单、食物、住所、每日用量的胰岛素，但我们很少感觉到自身与这些人有什么直接联系。不管是捐赠者还是受赠者，谁也未曾觉得有必要说声“请吧”或者“谢谢”。我们的捐赠从来没有像基督时代曾经的那样，被定格为互相依存关系中的生命线，而在曾经构想的那种精致复杂的关系中，该生命线对受赠者有实际好处，对捐赠者也是有精神收益的。

由于大家都封闭在“蚕茧”一般的狭隘空间里，我们想象并体味他人境况的主要方式已变成了媒体。于是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是杀人凶手、街头骗子，或者娈童流氓，而这只会强化自己的本能冲动，仅仅信任那些既有家族和阶级网络已为我们筛选过的少数人。在某些十分罕见的场合，暴风雪、大停电之类的突发事件成功地打破了我们封闭的蚕茧，把我们扔到了陌生的人堆里，这时候，我们往往会惊奇地发现，身边的公民并没有表现出一点点要腰斩我们或者猥亵我们孩子的意思，倒是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心地善良和乐于助人。

尽管我们可能已经离群索居，但显然还没有放弃要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全部希望。在现代城市寂寞的峡谷中，没有哪种感情比“爱”更受到敬重。然而，这不是宗教所言说的爱，不是那种天下一家的人类大爱，而是一种包藏嫉妒的、对象限定的、最终也更小气的爱。这种浪漫的爱驱使我们疯狂地追求单独的某个人，期望与之达成一种毕生的交融关系，而且，这个特定的人将让我们不再有需要去面对普天下的其他人。

幻想遇到一个人，从此不再需要去面对其他人。

现代社会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接触到某种群体，可这种群体本质上也还是在膜拜职场成功。某晚会上，当人们问“你做什么工作？”我们感觉自己在梳妆打扮试探门路，如何回答上述问题将决定，是会受到热烈欢迎还是从此被彻底抛弃。在这些徒有共享之名、实则充满攀比的聚会上，只有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才真的能折换成通用的货币，用来买到陌生人的殷勤奉承。尤其能起作用的就是我们名片上的头衔，于是，那些选择终生看孩子、写诗歌、种果树的人一定会醒悟到，自己已经违逆了权贵阶层的流行风尚，因此只配在边缘地带自生自灭。

有鉴于如此这般的势利眼光，毫不奇怪的是，我们中很多人在选择投身职业生涯时，诚可谓带着某种复仇之心。在这个世界中，既然大家都把职场成功当作头号标记，借此不仅谋得安身立命的经济资源，而且赢得令自己心花怒放的羡慕目光，那么，埋首专注于职场工作，对其他一切几乎都不闻不问，便是一条貌似充分有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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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似乎非常了解我们的寂寞之心。即使我们很少相信它们所说的来世重生，很少相信它们教义的超自然起源，但还是应当对其表示钦佩，钦佩其深通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隔膜，钦佩其努力化解通常妨碍我们与人沟通交流的那一两条偏见。

诚然，对无神论者而言，天主教的弥撒并非理想的聚会场所，那里的大多数对话要么有悖于理性，要么干脆就无法听懂。弥撒延续的时间也很长，直让人昏昏欲睡难以克制。可是，这个仪式仍然充满了诸多要素，能够润物细无声地增强聚会教徒之间关爱的纽带。无神论者理应研究这些要素，不时还可加以借鉴，转用到世俗生活当中。

天主教培养群体归属感是从场景建设开始的。它先是划出一块地，四周立起墙壁，再宣告，四墙以内的范围将树立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会迥然有别于城市办公间、体育馆、起居室这些外部世界通行的观念。普天下的建筑物无不为其主人提供了调节到访者期望、定下相应行为规矩的种种机会。艺术馆为人们默默注视油画作品的习惯提供了专门的场所，夜总会则让人们喜欢随手弹唱的天性得到尽情发挥。对教堂而言，凭借其诸多高大的木门和刻在门廊周围的三百尊石天使，给了我们平时少有的机会来斜靠一边，与陌生人打个招呼而又不至于被认为心怀恶意或者神经错乱。我们获得的承诺是，在这里，套用弥撒进堂式上的致候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共融”与到场的教友同在。教会将其日久天长所积累的无上声誉、深厚学养和建筑辉煌给予我们，让我们放下羞怯之心，向陌生人壮胆敞开自己的心灵。

