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尼古拉·雷尼耶

弗雷德里克·昂泰尔姆

在诺弗勒堡别墅的蓝色壁橱里，我又找到了这两本日记。

我根本不记得写过这些东西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认出了我所叙述的细节。我眼前又出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奥赛火车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写这本日记时的情景了。那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辰、在哪所房子里？我一概不记得了。

显然，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写的。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为之定性，而重读之后又让我惊骇异常。我又怎会将这篇手稿长期地遗弃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没的乡间别墅中呢？

《女巫》杂志向我要一篇青年时期的作品，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

《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说它是“写作”未免不太合适。当时我看到的，是整页整页极其规范静谧的细小字体，也是我不敢再触碰的极度紊乱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面前，文学令我羞愧。

四月。

壁炉前面有电话机，它就在我身边。右侧是客厅的门和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大门。他大概会直接回来，会按门铃：“谁呀？”“是我。”他也许会一回来就在接待站打电话：“我回来了，我正在吕特西亚旅馆办手续。”事先不会有预兆。他会打电话的，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是可能的。他还是会死里逃生的。他不属于特殊情况，他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不回来，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回来。他可能会回来。他会按门铃：“谁呀？”“是我。”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他们终于渡过了莱茵河。阿夫朗什的防御工事终于被攻克了。他们终于撤退了。我终于活到了战争结束。我应该心里有数：他要是回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应该注意别把这件事看得异乎寻常。我应该理性面对：我在等着应该回来的罗贝尔·L。

电话响了：“喂，有消息吗？”我需要对自己说电话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挂断，应该接听。不要喊叫别打扰我。“毫无消息。”“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你知道贝尔森已经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还要再问一次吗？是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看的？我开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别泄气，坚持下去，不仅仅你一个人，我认识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我知道，很抱歉，我该出去了，再见。”我放下电话，原地不动，不该活动太多，那是浪费精力，还是积蓄力量应对磨难吧。

她说了：“你知道贝尔森解放了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又一个集中营被解放了。她说了：“昨天下午。”人员名单明天一早就到，这点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应该下楼，买报，阅读名单。不行，我感到太阳穴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不行，我不能去读名单。首先，读名单的方法我试用了三个星期，这方法不合适。另外，名单越多，公布的名单越多，上面出现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少。名单会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读名单，他的名字就永远不会在上面。该动一动了。站起身来，走两步挪到窗前。医学院在那儿，一如既往。过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当我得知他永远也回不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那里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书。最近已经开始通知了。有人按门铃：“谁？”“区政府社会福利员。”太阳穴不停地跳动，我应该让它停下来。他已经死去的念头缠绕着我，敲击着我的太阳穴。不会错的。让太阳穴停止跳动，让心脏也停止跳动，让心平静下来，它是不会自行平静的，应该帮助它平静下来。理智在逃遁，在逃离大脑，必须制止理智的越轨行为。我穿上外套，下楼。女门房在那里：“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无异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面是四月天气。

