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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宗教启示来重新安排大学教育，不仅涉及课程体系的调整，而且同样关键的是，会包括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就其方法而言，基督教从一开始便受到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见解所引导，这就是我们太容易遗忘。可惜的是，这一见解在负责世俗教育的人那里，从来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知道，我们的心灵受困于古希腊哲学家所谓自制缺失，这是指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交织状态，即虽然知道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却又持续地不愿意行动，不管是因为意志薄弱还是因为心不在焉。我们一方面拥有智慧，另一方面却缺乏恰当的力量在生活中实施这一智慧。基督教把大脑描绘成一个懒散而又易变的器官，它很容易留下印象，但又永远在改变自己的关注焦点，并且永远在抛弃自己的原先承诺。有鉴于此，基督教提出，教育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如何去对抗无知（世俗教育家们即主张对抗无知），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去对抗自身的惰性，此即不愿意身体力行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充分认同的想法。基督教赞同西塞罗的劝导，说公共演说家应当拥有三重能力：证明、娱乐、说服，此外，它也追随希腊诡辩学派的观点，坚信所有的课程都应当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感情。总没有理由让震古烁今、颠倒众生的思想在含混不清的瓮声瓮气中表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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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大学教育的辩护者很少担忧过“自制缺失”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些概念哪怕只在二十岁时听过一两次，哪怕已经过了五十年的金融或市场调查生涯，而且哪怕这些概念当年是由讲课者站在空洞的房间里以单调的声音说出来的，人们还是会完完全全地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根据这一看法，观点可以从脑袋中流淌出来，其随意的样子很像倒拿的手提包倒出东西一样，或者，观点可以像说明书一样平铺直叙了无修饰地表达出来，一点也不会伤及相关精神活动的总体目标。自从柏拉图攻击希腊诡辩学派更关注说得动听、反倒不关注诚实思考之后，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固执地质疑口头的和笔头的滔滔雄辩，他们相信口若悬河的教师会用甜言蜜语别有用心地掩盖其不可告人或者乏善可陈的想法。以何种方式来传达一个想法被认为无足轻重，至少它排在该想法本身的质量之后。因此，现代大学没有特别重视演说才能，倒是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重视真理本身而不是表达技巧，足以保证真理得到成功而且持久的传播。

我们的大学教师不大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被奉若神明的下颌，置于帕多瓦圣安东尼大教堂圣盒中，约1350年。

完全无法想象，哪一位当代大学的讲课教师在故世之后，自己的遗体会被绑缚在桌子上，脖颈被切开，喉管、舌头、下颌被取下，再安放到一个镶饰有宝石的金色盒子里，然后展示在一个圣祠中央的壁龛中，而这个圣祠专门用来纪念其不凡的演说天才。然而，这一切恰恰就是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得到的待遇，他是13世纪圣方济各会教派的修士，后来依仗其公共演说方面出类拔萃的才能和精力而被册封为圣人。他的发声器官陈列于家乡的天主教大教堂，依然吸引着来自天主教世界各地的慕名朝拜者。依照圣徒传记，圣安东尼一生中总共作了一万场布道，而且能够感化最最铁石心肠的罪人。甚至有传说称，有一天在里米尼，他站在海滩上，开始对着并无特定听众的大海慷慨陈词，很快他居然发现，一群鱼儿已经围拢过来，成了一批无比好奇、显然陶醉其中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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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不过是基督教悠长而自觉的演说传统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诗人兼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约翰·多恩在自己的布道中，也展示了足可媲美圣安东尼的感化劝导才能，他能将复杂的思想化解为轻松自然的清澈道理，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为了消除听众在布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厌倦，多恩会每讲几段就稍作停留，以便总结自己的思想，而且总结用词都决意要铭刻在听众易变健忘的头脑中。（“年长是一种疾病，年轻是一个伏兵。”）正像一切魅力独具的格言家一样，他拥有炉火纯青的对仗功夫（“失却畏惧，焉得真爱？”），而且，这种修养又与一种抒情的感触相结合，使他能够借助出人意料的形容词凌空翱翔，然后又以一句深入浅出的格言带着他的教徒听众戛然而止。（“钟声为谁鸣，切莫去打听，只要有善心，自然属于您。”）他在处理自己与听众之间的关系时丝毫不会摆出一副教长的面孔。教友们尤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思想的真实诚恳，因为这些都出自一位看来人性浓厚乃至同样会有失误的布道者。（“我平躺在房间，我仰天呼唤，请求上帝和天使降临人间。等他们来到之后，我却冷落了上帝和天使，只因为苍蝇嗡嗡、马车叮当、房门吱嘎。”）

