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家乡是苏黎世，你对它最真诚的赞美，就是把它描绘成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城市。当然了，这似乎并不像一种赞美——自从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以来，“资产阶级”一词对很多人而言，是严重的侮辱。“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是智慧的开端，”古斯塔夫·福楼拜如是说，对一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达，对福楼拜而言，这种蔑视是他职业的象征，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一起去东方旅游一样。根据至今依然统治西方想象的浪漫主义价值标准，成为资产阶级，就意味着拼命奋斗，追求金钱、安全、传统、清洁、家庭、责任、审慎，可能还有一边散步一边享受新鲜空气。结果，在过去两百年间，西方世界很少有别的城市像苏黎世这样如此缺乏魅力。

2.瑞士之外出生的漂亮女孩尤其反对前往苏黎世。这些女孩更钟情于洛杉矶或悉尼。即使她们想寻找一个与众不同和居家的地方，她们也会选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或丹麦的哥本哈根。

我总是试图吸引苏黎世的女孩。我总是认为，一个喜欢苏黎世的女孩，必然会喜欢我最核心的内在世界。但这点很难。我还记得与萨莎的一次旅行。她是个艺术家，很有魅力，狡猾无比。我们激烈地争辩，且往往在深夜时分。有时候争吵这样展开：

她：你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我的确喜欢聪明的女人，但可惜的是，你却不是她们中的一员。

我们两个都没有从这种争吵中得到好处。这也能提醒一个人（如果他需要这种提醒的话），恋人往往对彼此粗暴无礼，这种态度在公开的战争之外很难见到。

一个周末，我和萨莎飞往苏黎世。我试图证明苏黎世如何富有异国情调。有轨电车很异国情调，“米格罗”超市、公寓楼的亮灰色水泥、巨大坚实的窗户和小牛腿肉薄片均是如此。谈到“异国情调”，我们总是想到骆驼和金字塔。但或许任何不同的、让我们渴望的事物都配得上这个词语。我在此发现的最异国情调的事物，就是每件东西都非常出色地令人乏味。没有人被乱枪打死，大街非常安静，一切非常整齐，正如大家所说（虽然你并没有看到有人真的会这样去做），一切通常都很干净，你完全可以把午饭倒在人行道上去吃。

但萨莎感到无聊透顶。她想回到伦敦东部的哈克尼区。她无法忍受这种整洁的状态。穿越一个公园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想在墙上乱涂一些脏话——就是想激励一下这个地方。她假意尖叫了几声，一个老太太从报纸上抬起了头。她的百无聊赖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古斯塔夫·福楼拜，他在法国鲁昂长大，鲁昂或许有点像苏黎世，只是没有湖泊。“我好无聊，我好无聊，我好无聊，”福楼拜年轻时在日记中写道。他反复提到，生活在法国，特别是生活在鲁昂是多么无聊乏味。“今天极度无聊，”在一个糟糕的星期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说。“乡村是多么美丽，生活在那里的人多么高雅、多么惬意。他们的谈话关乎税收和道路建设。邻居是个多么美妙的称谓。如果真要表达出他全部的社会重要性，他应该用大写字母来表示：NEIGHBOUR。”萨莎觉得福楼拜很乏味（她尝试过阅读《情感教育》，读到中途便感到厌倦了），但她和福楼拜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在一个无聊的地方生活是何等地无聊。

然而，就像妈妈往往在学校假期即将结束时告诉你的一样，往往是那些无聊的人才会感到无聊——我开始对萨莎的无聊失去耐心。我需要一个内心有趣的人，她不会去要求一个城市必须“有趣”；我需要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当她的城市没“意思”的时候，她会毫不在意；我需要一个洞悉人类灵魂黑暗悲剧一面的人，她能够欣赏苏黎世周末的宁静。萨莎和我很快就不是恋人了。

3.但苏黎世对我的吸引依旧。苏黎世最吸引我的，是在那里过“普通”日子所蕴含的内容。在伦敦过普通日子通常不是一个令人眼红的提议：“普通”的医院、学校、住房或饭店几乎经常令人不寒而栗。当然也有好的设施，但仅仅面向富贵阶层。伦敦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它是一个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

作为现代世俗社会里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群，最糟糕的命运，莫过于“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活着；因为“其他任何人”是这样一类人，它包含了平庸无能者、因循守旧者、乏味无聊者和土里土气者。所有思维正常人的目标，应该是在人群中标榜自己，用其能力许可的任何方式突出自己。但想要不同，必先了解何为普通。有一些国家，其集体提供的住房、交通、教育或医疗让居民自然地试图逃避与群体的交往，把自己封闭在高墙之后。如果做一个普通人，意味着过一种无法满足对尊严和舒适的正常需求的生活，那么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必将无比强烈。

存在这样一些社区，数量更为稀少，很多都具有浓烈的（通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的色彩，其间的公共领域以其原则和建筑让人心生敬意，这里躲进私人空间的需求因此并不强烈。当公共空间和城市设施本身令人肃然起敬的时候，居民们可能会减少对个人名利的追求。仅仅做一名老百姓，就似乎让人感觉不虚此生。在瑞士最大的城市，想拥有汽车、避开与陌生人共乘公交车或火车的愿望，远不如在洛杉矶或伦敦那样强烈，因为苏黎世具有非常出色的有轨电车系统——干净、安全、暖和，其准时性和科技含量能够令人深受启迪。仅仅花上几个法郎，就能够乘坐高效、豪华的有轨电车穿越全市，享受到令一个皇帝眼红的待遇，自己独自开车的理由将微乎其微。