我在街上走着，犹如梦游。双手规矩地插在兜里，双腿向前迈步。绕过报亭。绕过接待站。盟军在各条战线上挺进，几天前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再看战报了。一点儿用也没有，反正他们将一直挺进下去。神秘纳粹的真相将大白于世。四月，这将发生在四月。盟军在德国境内挺进，柏林在燃烧。苏联红军在南线势不可挡，德累斯顿被攻下。每一条战线都在向前推进。德国缩小到原来的版图。莱茵河防线崩溃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之后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时刻：雷马根。事情是在这天之后发生的：在一个壕沟里，他头俯在地上，双腿扭曲，两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尸骨中也有他的尸骨。整个欧洲天气炎热。在大道上，盟军从他身旁走过，一路向前。他死在那里三个星期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张着。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剧烈，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它需要发泄的空间。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广阔的原野上，独自一人。在临死之前，他大概呼唤了我的名字。在德国所有的大道两旁都有像他那样横卧的尸体。成千上万，还有他。他既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对我来说，又与这成千上万人有所不同，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所能经历的一切，我都正在经历着。德国人最初让这些人疏散，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杀了他们。战争是一个普遍事实，战争的必然结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实。他是念着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会念着别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实为生的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处。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轻人。我如今只有敌人。天晚了，我该回去等电话。他那边现在也是晚上。壕沟里越来越暗，他的嘴现在隐入黑暗之中了。红色的太阳在巴黎上空缓缓落下。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这是本世纪的大事件。纳粹德国被摧毁了。他也被摧毁了，是在壕沟里。一切都结束了。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像石头一样，又瘦又干。壕沟的一侧是艺术桥上的栏杆、塞纳河。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壕沟的右侧。一片黑暗将它们与壕沟相隔。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再属于我，除了壕沟里的这具死尸。夜晚是红色的。这是世界的末日。我无依无靠而死。简单自然地死亡。我将结束生命。这对我无所谓，什么时候死我都无所谓。了此一生，我再见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会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样。”我会巧妙地使D认为我虽生犹死，以后，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对他就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该回去了。D在等我。“没有消息？”“没有。”他不再问我身体如何，不再说你好。他只说：“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我走过去坐在电话机旁边，坐在长沙发上。我沉默着。D坐立不安。他不注视我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一个星期来他就在撒谎。我对他说：“给我说点什么吧。”他不再说我精神失常，不再说我不该让大家心神不安。现在他很勉强地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别人那样回来。”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时候面部绷得很紧。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会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他就待在那里。他打开了客厅的灯，他待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吃饭。

D坐得离我远远的。我望着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点。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冲我笑笑，但这不是真的。上个星期他还靠近我，拉着我的手说：“罗贝尔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现在我知道他在考虑也许不抱希望为好。有时我说：“对不起。”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怎么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说：“集中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犯人，盟军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能指望有消息呢？”过了很久，我让D向我发誓罗贝尔一定会回来。于是，D发誓说罗贝尔一定会从集中营回来。

我去厨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里，前额靠着桌沿，闭上眼睛。D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煤气的响声。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他死了。十五个夜晚，十五个白昼，尸体抛在壕沟里，脚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阳光和胜利的队伍扬起的灰尘。他的手是张开的，他的每一只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熟悉这双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们。我叫了起来。客厅里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D走过来。我肩上感到有一双温柔而镇静的手，它们把我的头从桌上扶起来。我靠在D身上，说道：“真可怕。”“我知道，”D说。“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说，“振作起来，我们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拥抱给人以宽慰，有时会让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内，空气不再令人窒息。我们坐下来吃饭。马上我就想吐。这是他吃不到的面包，他因吃不到而饿死。我希望D离开。我需要空间来承受磨难。D走了。我脚下的房间摇摇晃晃。我关了灯，走进卧室。我走得很慢，为的是争取时间，别让脑子里的东西翻腾。如果不加注意，我就会失眠。如果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情况会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边，在阴暗的壕沟里，挨着死去的他。

