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25 在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

问：先谈谈您所经历的创作道路好吗？

答：我成为专业作家是在一九八八年，在那之前我和我丈夫做裁缝。从写作的过程看，过去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征。早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特点是人间烟火的味道重一点；第二阶段，包括《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苍老的浮云》以及我唯一的一部长篇《突围表演》，是从外向里的挖掘，像旋风一样层层深入地旋进去；第三阶段，从《痕》开始，专门集中在一种深层的东西上，是以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为题材。以后又写了《思想汇报》。写论文时，有学生说我是“自己吃自己”。现在应该是第四阶段，跟以前又有一点不同。

问：近年来您转移到文学大师的解读。从小说创作到对文学大师的解读，是有意识的转变呢还是顺其自然？

答：应该是顺其自然。这种解读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思路的整理。搞了十六年的创作，思想应该整理一下，我写的是别人，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自己的创作观念，解读大师也是在探讨自己、探讨灵魂，这种探讨只能建立在写作的过程中。但我在写评论的同时也写了很多小说。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解读的？

答：这项工作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那时是解读卡夫卡，从近代开始越写越远。只要是影响过我的作家，都来写一下。

问：与写小说相比，这种解读是否更为不易？

答：当然了。自己的写作是凭灵感，原则的东西或“无意识”多一些，没有事先的构思；解读大师除了创造还要理解别人，力求跟你的对象达到最深层次的沟通。我一般是反复地看，至少看一年，然后开始写。比如我看了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的《大拇指》，就觉得能与作者达到深层次的沟通。如果只是一般的理解，写出的评论也只是表面的；只有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心有灵犀了，才能有灵魂上的沟通。

问：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妙。怎么样才能感觉自己已经达到和作者的“神交”了？

答：一定要有所准备。我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准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创作和解读都是在做同一种事情，那就是灵魂的探索。有人说这种事很快就可以做完，这是对文学的无知。问：有评论说您是当代文学的奇才。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答：每个作家都是奇才。我写的不是外在的东西，都是挖掘潜意识的小说。我的小说就是跟别人不同。我写的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不是直接写外面的东西，从《黄泥街》开始。那篇小说开始还有外在的东西，写到中间就开始往“里”转向。大家都知道的，看我的写作状态也能看出，只要有凳子，有支笔，我就可以写，不论外界有多少事情。我以前做衣服时，客人很多，来来往往的，别人打断了我的写作也没关系。我的创作氛围比较浓，不容易被干扰。

问：这一点又和别的作家不同了，很多人在写作时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

答：一九八三年我写《黄泥街》时我还在做衣服，带了四五个徒弟，有时来了顾客，闹哄哄的，时间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我从那时开始写，拿起笔的一瞬间就觉得跟别人不同。其实我最初也不太明确为什么写，不知道自己写的什么，完全是自发的，朦朦胧胧的，只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写，里面还有现实主义的痕迹。写到中间就开始突破，觉得自己并不是要写外面的东西。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想更好地表达自己。于是写到中间就出现了不太好理解的人物：王子光。那是照亮我的写作的“一束光”，从这个人物出现起，我就达到了由外向内的转换。

问：听说您还当过铣工、装配工？从这些复杂的经历到当作家，这个过程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答：写作总还要有基础，就是自己以前的基础和阅读。我从小爱阅读，一直在看，不停地体验，等于在不断地认识自己和否定自己。所以写作应该是必然的，非写不可。

问：这么说您写作的过程很顺利？

答：写完《黄泥街》后我并不认为能发表。那时发表作品很不容易。没想到正好碰上改革开放，很顺利地发表了。这就更加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我在创作上一向比较顺利，只要有自发的创作冲动，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

问：每天都有创作计划吗？

答：大概每天创作七八百字，每天都写，大年三十都写，加起来也不少了。我一直用手写，用电脑眼睛吃不消。

问：可以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吗？

答：非常平淡。我的丈夫协助我，他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得很好。我就只有两件事：写作和锻炼。不写小说我会感到不愉快；写小说非得锻炼。我每天跑步四公里，做三百下俯卧撑。

问：您给我印象非常单纯。是不是生活中也是这样？

答：那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我的性格比一般人更特别，里面的矛盾非常尖锐。这种对立面在作品中也有表现，不然怎么写出这么怪的作品？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在走钢丝。

问：除了解读大师的作品，您还在读其它书吗？

答：就是读经典文学。只要看见好一点的我就读。比如《大拇指》，我认为是最高水平了，放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好的。

问：国内的作品读吗？

答：中国的古典名著我也看过，但是觉得压抑，除了《红楼梦》，其它都看着不过瘾。最近我给青年作家薛忆沩写了篇评论，他的作品也是内心世界的表达，写艺术家灵魂的小说，和我是异道同归。我还写过余华，他早期的作品也是写灵魂的故事，是同一类型的。

问：在国外翻译中国作品的数量上讲，您是有较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作家。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多，而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很少。您怎么看这种作品互译比例的失衡？

答：总有一个接受作品的过程。一九九五年以前我只在国内出版了两本小小的书，一九九七年以后到现在，出版了二十多种了。国外有幻想文学的传统，日本也是向西方学习，我们国家学习西方文学只是学到皮毛，本质的、核心的东西，理性和幻想的传统还没有学到。这两样是我们中国文学传统中最缺少的。中国人不太习惯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只习惯触景生情似的感慨。从小我就喜欢看西方的经典文学，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堂吉诃德，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也觉得自己是那一类的人。受的影响最多的文学就是你的传统；我是在理性和幻想上成长起来的，我又是中国人。有这个优势，西方文学接受我的作品就容易些，翻译的文字也比较早。我自己认为西方文学在走下坡路，走到头了，应该从我们这里重新刷新。

问：能谈谈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

答：我一般没什么计划，都是即兴的。对我有影响的那么多大师，一下子不可能解读完。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下一步，都是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