圣安东尼为鲤鱼布道，16世纪彩饰图稿。

近期，基督教的演说传统有了进一步的光大，主要得益于非洲裔美国布道者，尤其是那些属于五旬节派和浸礼会派的布道者。在美国各地的教堂里，星期天的布道可不是枯燥无聊的时刻：听讲者傻坐着，一只眼睛盯着时钟，教堂东面的半圆室里，一位牧师则在读经台上，面无表情地仔细剖析行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正好相反，信众们都需要打开各自的心扉，紧握邻座教友的手，喷发出“对呀”、“阿门，布道师”这样的喊声，让圣灵进入他们的灵魂，最后在一阵欣喜若狂的喊叫中轰然打住。在台上，布道者则通过呼唤与回应，撩拨着集会教友的热情之火，他会令人着迷地夹杂着本地土话和钦定版圣经词汇，反复问道：“愿意说阿门吗？我说你们愿意说阿门吗？”

不管你原来的主张有多么巨大的感染力，如果现在每说完一点，集会的五百人都会齐声欢呼：“感谢你，耶稣”、“感谢你，救世主”、“感谢你，基督”、“感谢你，上帝”，那你的主张不是足以颠倒众生了吗？

关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讲座也能同样动人吗？

精彩的神学辩论总让人欲罢不能，在位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新景浸礼会教堂里，就有这样一场神学辩论从台上顺流而下：“今天我们没有一人身处监牢。”（集会教友说道：“阿门，对呀，阿门，布道师。”）“主怜悯我们。”（“阿门。”）“所以，兄弟姐妹们，我们在精神上也决不应当自我监禁。”（“阿门，布道师。”）“我的兄弟姐妹，听到了吗？”（“阿门，阿门，阿门！”）

这种场面与人文学科的典型课堂相比，反差犹如天壤之别，可是这种反差真的不必存在。世俗学府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能有什么用处呢？讲解蒙田的小品文时，如果每句话后一百号人都激动万分地齐声叫好，那蒙田著作的含义不就可以大大拓展吗？讲解卢梭的哲理时，假如用有节奏、诗歌般的“呼唤—回应”方式来铺陈展开，那卢梭哲学不就可以在你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吗？可以说，只要不把人文老师送到非洲裔美国五旬节派的布道师那里去接受培训，世俗教育便永远不可能成功地挖掘出自己的全部潜力。只有接受了那种培训，谨小慎微的讲课者在讲述济慈、亚当·斯密时才会抛弃现有的自我束缚，才会挣脱举止持重得体这样的虚假观念，才会冲着昏昏欲睡的听众大声喊道：“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吗？”只有到那个份上，那些终于眼泪汪汪的学生才会跪倒下来，听任一些世上最重要的精神观念流入脑海并进而改造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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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除了需要表达得生动流畅外，还必须不断地重复。我们必须一天三番五次乃至多到十次地强迫提醒自己记住所深爱的真理，要不就难以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九点阅读的东西到中午时分我们也许已经忘记，所以需要到黄昏时段再去阅读。必须时时给我们的内心世界提供一种支撑结构，这样心中最好的思想内容才能得到反复的强化，也才能克服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下降每时每刻给你的困扰。

各路宗教都富有智慧地制订了详尽的月历牌和日程表，深切而广泛地介入信众的生活，不会让一个月、一整天、一小时在缺乏精心策划的思想灌输下付诸东流。宗教工作计划几乎会落实到每一时刻，会细致地告诉教友应该阅读什么、思考什么、演唱什么、做些什么，堪称事无巨细毫不疏漏，但确又处之泰然视若当然。例如，《公祷书》规定，信众应当总是在“三一节”后第二十六个星期日晚上六点半集会，此时，烛光在教堂四壁上留下碎影，大家应当听讲次经中《巴录书》第二部分的诵读；1月25日，他们必须一直思索圣保罗的谈话；7月2日上午，则必须反思圣母马利亚之往见，并吸收《约伯记》中第三篇的道德教诲。对天主教徒而言，日程安排还要精细，他们的一天被分割为不少于七次的祈祷。比如，每天晚上十点，他们必须审视自己的良心，阅读一首赞美诗篇，宣告“交托在你的手中”，歌唱《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西面颂”，最后再赞美一番圣母（“永生永世的圣母，怜悯我等罪人吧”）。