聚会教徒的人员构成也别开生面。出席者一般不会整齐划一，拥有相同的年龄、种族背景、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他们不过是随意的组合，纯由某些共守的价值观念将不同的心灵联结在一起。平时我们都分别活动于各异的经济和社会小团体中，而弥撒却积极地打破这种隔阂，将大家汇入宽阔的人性海洋。

在这个世俗的年代，我们经常想当然地以为，热爱家庭与群体归属必然是同一的。现代政客们谈论修复社会的宏愿时，即把家庭称颂为群体生活的核心象征。然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却更加明智，也更少煽情，因为它承认，对家庭的依恋实际上可能会缩小我们爱心的圈子，会转移我们对更大事务的关注，比如，会妨碍我们去理解自己与全体人类的关系，妨碍我们去学会在热爱亲人之外也热爱普通朋辈。

正是抱着此类大群体的追求，教会要求我们把一切对世俗地位的迷恋放诸脑后，它转而崇尚的是慈爱和施舍这样的内在价值观，而不是权力和金钱这样的外在标记物。在基督教最伟大的成就中，有一项成就是，除了援引和风细雨的神学辩论外，它能够在不动用任何胁迫手段的情况下，说服君主显贵和达人大亨，让其在一个木匠的塑像前屈尊下跪，并且为种田人、扫街者、马车夫涤足洗脚。

不过，教会所做的并非只是宣告说世俗的成功无关紧要，它还是用了各种方法让我们想象到，没有世俗成功我们照样可以得到幸福。教会充分理解为何人们醉心于世俗功名，所以它设定了某些条件，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条件范围内，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对等级地位和名利头衔的眷恋。教会似乎清楚，我们之所以费尽心机要再上层楼，主要是因为担心，假如没有高位会落到何等的地步，自己会不会被剥去尊严、仰仗他人的施舍、失去朋友而门可罗雀、不得不在令人心灰意懒的低劣环境中了此残生。

弥撒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设法逐一矫正这样的忧虑心。用于举办弥撒的建筑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富丽堂皇，单从技术上讲，它的砖砖瓦瓦全部旨在颂扬人类的平等，然而，建筑本身的精美一般要超过宫殿。置身于弥撒的集会行列也令人神往。平时的风尚鼓励庸庸碌碌、压抑着丰富的天性，跟人家攀比注定让自己苦恼不已。越是这样，人们越想要出人头地、支配他人，于是，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了一种工具，借此可以让我们脱离自己所憎恨和恐惧的人群。但是，当大教堂内的教友们开始唱响《荣归主颂》时，我们多会感到，这里的人群完全不同于在教堂外的购物中心或者破落的交通枢纽站所见到的人群。这里的陌生人都注视着星星点缀的穹顶，齐声祈祷：“主啊，福临人间吧，请以你的荣光，赐予我们力量！”此情此景，应让我们体会到，人类的生存或许不该太过悲苦猥琐吧。

正因如此，我们可能开始领悟，自己不必那样疯狂地工作，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希望通过职场成功去赢得的尊重和安全，已经可以在这个温暖感人的群体中获得，该群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丝毫没有设立任何世俗的门槛。

如果说弥撒中那么多次提及贫穷、悲伤、挫败、失落，那是因为教会把病患者、弱智者、绝望者、衰老者也视为人性的典型侧面，而且更有深意的是，也将其视作我们自己的典型侧面，哪怕我们惯于否认这一点。一旦把这些侧面呈现给大家，当能够正视它们时，我们便深感人间需要彼此的关爱。