四月。

我去奥赛接待站，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创办的报纸《自由人》寻人部设立在那里。人家反驳说我这个寻人部不是官办的。调查总局已经在此落足，它不愿意向任何人让位。最初，我借用假证件、假许可证悄悄地安顿下来。我们因而收集到许多有关战俘营的转移运送情况，并发表在《自由人》上。还有不少个人的讯息：“转告某某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个同志和我被赶出来。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这里，这不可能。这里只接受德国战俘营秘书处的人。”我反驳说我们的读者是七万五千名战俘和集中营犯人的家属。“很遗憾，不过按照规定，这里不能设立任何非官方机构。”我说我们的报纸与众不同，它是唯一发行战俘名单专刊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和我说话的是弗雷讷部长属下负责遣返战俘的高级军官。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情里透着冷淡和焦虑。他彬彬有礼地说：“很遗憾。”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我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儿？”“我要想办法待在这里。”我试图挤进满满一走廊的战俘群里去。高级军官指着战俘们对我说：“您请便，不过要多加小心，他们还没有消过毒。不管怎样，如果您今晚还在这里，我将非常遗憾地请您出去。”我们找到了一张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我们向战俘提问。有不少战俘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收集到成百条消息。我埋头工作，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把名字拼写清楚。时不时，就有一个军官走过来，他与众不同，很年轻，黄卡其衬衣十分板整，显得魁梧。他来打听我们是什么人。“寻人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通行证吗？”我出示一个假通行证，对付过去了。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负责遣返工作的女人：“你们找他们做什么？”我解释说向他们打听消息。她问：“你们问消息干什么？”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海军蓝套装和颜色相配的皮鞋，优质长袜，指甲涂成了红色。我说要把消息登在一个为集中营犯人和战俘办的叫《自由人》的报纸上。她说：“《自由人》？那么你们不是部里的喽？（原话如此）。”不是。“谁给你们权利这样做？”她的神情开始冷淡了。我说：“争来的。”她走了。我们继续询问。由于战俘们流通得特别缓慢，我们的事情还比较顺利。他们下火车，去第一个接待处，即身份检查站，这中间需要两个半小时。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用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没有证件，并且大部分都疲劳过度、体力不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上衣扎着皮带的军官过来了，他用生硬的语调问：“怎么回事？”我们又解释了一遍。他说：“本接待站已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我壮起胆子说：“可你们怎样把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呢？要知道三个月以后他们才能恢复写信能力。”他打量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没有明白，重要的不是消息。重要的是有关纳粹暴行的情况，我们正在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他走开，随即又回来说：“谁告诉你们他们说的是真话？你们干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保安队员吧？”我没有回答说保安队员是否全被抓获与我无关。我没有回答。他走开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将军径直来到我们桌前，他身后跟着那第一位军官，还有身着套装、也戴军衔的年轻女人。他说话就像个警察：“您的证件。”我拿出来给他看。“这还不够。你们可以站着工作，但我不愿意在这里再看到这张桌子。”我说它并不占很大地方。他说：“部长明文规定接待大厅里禁止放桌子（原话如此）。”他叫来两个童子军搬走了桌子。此后我们就站着工作。时不时地，广播里就变换节目，一会儿是爵士乐，一会儿是爱国歌曲。战俘的队伍越来越长。我不时到大厅尽头那个窗口询问：“一直没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吗？”“没有。”整个车站到处都是制服。都是负责遣返的穿制服的女人。人们不禁要问：经过六年被占领的生活，这些人、这些漂亮的衣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还有这些皮鞋，这一双双手，这种不论是出于愤怒、高傲还是和蔼都显得傲慢、粗暴、蔑视的腔调，这一切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D说：“好好看看他们，别把他们忘掉。”我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在一起了，首先这都是些什么人。D告诉我：“是右派，右派就是这帮人。你看见的就是上台的戴高乐派的人。右派甚至通过战争在戴高乐主义中又站住了脚。你会看到对不直属于戴派的抵抗运动他们将一概反对。他们将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是法兰西的保护人和中枢神经。他们将长期毒化法国，应该习惯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女人讲到战俘时称他们为“可怜的小伙子”。她们就像在客厅里一样互相打招呼：“喂，亲爱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她们都带有法国贵族口音。她们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战俘们火车几点钟开。她们有种特殊的笑容，在这笑容中，她们愿意让别人看出她们很劳累，并在竭力掩饰这种劳累。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们的确很操劳。军官们不时地来看她们，他们互赠英国香烟：“哟，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是呀，上尉先生。”大笑。大厅里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耳语声、哭泣声、牢骚声。来人络绎不绝。卡车列队而过。是从勒布尔热火车站来的。战俘们每五十人一批被卸在接待站。每批战俘一出现，便马上奏起音乐：“这是前进的道路，前进，前进，没有尽头……”大批战俘到达时，就奏《马赛曲》。歌曲与歌曲之间是一阵寂静，然而很短促。“可怜的小伙子们”看着接待大厅，人人都在微笑。负责遣返的军官领着他们：“朋友们，来，排队。”他们排队，仍然面带笑容。头一批到达身份检查窗口的战俘说：“时间可真长。”不过他们还是和蔼地笑着。有人询问他们情况时，他们的笑容就消失了，竭力回忆起来。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巴黎东站，看到一位女士指着自己的军衔责备一个外籍军团士兵说：“怎么，朋友，你不给我敬礼吗？你看我是上尉呢（原话如此）。”士兵看看她，她年轻、漂亮，士兵笑了起来。这位女士跑开了：“真没教养！”我去找接待站负责人解决寻人部的问题。他允许我们留在这里，但让我们到队尾，到行李寄存处旁边去。只要集中营犯人还没到，我就能坚持。从吕特西亚旅馆接待站回来了一些集中营犯人，而通过奥赛火车站回来的目前只是零零落落。我害怕罗贝尔·L会突然出现。一听说有从集中营回来的，我就马上走出接待站，这是事先和同志们说好的。只有等那些人都走光了我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老远同志们就向我做手势：“没有消息。没有人认识罗贝尔·L。”晚上，我去报社递交名单。每天晚上，我都对D说：“明天我不去奥赛了。”