相比之下，世俗社会对我们是多么的放任自流！它以为，我们定会自然而然地踏准发现之路，总能找到对自己至关重要的理念，而且，它还让我们在周末放松地去消费和娱乐。世俗社会正像科学一样，特别看重新的发现。在它眼里，重复终究是极度匮乏状态下不得已的做法，故此，它给我们提供着滚滚流淌的新信息，但也因此弄得我们把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例如，我们会被吸引到电影院去看一部新近发行的影片，电影结尾极度动情、无比悲伤，让人情绪激越、感慨万千。走出电影院这一刻，我们誓言要按照银幕上所展示的价值观去重新思考本人全部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洗刷和荡涤自己身上颓废没落和轻狂草率的性格。可是，到第二天晚上，在开了一天的会，发了一天的火之后，当初的电影体验早已人间蒸发。这个世界上，曾经让我们刻骨铭心却转眼灰飞烟灭的东西太多了：以弗所神庙废墟的雄伟壮丽，西奈山上放眼四望的特殊体验，爱丁堡城里余音绕梁的诗歌朗诵，阅读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后的掩卷感受。到最后，所有现代文艺大师都难免烹调大师的命运，即精制的佳品转瞬间被咀嚼个稀烂。当然，文艺大师的作品本身可能不会溃烂腐败，可是其受众的反应却真会销声匿迹。我们虽然敬重文化的力量，但很少承认，对于文化中的具体丰碑，我们的健忘程度着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读一部传世杰作之后不过三个月，我们可能要搜肠刮肚才能回忆起其中的某个场景或者某半句话语。

我们最爱读的世俗书籍并不会提醒我们，读完就扔的一次性阅读方法是多么的漏洞百出。这些书籍不像宗教典籍，没有标示出一年中哪些特定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复习，况且，宗教典籍复习时有二百来人在一起做，还有乐器在演奏背景音乐呢！你可以说在安东·契诃夫的故事中，能够找到跟福音书中一样多的智慧，可是契诃夫的故事集并未附有月历牌，去提醒读者照着计划定期复习书中的金玉良言。假如我们试图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编出诵读语录，一定会有人指责我们稀奇古怪。我们最多不过是在自己最喜欢的句子下面不成系统地划一些线，下次或许在等待出租车的偷闲时刻碰巧再扫视一遍而已。

我们不会记住不复习的东西：天主教对有关篇章的日程安排。

宗教的追随者不会觉得有这些问题。对犹太教徒而言，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每次两节、大声朗读《摩西五书》，这一仪式自公元前537年“巴比伦囚虏”时期结束以来，一直是他们宗教的核心内容。在犹太历提市黎月第二十二天，“庆法节”标志着一年会堂诵经的结束以及下一轮的开始，这时，《申命记》最后一节、《创世记》第一节都需要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很奇特的是，被指定阅读《申命记》34:1—12的信徒会被称为“律法新郎”，而负责阅读《创世记》第一篇的人则被称为“创世新郎”。我们这些世俗之辈或许觉得自己还是很爱读书的，但如果跟这两个新郎比，我们对书的喜爱简直显得有点冷淡。须知，这两个新郎要绕教堂走七个来回，唱出他们的喜悦并且乞求上帝开恩：“赐予我们吧！”与此同时，教堂中的其他信众则挥舞旗帜，互相接吻，向所有在场的孩子抛洒糖果。而世俗这一边却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设想一下，当我们合上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页，假如进而去争取那份成为“斯万家新郎”的荣耀，世俗社会一定会对我们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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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俗社会也不是不熟悉月历牌和日程表，在跟工作相关的方面我们太了解这些东西了，对于午餐会面、现金流预测、缴税截止日期之类的日期提醒，我们无不欣然接受。不过，我们似乎觉得，假如把回头再读沃尔特·惠特曼、马可·奥勒留跟记事册联在一起，纯粹是扰乱个人的自发兴致。《草叶集》和《沉思录》也许让人感动，但我们否认有必要每天去复习回味，即使我们希望这些书籍能够对本人的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更让我们感到惊恐的不是自己可能会彻底忘掉书中的内容，而是担心自己被迫刻板地按照计划去接触某些思想，我们总以为这种做法会产生窒息心灵的后果。