在高傲自大的时刻，七宗罪之一的傲慢——奥古斯丁教义中所谓骄傲——会主宰我们的个性，将我们闭锁起来，从而脱离周围人群。当我们心心念念之事无非是夸耀自己如何顺风顺水呼风唤雨时，在他人眼里我们便变得了无趣味，你不过把周围人当作了炫耀自身的对象。只有敢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忧虑和懊悔时，友谊才会有成长的机会，弥撒仪式便鼓励人们抛别傲慢。世上有许多我们害怕曝光的纰漏，有许多会招人嘲笑的失误，也有许多让狐朋狗友臭味相投的秘密，如此之类原不过是人类生活的正常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在这样的场合闪烁其词或者刻意撒谎。弥撒所在的建筑物专门用来铭记并尊重普通人的恐惧和弱点，这样的普通人绝对不是远古传说时代屡见不鲜的英雄，绝对不是罗马军团里神勇无畏的战士，也绝对不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富贵政客。然而，这样的人最值得被奉为至人，最值得被加冕为王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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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弥撒期间既没有打瞌睡又的确领悟了其中的教益，那么待其收场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撒应已成功地把我们从习以为常的自我中心主义刀刃上解救了下来。它也应已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可用来修补现代世界某些积习已深的流弊。

这些启示中，首要的一点是，应当把人们带到教堂之类的独特场合，这种别致的地点本身应该足够吸引人，足以唤起人们合群的热情。它应该激发到访者放下平时那颗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心灵，转而快乐地沉浸到与集体打成一片的精神中。在大多数现代社区中心，此等场景不大可能出现，因为相当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社区中心的外观就在强化人们的固有想法，让其觉得加入任何的集体交流活动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第二点，弥撒隐含了一个启示，即应当重视提出一些用以指导人们相互交往的规矩。弥撒经书对弥撒的礼拜过程作出了指南性规定，要求集会的教徒们在特定的节点或仰视，或起立，或下跪，或歌唱，或祷告，或饮食，这些关于礼拜仪式的复杂规定证明了人性的一个基本侧面，即有必要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加以指导。为了保证能够打造丰富且有尊严的人际纽带，制订一套严格编排的活动程序，比起放任一个团队毫无目标地自行交往，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人为的作品仍可打开通向真挚感情的大门。关于如何举行弥撒，1962年版《罗马弥撒经书》载有拉丁文和英文训令。

从弥撒可以学到的最后一点启示跟弥撒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弥撒成为礼拜仪式之前，在教徒们坐在位子上面朝祭台、祭台后的神父手持饼酒之前，弥撒就是一次普通的会餐。如今我们所知的圣餐最初只是一种聚会，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为了庆祝最后的晚餐，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家务，围桌而坐，桌上一般放满了酒、羊肉，还有一片片未经发酵的面包。在这里，大家交谈、祈祷、重申对耶稣以及对各自的义务。正如犹太人有安息日餐，基督教徒也理解到，只有当我们口腹之欲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往往最愿意让自己的头脑去关注他人的需要。为了弘扬那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美德，这些餐会因此被称为“团圆筵”（或称“爱筵”），在耶稣死后至公元364年老底嘉会议之间这段时间里，基督教团体定期举办这样的爱筵。只是在有人抱怨某些筵席过分丰盛纵情之后，早期的教会最终作出了那个令人扼腕的决定，即“团圆筵”应当加以禁止，信众应当在家里与家人共餐，餐毕之后再出来聚会参加如今我们所知的圣餐这一精神性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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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讲一讲餐饮的问题，因为现代生活中群体归属感的缺失也反映在我们吃喝的方式上。当然，现代世界并不缺乏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场所，城市照例仗其饭店餐馆的数量和质量而引以为豪。可是，值得关注的是，几乎到处都缺少那些可以帮我们把陌生人变成朋友的场所。

