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又一度地在英伦传来的丧钟声里写这类追悼的文字。时代汹涌激荡，浪花四溅里更显得滚滚巨流的浩荡无涯。千古人物，来去匆匆；今昨之间，宛如隔世——历史刚要翻过一页，史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的名字轻轻地在书角卷影里溜过了我们的眼梢。要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威斯敏士特的巴力门在正为游丝将断的外长会议所烦忧的气氛中（12月15日），议长宣布了为前首相鲍尔温致哀的仪式，静默中带来了多少人不同的回忆。11年前就在这屋顶之下发表皇储逊位的英雄，曾不断地受过当今议席上占着多数的人们的咒诅（这个从来没有被工党所饶赦过的铁腕），但是在这天的哀悼中却没有了仇恨，恩怨在巴力门里，真可以像伦敦的雾一样容易浓，一样容易消。共党的议员Gallacher并非例外，他说：“希望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事，会在现在说来和做来，去打搅他的安息。”像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虽则生前他们对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亲热。

鲍尔温象征着过去的英国；他是个典型的一代人物，那正在消逝中的一代；那简朴、认真、坚韧、拘谨、保守、自负的人物。承继着宏伟但是森严的祖业；在这巨邸里多的是过去的光辉，但时间已蒙上了陈旧的一层；望去虽不失香色古雅，接触上却冷酷没有温情，不但如此，骨子里已经腐蚀，门面固然还算完整——那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

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是曾在19世纪蓬勃地创造帝国伟业的资产阶级，在战争的亏耗，列强的争霸，殖民地的反抗以及打击下，艰苦撑持的衰落局面。从现在看来，也正可以说是这阶级最后的挣扎。鲍尔温的差使并不是愉快的。他要在英国传统民主所允许的方式中遏制那就是从传统民主精神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新势力，要求经济民主的新势力。这曾领导过英国人民向封建社会要求解放的资产阶级，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造下了个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使早年所标榜的政治平等和自由失去了真实的内容，劳工群众并不能公平地分享工业所带来的优裕生活。当他们想从政治民主中去要求经济民主时，面前却横着个有经验，有才干，有决心的保守势力挡着路。

具有悠久渊源的英国新贵族，资产阶级，是优秀的，不是腐败的。从他们自己的利益说，是负责的，有为的；从相反的利益看去，是狡猾的，老练的。他们不是暴发户，不嚣张，沉得住气，计算周到，行动阴险，“假冒为善”因之也成了咒诅他们的确当名词。如果人类历史里缺不了一段以个人来负责积聚财富，扩大生产力，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把人们从封建和乡土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英国资产阶级确是完成这任务最合式的人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式微，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人谋不臧，而是时势的改变。像鲍尔温，像丘吉尔，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来评价，不能不承认都是一代人杰。

英国历史上缺乏拿破仑式的人物，把个人权力的扩大和维持作为他行动的枢纽；英国的政治家常是利益集团的公仆，他们个人的毁誉和所代表的利益的毁誉，因之也应当分别而论。在英国人的眼光中，公私的界限从不相混，私人间的友谊尽可跨党，他们也从不吝啬对异党的精彩表演报以会心的微笑，甚至热烈的鼓掌。下棋的不会恨毒对手的妙着。

鲍尔温在异党支配下的巴力门里能赢得全场真挚的哀悼，并不是靠他一生的政绩，而是靠他始终如一的政治风度。他的风度，别国人士也许很难欣赏，却正是英国式的。

他在首次组阁的演说中引为最足以自豪的，不是他政策的高超，而是在他内阁里半数以上的阁员是他中学的同学。这一个小小的插话，引起了全场的赞许。只有英国人会这样。英国当时从政的人物大多经过贵族性的教育，最著名的是两个中学，伊登和罗培。在他们的教育中最注重的不是技术，也不是学识，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所需的组织力，责任性和领袖气魄。这些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团体竞赛中，所以足球和赛船在他们学校生活竟成为近于仪式性的大事。在这里他们要实践传统的基本道德：fair play，sportsmanship那一套很难找到确当翻译的精神。这些精神就是他们政治的基础。鲍尔温这小小的插话表白了他将谨守“队长”的任务，也是保证了他有遵从传统精神的决心。

