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作场所最显著的特征与计算机、自动化或全球化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种普遍的信念，即我们的工作应该让我们快乐。此前所有的社会都将工作置于核心地位；我们的社会首次提出，工作不仅仅是惩罚或忏悔，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我们的社会首次表明，一个心智健全之人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也会从事工作。我们的社会与以往的社会不同，还在于我们通过对工作的选择来定义自身，因此当我们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问他的核心问题不是他来自哪里，他的父母是谁，而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好像唯有这点才能够准确地揭示人生最明确的特征。

关于工作的看法并非一直如此。希腊罗马文明视工作为苦差，最好交由奴隶完成。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生的成就感唯有掌握一笔私人收入才能实现，他们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的劳作，从而自由地投身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企业家和商人在古代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基督教也视工作为苦，不仅认为工作实际上是必须的负担，而且提出一种更加灰暗的观点，即人类被罚辛苦劳作，是为了弥补亚当之罪。工作条件，无论多差，都不可提高。工作之苦，绝非偶然。这种观点是人类社会早期苦难不可避免思想的依据之一。圣奥古斯丁要奴隶服从主人，接受他们的痛苦，视其为他在《上帝之城》中所称的“人类生存之苦”。

现代社会对工作持更为乐观态度的转折点，最初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从关于当时艺术家的传记中更能体现出这一点。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人的生活描述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思想，与我们今天对理想工作的定义非常相似：工作是通往真诚和荣耀之路。艺术工作不仅不是负担和惩罚，而且能够让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我们可以在一张纸上，在一张画布上表达自己的才能，采用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用到的方式。当然，这种新的观点仅仅适用于艺术家精英们（还没有人想过要告诉一个仆人，工作可以开发他的真正自我——这一观点有待现代管理理论去发掘），但它却被所有后人奉为圭臬，用来定义通过工作获得的幸福。

直到18世纪晚期，这一观点才走出了艺术领域。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或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工作被重新定义，不仅是挣钱的方式，而且是“变成自我”的方式。这种观念使需要和幸福相一致，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观点，准确地反映在当代对婚姻的重新定义上。婚姻被描述为一种机构，能够同时带来实际的利益和性与感情的满足（这是一种相当便捷的合并，贵族阶级曾经认为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同时需要一个情人和一个妻子），因此人们声称工作既能够提供生活所需的经济保障，又能够提供激励和自我表达，后者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有闲阶级的专属权利。

同时，人们开始对从事的工作产生一种新的自豪感，因为工作分配的方式体现了某种表面的公平原则。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自传》中说，他最自豪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精英管理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里“美德与天才的新贵族”取代了享有不平等特权、往往既野蛮又愚蠢的旧贵族。精英制度赋予工作新的、准道德的品质。由于享有盛名的、薪水丰厚的工作往往只有具备真正智慧和能力的人才能得到，那么你的工作头衔或许能够更直接地揭示你的本质。现在已经很难把职业成就与内在素质截然分开，也很难说有钱有权者就一定是通过堕落的方式获得其地位。

在整个19世纪，很多基督教思想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基督教思想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对金钱的看法。美国新教教派认为，上帝要求他的信奉者过上世俗和精神双重成功的生活；世俗世界的财富，是另一世界享有高位的证据——这一观点直接体现在托马斯·P·亨特牧师1836年发表的畅销书《财富之书：〈圣经〉证明每个人都有积累财富的责任》中。财富被描述为上帝对崇高的奖励。约翰·D·洛克菲勒在宣称是上帝让他富有时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而威廉·劳伦斯，马萨诸塞州的圣公会主教，在1892年写道：“长期而言，只有那些拥有美德之人才能获得财富。如同赞美诗作者一样，我们偶然也能够看到邪恶者得势，但仅仅是偶然而已。虔诚与财富同在。”