在成为礼拜仪式前，弥撒就是聚餐。

尽管当今的餐馆也没有少讲朋友相聚的好话，但它们所提供的不过是某种不足以解渴的虚幻景象而已。诸多夜晚光顾餐馆的人表示，这些地方一定是逃离匿名、摆脱冷漠的好去处，但事实上，它们没有什么系统的途径来让顾客们相互认识，来消除他们相互间的猜疑，来打破致使人们彼此隔离的藩篱，来让他们敞开心灵并倾诉自己的脆弱心理。全部的焦点就是盘中食物和背景装潢，而不再是创造机会努力延伸博爱和加深情义。餐馆与家里一样，一旦吃东西本身变成了主要的吸引力，人们关心的只是小牛肉片的纹理或者密生西葫芦的水分，那么可以肯定必然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如此一来，酒足饭饱的客人们在离开餐馆时，往往与进来时差不多，用餐的经历无非强化了原有的圈子壁垒。餐馆饭店如同现代城市中的诸多机构一样，也许擅长将人们聚拢到同一个地方，但一旦大家到了那里，它们却待客乏术，无法鼓励客人进行有益的彼此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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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知道了弥撒的好处，也了解了当今宴饮方式的缺点，我们便能够设想一下理想的未来餐馆，这个“博爱餐馆”将可真正体现圣餐中最深奥的用心。

这一餐馆将有一扇开放的门，进场费用较低，内部设计引人入胜。在座位安排方面，通常让我们彼此分割的族裔及其他圈圈都会被打破，家人和夫妇都会被分开，非亲缘关系会重于亲缘关系。每个人都可心安理得地接近他人并与他人搭话，不必担心遭到冷遇或者受到责难。客人们单纯依靠占有共同的空间，就能像在教堂中一样，发出自己归于群体、忠于友谊的信号。

食物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杜乔·迪·博宁塞尼亚，《最后的晚餐》，1442年。

与一群陌生人围坐在桌边有个无与伦比的奇特好处，那就是，要想不受惩罚地记恨他们可能会增加一点难度。人际偏见和族群纷争本源于心不在焉和凭空想象。然而，同餐共饮时促膝而坐，互相传送着盘子，一起展开餐巾，甚至是请陌生人把盐递过来，如此等等，会让我们难以再对奇装异服、口音有别的陌生人固守成见，不会再觉得非要把这些异乡人送回老家或者痛打一顿不可。为了缓解民族冲突，世人出台了诸多堂而皇之的政治决议，可是，真要在互相猜忌的相邻族群之间培养宽容心，除了强迫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外，恐怕很少还有更加有效的其他方法了。

许多宗教都意识到，进食的时刻特别适合进行道德教化，或许是马上有东西可吃的前景会诱使人们收起平时的抗拒心理，面对桌上的美味佳肴，我们会禁不住想对他人也慷慨一番。宗教也充分了解我们非思想性的口腹之欲，知道不能单靠言辞这样的媒介让我们弃恶向善。它们也认识到，用餐时的人们是一群被逮住的听众，他们更可能会交替吸纳精神的和物质的营养，所以宗教惯于把餐饮场所变成乔装打扮的道德课堂。我们还没有咂第一口酒，它们就让大家停下，先说出一个想法，让这个想法像药片一样随着液体一起吞下。在两道菜之间，借着大家满足的神情，它们会让我们听一段说教。宗教还会用具体种类的饭菜和饮料来指代抽象的概念，比如，会告诉基督教徒，面包代表了基督神圣的身体；也告诉犹太教徒，逾越节上那盘切碎的苹果和坚果就是他们被奴役的先人用来建造埃及仓库的灰泥；还告诉禅宗佛教徒，杯中缓慢泡制的茶水正好象征了轮回世界中福分无常昙花一现的本质。

“博爱餐馆”，此乃圣餐和基督教会餐传统的世俗传承。

宾客们在“博爱餐馆”落座后，会发现面前摆着指南手册，其中列明了餐饮时的行为规范，这本手册也许会使人联想起犹太教的《哈加达》或者天主教的弥撒书。这里决不会把哪个人扔在一边，任其自己摸索与人谈笑甚欢的门道，就好像在犹太教的逾越节晚餐或者基督教的圣餐上，决不会让参与的教友自己去跌跌撞撞地瞎摸和胡猜以色列各部落的历史片段，或者就此来实现与上帝的契合交融。