四月二十日。

装载魏玛集中营政治犯的火车今天到，这是第一批。早晨他们从接待站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去，政治犯下午才到。说是去一个上午，可我一待就是一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垮掉。

奥赛。在接待站的外面，战俘的妻子们紧紧地聚在一起。白色的栅栏把她们和战俘隔开。她们喊道：“有某某的消息吗？”有时，士兵们停下来，有的士兵回答她们的问话。早晨七点钟，女人们就已经等在那里了。有的人是凌晨三点才回去，早上七点又来的。但是也有人从深夜三点到七点一直待在那里。人们不准她们进接待站，许多人不等任何人，也来到奥赛火车站，只是想目睹这个场面，看战俘怎样到达，看女人怎样迎接他们，还看其他一切，看这一切怎样进行，看这个可能永远不会再现的场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旁观者，因为他们不喊不叫。他们与那一群群女人保持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同时看到战俘的到达和妻子对他们的迎接。战俘有秩序地到达了。夜里，他们是坐着美国大卡车到达的，在强烈的灯光下涌下车来。女人们在喊叫、鼓掌。战俘停下来，感到目眩、窘迫。白天，只要看到卡车从索尔菲利诺桥上开过来，女人们就开始喊叫。夜里，当卡车在距接待站不远处开始减速时，女人们便叫开了。她们喊着德国城市的名字：“诺瓦斯瓦尔达？”“卡塞尔？”或者喊着战俘营的编号：“A7营？”“A3营？”战俘们似乎很吃惊，他们是从勒布尔热、从德国直接来到这里的。有时他们也回答问题，但他们往往不太清楚人们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微笑着，转过头瞧着法国女人，这是他们重新见到的第一批法国女人。

我干得很差，我记下来的所有名字里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每干上五分钟，我便想一走了之，扔下铅笔，不再探问消息，今生今世再也不到这里来了。下午两点钟，我去打听魏玛的车何时到，我离开了办手续的地方，去找一个可以问话的人。在大厅的一角，我看到十几个女人席地而坐，一个女上校正在讲着什么。我走过去。女上校高高的个子，身穿海军蓝套装，挂着洛林十字徽章，烫过的白色卷发染成青色。女人们看着她，她们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张大着嘴听女上校讲话。她们身边杂乱地放着包袱、捆绑的箱子，还有个小孩睡在包袱上。她们很脏，面色惶恐，其中有两个人挺着大肚子。另一个女军官在一边看着。我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看着我，低下头，羞愧地说：“S.T.O.志愿者。”女上校叫她们站起来跟她走。她们站起来，跟她走了。她们之所以面色惊慌，那是因为守候在接待站大门口的战俘妻子们刚才向她们起哄。几天前，我目睹了S.T.O.志愿者到达的情景。他们也和其他战俘一样，微笑着到达这里，但逐渐地他们明白了，于是他们也有了同样惶恐不安的面孔。女上校手指着那些女人，对刚才同我说话的身穿军服的年轻女人说：“怎么处置她们？”另一个回答：“我不知道。”女上校大概曾对这些女人说她们是垃圾。有人在哭泣。有身孕的女人目光呆滞。女上校让她们再坐下，她们就又坐下了。她们当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的手被德国的机器油弄得黑黑的。其中两个人大概是妓女，她们涂着胭脂，头发是染过的，但她们大概也开过机器，她们的手也一样乌黑。一位负责遣返的男军官走过来：“这是些什么人？”“S.T.O.志愿者。”女上校的声音是刺耳的，她向这些女志愿者转过身来，威胁她们说：“坐下，安静些……听见了吗？别以为你们能这样走掉……”她用手势威胁着。负责遣返的军官走近那些女志愿者，打量着她们，并当着她们的面问女上校：“您有命令吗？”上校说：“没有，您呢？”“我听说是拘留半年。”上校仰起有一头漂亮卷发的脑袋，表示赞同：“罪有应得……”男军官向那群正在倾听他们谈话、目光惊慌的女志愿者头部上方喷出几口烟——骆驼牌香烟，他说：“同意！”然后，这位年轻、潇洒、魁梧、手里夹着骆驼牌香烟的男军官就走了。那些女志愿者看着、窥伺着等待她们的命运的某种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我拦住要走开的女上校：“您知道魏玛的车什么时间到吗？”她专注地打量着我，说：“三点钟。”她把我看了又看，她在测量我，稍稍厌烦地说：“用不着都挤在接待站里等人，这里是将军和长官待的地方，回家去吧。”我没料到她这样待我。我好像骂了她什么，我说：“那别人呢？”她反驳说：“我最讨厌这种心态！到别处去诉苦吧，亲爱的。”她非常恼火，走过去和一小群也穿军装的女人谈了这件事。她们听她讲，气愤起来，看着我。我走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她呢，她在这里没有人要等待吧？”对方看着我，非常恼火。她试图使我安静下来。她说：“她有很多事儿要做，可怜的人，她神经紧张。”我回到出口处我们那个寻人部。不大一会儿，我又来到大厅。D拿着假通行证在等我。