4.酷爱17世纪荷兰画家彼得·德·胡赫，将其列入历史上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多少有点让人难为情。被认为是他创作的170多幅作品中，大多数非常平庸，属于早期的过于粗糙的作品，或属于晚期的矫揉造作的作品。他是个风俗画家，他的画作太漂亮，但还不够漂亮，漂亮程度不如拉斐尔或普桑，与他自己的同胞相比，他缺乏扬·斯泰恩的创新、弗美尔的优雅，或雷斯达尔的密度。他的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似乎有点反动，赞美人类最平庸的活动：消灭虱子、打扫院落。他表现人物并不是很出色；仔细观察他绘画的面孔，就会发现这些面孔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但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喜欢他，其原因酷似我喜欢苏黎世的原因：因为他理解并赞美资产阶级的生活，且不会将其浪漫化。他绘画的世界，尽管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同我生长的苏黎世一般无二。

德·胡赫通常被归入荷兰赞美家庭美德的文学艺术传统。虽然德·胡赫的画作的确积极地看待家庭生活，虽然一个人在看了他的画以后不会受到鼓励去拆散自己的婚姻或让厨房一片狼藉，但把他简单地定义为家庭美德的说教者，未免有失公允。他从未告诉我们疼爱自己的孩子或保持房屋整洁有多么重要，他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母爱和整洁家庭的例子，引人共鸣，动人心弦，我们根本无法反对这些场景。

而且，他的作品没有那些公开宣扬家庭美德的自鸣得意。家庭单纯的快乐表现为一种极其脆弱的成就。批评家或许会说，德·胡赫并没有按照本来面目来描绘17世纪的荷兰，他们或许会指出，很多妇女都被丈夫虐待，很多家庭都很肮脏和破落，德·胡赫蓄意地避免表达血腥、肮脏和痛苦，而是把现实理想化。但是他的艺术从未理想化，因为它深知黑暗力量的存在，知道黑暗力量会随时摧毁这种难得的宁静。我们无需被告知整个荷兰并非一尘不染，穿过德·胡赫画布上走廊尽头的窗户，我们对此已经深有感受。我们无需被告知女人在家里维持的秩序能够被战争或无理的丈夫摧毁，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这种危险。

在《妇女为小男孩准备上学》中，一个母亲在给她儿子的面包上涂黄油，儿子乖乖地站在妈妈身边，一个矮个子男人拿着帽子、穿着干净的灰色大衣和锃亮的鞋子。如果这幅场景不煽情却很动人，那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到母子间的亲密关系转瞬即逝。在画布的左边，一条走廊通向打开的门，一直通往大街，大街上有一栋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斯科尔”。这个男孩将很快把他欠母亲的恩情隐藏，而他母亲多年来为他涂抹面包，清理头上的虱子。

德·胡赫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资产阶级”一词所蕴含的正面意义，这个词我们或许有着各种根深蒂固的模糊联想。它似乎充满了负面含义，它暗示着墨守成规、缺乏想象、拘谨呆板、迂腐固执、自命不凡。但在德·胡赫的世界里，做一个资产阶级，意味着身穿简单却很吸引人的衣服，既不庸俗，也不骄矜，与自己的孩子关系自然，享受肉体快感却不耽于淫乱。它似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想法的完美体现。德·胡赫的作品功德无量，让我们关注平凡环境的魅力和价值，控制虚妄的欲望，避免势利地试图脱离日常生活：晚餐、家务、与朋友共酌。通过关注砖砌建筑的美、抛光门的反射光线、女性裙子的皱褶，德·胡赫让我们在这些无所不在却被人忽略的世界角落找到快乐。

5.在德·胡赫开始创作其最伟大作品的70多年前，蒙田在其《随笔》中有一段落所表达的思想，似乎用语言体现了德·胡赫作品所传达的氛围——进而体现了我心目中苏黎世之所以伟大的品质。为了提醒读者关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蒙田写道：

攻占一个要塞，担当一项重要使命，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指责训斥，开怀大笑，银钱往来，表达爱憎，持家有道——持身有道——既不放任自流，又不文过饰非，则更加难能可贵、更加非凡且更为困难，不管世人如何评说，在我看来，过这种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

很不幸，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总是忘记为小孩在面包上涂抹黄油、整理床铺这些行为本身蕴含着重要意义。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很显然对此无法理解。在一个世纪后评价扬·斯泰恩的时候，他认为斯泰恩的作品尽管很出色，但如果他当时生活在罗马——这个世界上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城市，那么“他就会被列入艺术领域的大师行列”，可惜他却生活在莱顿，像苏黎世那样令人压抑的一潭死水。身在罗马，他就会获得灵感，画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他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乞丐和商人、乡下村镇和喧闹的日常生活。正是德·胡赫——这位荷兰17世纪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之一——证明了乔舒亚 · 雷诺兹爵士的大错特错，与斯泰恩、弗美尔一起，德·胡赫和他打扫庭院的家庭主妇们有资格享有更多的赞美。

6.苏黎世对世人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它让我们明白，在一个无聊的资产阶级城市里，我们可以获得真正富有想象力和人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