在他退休的告别词里，他又说，最使他安慰的是他有机会把他的地位传授给张伯伦，因为他早年曾受知于张氏之门，得之于张氏的还之于张氏，无愧于心。这并不是私相授受，把国事看成家事。这一层他不必顾忌，因为首相的地位是要经过在朝党的推荐，他并无决定之权。他这样说却表示了“自己不过是个别人的公仆”，对政权没有私心的贪婪。英国人喜欢这态度。

再说他的退休，这在英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并非由于在国会里失了信任，也不是因为衰老难持，而是为了实行传统fair play的精神。爱德华的婚事为难了这负有管束皇家责任的首相。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妇女，如果被拥为万民之母的皇后，真太使保守的绅士们难堪了。但是固执的皇储却不愿为这传统牺牲他私人的幸福，于是被鲍尔温逼得自动让位。鲍氏这样做，固然卫护了皇室的“清白”，但是逼宫之举，未免太违反人情，太对不起爱德华，于是事成之后，悄然引退。这种“公平交易”在别国人看来可以是无聊，多余和没有意义，但是英国人民却在静默中赏识了他的“无私”。

鲍尔温和丘吉尔性格上则相反，如果没有战争，丘吉尔也许终身不会在英国掌执政权的，因为英国人并不喜欢丘老那样叱咤风云的豪放，鲍尔温才合英国的标准。以他们两人的文章说也够看得出他们的分别了。丘老是属于阳刚的一路，讲声调，重色彩，多重复，富刺激；气魄浩瀚，热情充沛；用的字怪僻而复音，用的句子排列而对称。鲍氏却一切反是，他善于用单音字，短句子，通俗而平易，淡如水，清如涟，絮絮如老妪话家常，亲切而近人；简洁，明白，淳朴，坦荡，是属于阴柔的一路。英国的性格如它的景色，阴柔胜于阳刚：旷野草原，凹凸起伏而不成山冈，虽不能极目万里，但宽放舒畅，也不会起局促之感。雾雨迷蒙，更隐蔽了明确的线条；阳光稀少，又培养出晦涩含蓄的画面。在政治上相配的是鲍尔温和艾德礼，不是丘吉尔和克利浦斯。我并不是说克伦威尔、庇得、丘吉尔、克利浦斯不能在英国政治上奇葩怒发，但是这些究属风云豪杰，是变局而不是常态。

阴沉并非苟且，鲍尔温是多谋的。他守卫这已将被时代所扬弃的传统，真煞费苦心。这样一个人才担负起这样一件与历史无益的任务是值得惋惜的。我们对曾国藩的遗恨正不妨借用来凭吊鲍氏的际遇。他们只拖延了无可挽回的趋势，寂寞的归结于无情的灰飞烟灭，如果不在英国，还无从得人宽宥，而免于后世的指责。