然而，我们确实在遗忘这些东西啊！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刺激，其中最夺人眼球者当数被统称为“新闻”的滚滚洪流。这一大块内容在世俗世界所占的权威地位等同于宗教世界中的祈祷日程表，其新闻播报以超常的精确性覆盖着祈祷时间节点：晨祷已变形为早餐新闻播报，晚祷则变形为新闻晚间报道。

新闻的声望立足于一个未曾明言的假定，即由于现代史上两大推动力（政治和技术）的作用，我们的生活永远处于重大转变的边缘。因此，地球上必须铺上纵横交错的光纤电缆，机场的候机厅必须装满电视屏幕，城市的公共广场也必须镶嵌不断跳动的股票价格表。

相比而言，宗教几乎不需要借助不断翻新的新闻播报来改变或形成自己的见解。那些稳定性较高的伟大真理可以写在精制羊皮纸上或者刻在石头上，不必流淌泛滥在手持屏幕上。在十六亿佛教徒看来，自公元前483年至今，还没有什么具有改变世界意义的消息；对基督教徒而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公元30年复活节星期天前后已经终结；而在犹太人眼里，历史的分界线早已划在公元70年罗马执政官提图斯夷平第二圣殿稍后的时候。

即使不赞同宗教日程安排中的具体含义，我们也还得承认，自身已经因为杂乱无度地追逐新奇而付出了代价。偶尔到静夜时分，在收看了一条新铁路开通的报道，或者听完了关于移民问题辩论所作的烦心总结后，我们终于让电视机安静下来，这时我们会感到怅然若失。我们会意识到，在费心跟踪关于人类雄心勃勃地迈向技术完美和政治完善的报道过程中，自己实已丧失了重温某些真理的机会。这些真理低调朴素，我们在理论上虽已了解清楚，但却忘记了在生活中加以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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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文化的这种态度从教育领域漫延到了其他相关领域，比如，在书籍的制作和销售中，也充斥了类似的可疑思想。

在这方面，世俗社会同样提供了超出消化能力无穷倍的内容，弄得我们不得不苦苦挣扎，以设法抓住一点最有用的东西。21世纪初攻读人文学位的本科生，即使其勤奋程度属于中等水平，毕业前可能也需要翻阅八百本书。相比之下，1250年时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要是拥有三本书已算是走运的了，这点有限的收藏会包括一本《圣经》、一本祷告集、一本圣贤行状汇编，但其代价足有居家房舍那么高。假如我们如今哀叹这个书山书海的时代，那是因为意识到，要想最有效地开发自己的智力和情感，并不是靠阅读得更多，而是靠聚焦某些书籍，加深理解并时而复习。我们为自己还有那么多书尚未阅读而惶恐不已，但看不到自己已比奥古斯丁或但丁多读了很多很多，也因此看不到，我们的问题纯粹就是自己吸收的方式问题，而不是自己消费的范围问题。

世俗社会经常极力主张，我们应该感到无比欣喜，不仅有如此大量的书籍，而且其价格还是如此之低。可是，不应当认为这两种情况必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优势。谷登堡之前时代，一册《圣经》蕴含了代价高昂、煞费苦心的手工技艺，书页边空处花卉的插图样子、对约拿和鲸鱼朴拙的刻画，以及圣母头顶的湛蓝天空和点缀其中的奇异飞鸟，无不透露出精工细作的态度。这种制作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注重在收敛的基础上用足工夫，并且期望把一本本单独的书册制成赏心悦目的作品，从而突显其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

技术进步已使得因拥有一册书而心存感恩显得多少有点荒唐，但尽管如此，物以稀为贵这一心理并未过时。当年制作一册犹太托拉经卷，一名抄写者誊抄《摩西五经》要花上一年半的时间，抄经的羊皮纸来自于按特定仪式宰杀的山羊，羊皮还要在按教规配制的苹果汁、盐水、五倍子混合液中浸泡九天。对于此番用心，我们自应崇敬有加。我们谅必愿意用一些很容易散架的平装书去交换几册精良的经卷，这些精装书卷，通过其材料的厚重、版式的雅致、插图的精美，传达了一种愿望，即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在我们的心灵占有一个恒久的位置。

价值连城的书：15世纪末一部祷告集中精制羔皮纸彩饰图页，描绘了《贤士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