在一个精英时代，卑微的工作不仅令人遗憾，而且就像它们的对立面——好工作更加激动人心一样，是理所应当。难怪人们开始询问彼此从事的工作——然后非常用心地倾听答案。

虽然这一切似乎都值得庆贺，但事实上，如同对婚姻的态度一样，现代人对工作的态度无意中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原因就是其纯粹的愿望和乐观。现在几乎任何工作都有人抱怨与现实应该提供的状态完全脱节。有些工作肯定能让人产生成就感，但大多数工作并非如此，而且永远都不会。所以，我们听一听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些悲观的声音，或许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如此一来，当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开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折磨自己。

威廉·詹姆斯曾经对幸福感和期望值的关系提出敏锐的观点。他认为自我满足感并非要求我们在任何一个努力的领域都很成功。我们通常并不会因为做事失败而深感耻辱，只有当我们把自豪和价值感寄托在特定的成就上，却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才感到耻辱。我们的目标决定我们定义何者为成功、何者为失败。

没有企图，就没有失败；没有失败，就没有耻辱。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尊完全取决于我们决定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自尊取决于我们的现状与我们所认为的潜力的比例。如下图：

自尊=成功/期望

工作中的幸福感现在如此难以获得，是因为我们的期望远远超出了现实。我们期待任何工作都能够像弗洛伊德或罗斯福的工作一样，能够让我们获得满足感。或许我们应该读读马克思。很显然，马克思对于如何达到理想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设想或许并不正确，但他对工作为何经常让人痛苦有着一针见血的分析。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中提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要求一个人因为“他人本身”而尊重他人，而不是把他人当作自己发财致富或扬名显姓的手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及康德的这一论点时，做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谴责资产阶级及其新科学、经济学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实施了“不道德行为”：“〔经济学〕把人训练成机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马克思说，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像涂在机器上的油一样，是为了让他们继续运转。工作的真正目的不再是人，而是钱。

马克思随意地把前工业社会理想化，过于严苛地批评资产阶级，或许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却深刻而真实地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一个商业机构总是试图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机器设备，将其结合，生产出产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进行出售。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个等式中的每个因素本质上毫无差别。都是理性的机构试图以低价购进、有效运作、追求利润的商品。然而，问题是，在“劳动力”和其他因素之间存在一个差别，传统的经济学没有表达这种差异的方式，或没有重视这种差异，但这个差异却毫无疑问存在于这个世界：那就是劳动力会感觉到痛苦和快乐。当生产线变得非常昂贵难以承担时，将其关闭，它们也不会为其不公平的命运而哭泣。一个公司可以从使用煤炭更换为使用天然气，而被忽略的能源不会因此跳崖自杀。但劳动力却不同，面临降价或开除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它”会在厕所隔间里啜泣，“它”会用酗酒来缓解对缺乏成就的恐惧，“它”会在被裁员时选择死亡。

这些情感反应向我们表明，在工作场同时存在两种或许相互冲突的需求：其一为经济需求，要求公司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利润；其二为人性需求，即工人渴望经济安全、尊重和工作保障，如果日子不错的话，甚至使工人渴望快乐。虽然这两种需求或许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平共处，没有明显的摩擦，但所有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的生活中都隐藏着一种焦虑，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在这两种需求之间进行严肃的选择，根据商业系统的逻辑本身，肯定是经济需求最终占据上风。劳资斗争，最起码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尽管工作条件有所改善，雇佣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所完善，工人从本质上而言依然是实现利润的工具，他们自己的幸福或经济保障仅仅是附带的内容。不管在老板和雇员之间发展出何种同志般的友谊，不管工人表现出何种良好的意愿，也不管他们从事同一工作达到多长时间，他们都必须时刻明白，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保证，他们因此而生活在随之而来的焦虑之中——他们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表现，而且取决于他们机构的经济状况；他们也明白，他们只是实现利润的工具，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为自己而活着，虽然他们在感情层面非常渴望这样。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如果我们对现实视而不见，对工作的期待无限提高，那么我们的痛苦将会远超这一切。坚定地相信人生皆苦，是人类几百年来的宝贵财富，是对抗痛苦的壁垒，是梦想破碎的防线——然而人生皆苦的思想却被现代观念培育出的期望值无情地摧毁。

在我们度假结束时，如果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并不期待工作能够稳定地保证获得幸福，工作将会变得更容易忍受，如此一来，我们或许能够缓解自己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