这本博爱指南将会指导就餐宾客在哪些预先规定的话题上应该交谈多长时间。正如《哈加达》规定，逾越节晚餐礼仪上在场年纪最小的孩子只能问那些人所共知的问题（“为什么今晚不同于所有其他夜晚？”“我们为什么要吃未经发酵的面包和苦菜？”等等）。博爱指南上的谈话要点也是为具体的目标而精心炮制，借以哄劝宾客们回避那些语含傲慢的套话（“你做什么工作？”“你孩子上什么学校？”），使之更加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什么事情令你懊悔不迭？”“你无法宽恕哪个人？”“你害怕什么？”）。这样的圣餐仪式将如弥撒场合一样，会激发起最为深切的博爱善心，从而能够让人以深沉博大的悲悯胸怀来关心同类生命的生存状态。

我们将能够悉心体味他人有关恐惧、内疚、愤怒、抑郁、苦恋、不贞的讲述，这些故事会给你留下某种印象，感到大家都处在一种集体精神错乱以及不无可爱的脆弱状态之中。这样的交谈将撩开我们戒备重重的外表，揭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精神失常这一实情，从而使自己摆脱某些关于他人生活的失真想象，并且获得心理的动力，去向同样备受折磨的旁人伸出援手。

我们得益于拥有那些宣讲用餐规矩的书籍。此《来自巴塞罗那的哈加达》（约1350年）是一本有关程序严格的逾越节晚餐的训导手册，旨在宣讲犹太历史教训并激发群体归属感。

会餐时的礼拜仪式对刚参与者而言，开始时无疑会显得稀奇古怪。然而，他们一定会逐渐领悟到，有见地的行为规范的确会激发人们心中的真切情绪。须知，跟一群人一起跪在石头地板上，眼睛盯着祭坛，齐声吟诵“天主啊，我们为信奉你的人祈祷，祈盼他们沐浴在你所赐予的大爱之中，与他人分享并且传播你的慈爱。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请愿，阿门”，这也很难说是油然而生的自然之举。可是，参加弥撒的善男信女并不把此类有条理、有安排的指令与其宗教对立起来，相反，他们欢迎这些指令，因为它们营造了一种在其他随便的场合不可能唤起的浓烈感情。

借助“博爱餐馆”，我们对陌生人的恐惧将会消散，穷人与富人，黑人与白人，虔信者与世俗者，偏执者与平衡者，打工者与管理者，科学家与艺术家，都将同桌共餐。原先那种只从既有关系中获得全部满足的自我幽闭压力将会消解，同样消解的还有那种削尖脑袋、巴结所谓精英圈子、总想攀高枝的心理欲求。

通过集体会餐这样的简单举措来修补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某些破碎裂痕，这种想法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因为他们更相信通过立法力量和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过，这些餐馆并非传统政治方法的替代品，却会构成我们所设想的人际关系人性化过程中的优先步骤，目的在于让大家更加自然地与周围群体进行交往，且在轻松自愿的状态下，放弃我们原先的自私自利、种族主义、好斗成性、畏首畏尾、惴惴不安等心理冲动，须知，这些冲动正是传统政治所关注的诸多问题之根源。

逾越节晚餐：社会机制在此也发挥作用，与议会或法庭中的社会机制一样有用和复杂。

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都为主流政治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是，只有在作别现代政治的行动计划时，它们才对群体归属问题显示出巨大的价值。这些宗教提醒人们，当站在大庭广众中间，与百名相识的人一起齐唱赞美诗歌时，当盛大庄重地为一位陌生人洗脚时，当与邻居围桌而坐分享炖羊肉并倾心交谈时，无不有其价值所在。诸如此类的仪式，决不亚于议会和法庭内的深思熟虑，它们共同把我们这个支离破碎、脆弱不堪的社会凝聚到一起。

赎罪日，以色列的犹太人身着传统的白色服装，走在耶路撒冷空荡的街上前往犹太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