三点钟左右，响起一阵嘈杂：“来了！”我离开办手续的地方，站到一个小走廊的入口处，面对着大厅。我在等待。我知道罗贝尔·L是不会来的。D在我身旁。他负责跟那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人打听谁认识罗贝尔·L。他脸色苍白。他顾不上我。大厅里一阵喧哗。穿军装的女人在女志愿者周围忙碌着，让她们在一个墙角坐下。大厅空了。战俘的到来中断了片刻。负责遣返的军官们走来走去。麦克风也沉默了。我听到有人说：“部长来了。”我在一群军官中间认出弗雷讷。我仍旧待在小走廊的入口处，望着大门。我知道罗贝尔·L没有任何可能从这里出现。不过也许D会得到一点儿消息。不好，我发抖了，感觉很冷。我靠在隔板上。突然一阵喧哗：“他们来了！”外面，女人们没有喊叫。她们没有鼓掌。突然从入口处的走廊里走出两个童子军，他们抬着一个人。那个人紧抱着他们的脖子。两个童子军四臂交叉抬着他的腿。那人身穿便服，头剃得光光的，仿佛受过许多苦。他身上有种奇怪的颜色。他大概在哭泣。不能说他很瘦，不是瘦不瘦的问题，他简直没有多少人样了，叫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尽管如此，他还是活着，他的面孔痉挛成可怕的怪样。他活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看，没看部长，没看大厅，也没看国旗，什么都没看。他有那副怪相大概是因为他在笑。这是第一个从魏玛回来的进入接待站的人。我不自觉地走到了大厅中央，背靠着麦克风。又有两个童子军扶着一位老人进来了。然后其他十多个犯人走过来，他们的气色比前两个要好些，别人搀扶着他们走。人们让他们坐在从公园搬来的长凳上。部长朝他们走去。第二个到达的那位老人哭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样老，也许他只有二十岁，无法知道他的年纪。部长走过去，摘下帽子，走向那位老人，朝他伸过手去。老人抓住他的手，他并不知道这是部长的手。一个身穿蓝军服的女人向他喊道：“这是部长，他来看您了！”老人继续哭着，没有抬头。突然，我看见D坐在老人身旁。我很冷，牙齿不停地打战。有人走近我说：“别待在这里，没有必要，您会病倒的。”我认识他，他是接待站的人。我没有走。D和老人谈了起来。我很快恢复过来。这个老人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认识罗贝尔·L。巴黎开始有人传言说军人们有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名单。除了哭泣的老人与一些风湿病患者，其他人看上去身体状况并不太糟。部长和一些高级军官坐在他们旁边。D和老人谈了很久。我只注视着D的面部。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于是我慢慢向长凳走去，走到D的视线以内。D看见我了，他看着我，摇摇头：“不，他不认识。”我走开了。我太疲劳，真想在地上躺一会儿。现在，穿军服的女人给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拿来了饭盒。他们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别人和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使他们感兴趣。明天，我会从报纸上知道在这些人中间，在这些老人中间，有夏尔将军及他的儿子于贝尔·夏尔——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他当天晚上，也就是在他回来的当夜死去），有奥迪贝尔将军，烟草管理局局长费里埃尔，国立图书馆馆长于里安·坎，厄尔托将军，马赛尔·保尔，昂热医学院絮阿尔教授，里谢尔教授，克罗德·布代尔，情报部长泰让的兄弟，还有莫里斯·内格尔……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离开了接待站，沿着塞纳河岸回家。天气真好，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急于回家，急于闭门守着电话，重新回到阴暗的壕沟里去。