第一次大战之后的英国实在已到了清算帝国的时机，资本主义所导引出来人间的残杀已空前地演出了一幕，人类如果有智慧的话，这教训应当已经足够。当时英国并非没有人感觉到穷通变革的需要。战时首相劳合乔治已开始从温和的立法过程去迎合劳工的要求，但是雄厚的保守势力还没有死心，他们挑选出这个忠实的阶级公仆，鲍尔温开始向进步势力反攻了。他著名的“卡尔登总会”的演说，在1922年击破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堡垒，劳合·乔治下台，自由党从此一蹶不振。中间政党的垮台使劳资阵线短兵相接。他知道这一个硬仗绝难幸免。1925年矿工罢工的巨浪以压倒的优势袭击资方。他付了2200万镑工资津贴的代价缓和了这攻势，争取了九个月的时间；他并不利用这休战去想法解决矿业里的纠纷，而在准备他的反攻。他组织了一个“资源维持机构”，以备罢工时应战。等他准备就绪，1926年大罢工终于降临。他审时量力知道劳工阵线有隙可乘，逼住工会下不了台，当调解已属可能时，他走了。罢工对于国家经济的损失，他不关心；罢工所引起社会的混乱，劳工的穷困，他熟视无睹；劳工要求的合理，他更不考虑；他拖延着这个于劳工不利的局面，他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要一劳永逸的彻底把劳工的新兴势力压制下去，使这世界成为资产阶级的温床。他肯付代价，有耐心等待。到劳工阵线混乱，到一般舆论厌恶罢工时，他还手了。1927年，他在国会里通过了限制罢工的法案，用一面重枷压上劳工的肩头，一直到20年后，才被现任的工党政府所取消。

鲍尔温想为资产阶级建设的温床并没有因之稳固，1929年，工党又在大选中抬了头，但是鲍氏却镇静应付，他所代表的势力还是雄厚，最初是金融势力逼着工党内阁开放政权；他握有民营的英伦银行在手掌里，麦克唐纳跳不出他的圈套。联合政府成立，麦氏出卖了工党。1931年工党在大选里一落千丈，保守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胜利，他们的政权一直维持到这次大战的结束。忽视鲍氏的政治手腕是自欺，他至少延迟了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有20年之久。如果没有第二次大战，谁也说不定，他是否可能不致及身见到他所打击的势力终于长成的。

他的失败也不能说是他自己造成的，更正确一些说，他虽则善于招架，但是他所卫护的传统秩序中的矛盾却日形显著，终归瓦解。他为了要打击劳工势力，限制罢工，纵容主要的工矿业由私人无计划的经营。单以煤矿一项说，出量日跌，大批矿工抛弃了这不见天日的地穴，向都市转业，以致劳力缺乏，伏下了去冬英国煤荒的根源。多少工业区域遭受了不景气的风暴，沦为萧条区。我在《悼爱玲·魏金生》一文里所提到的“饥饿请愿”就发生在1935年，为了失业而引起的抗议。这些事件固然没有直接威胁鲍氏所代表的保守政权，但是国富消耗，使他不能不缩紧军备，最后差一点竟可能抵不住外来的侵略。

缩军本来是应当的，但是英国的保守政权在第一次大战战后，像这次战后的美国一般，依旧一贯地在世界上维护那曾引起过一次战争的经济秩序；战争的根源不加清理，还是想用着传统的分化政策来维持势力均衡的局面。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时候，鲍尔温一方面在国联里反对意大利，而同时却和法西斯的黑衣宰相讨价还价，要保证英国在地中海里的利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新趋势并没有了解的能力，因为除了保护他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外，并没有其他的兴趣。他的继承者张伯伦在希特勒已经拔剑张弓时，还幻想他可以利用这霸王东向为英国资产阶级铲除个敌人——苏联。鲍氏的缩军政策是为了要减轻受创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担负。他聪明知道这担负如果转嫁到劳工身上必然会加强新兴势力，但是自己却又担负不起，于是一方面纵容法西斯的抬头，另一方面又暴露自己的弱点，鼓励法西斯的侵略行动。如果人类的兴趣是在和平，不是在任何集团利益的维持，历史对鲍尔温的政策是难以原谅的。

当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配合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不免会发生鲍尔温所遭遇的运命。鲍氏的风度，文采和才能，虽则邀得了巴力门的崇慕，但是盖棺定论，岂能免于“一代之能臣，和平的罪人”的批语？

鲍尔温死了，同他一起消逝的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但并非最光荣的一章。如果这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们也不必再去打扰这已安息了的魂灵了。

1948年1月11日于清华胜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