我一离开河畔，走进巴克街，城市就又变得遥远，奥赛火车站就消失了。也许他终究会回来。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太脏了。有时我在接待站过夜。回家时我得下决心洗个澡，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春天里我还这么怕冷，想到洗澡便不寒而栗，我仿佛染上某种再也摆脱不掉的寒热病。这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像我这样懦弱的女人。我回顾了一下，那些像我一样在等待的女人，不，她们谁也不像我这么懦弱。我认识一些十分勇敢的女人，出类拔萃的女人。我的懦弱别人都无法加以形容，只有D是例外。寻人部的同志们把我看成病人。D对我说：“无论如何，没有权利这样自暴自弃。”他经常对我说：“你病了，你疯了，看看你自己，简直不成样子了。”我听不懂人们对我说什么（甚至此刻，当我重新抄写青年时期的这些事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一刻感到有鼓足勇气的必要。鼓足勇气可能就是我的懦弱。苏琪为了她的小孩而勇气十足。而我，我和罗贝尔·L的小孩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死去了——他也是死于战争。战争期间医生夜里很少出诊，他们缺少汽油。于是我孤身一人。在我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节省精力。没有人非要让我去斗争。我进行的斗争谁也不了解。我在和黑暗壕沟的境象斗争。有时候，这幅境象十分强烈时，我就喊叫或出门走走。D说：“将来你回想起来，会感到羞愧的。”街上的人和平日一样，商店前面排着队，樱桃已经上市了，为此那些女人在排队等待。我买了一份报纸。俄国人已经到了施特劳斯贝格，甚至可能更远，接近了柏林。排队买樱桃的女人在等待着柏林的陷落。我也等待着。“他们将明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人们这样说。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的政府都意见一致。报上说，如果德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战争就彻底结束了。朱可夫布置了密集的炮群，从柏林外围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向柏林市中心轰击。柏林在燃烧。它将被烧得寸草不剩。德国人的血将在废墟中间流淌。有时人们似乎闻到了血腥味，看到了鲜血。战俘中的一个教士把一个德国孤儿带到了接待站。他牵着那个孩子，他很自豪，向人们炫耀，解释他是怎样找到孩子的，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错。女人们不满地看着教士。他竟然给予自己提前原谅和宽恕的权利。他不曾体验任何痛苦、任何期待。他竟然在此时此地允许自己行使原谅和宽恕的权利，却根本不了解人们的仇恨，那可怜而善意的、给人以宽慰的仇恨，如同对上帝的信仰一样的仇恨。他在讲些什么呢？从来没有哪个教士如此举止不当，女人们将目光转开去，唾弃那张挂着宽容明亮微笑的面孔，她们无视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切都在分裂。一方是女人们的战线，它密集、坚不可摧。另一方是这个孤独的男人，他是正确的，但他的语言无法被那些女人理解。

四月。

蒙蒂大概已经越过易北河，不过还不敢肯定，蒙蒂的路线没有巴顿的路线清楚。巴顿在猛攻。巴顿已经到达了纽伦堡。蒙蒂大概拿下了汉堡。大卫·卢塞的妻子打电话来：“他们到汉堡了。好几天里他们都避而不谈汉堡—新加默集中营。”这几天她焦急不安，这是有道理的。大卫在那儿，在贝尔森。德国人在枪毙犯人。盟军前进得很迅速，德军来不及带走集中营里的人，就把他们枪杀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的时候，德军来不及枪杀时，便丢下犯人逃了。哈雷的敌军被全部歼灭。开姆尼茨被攻克了，队伍朝德累斯顿方向大步前进。帕奇清除了纽伦堡的德军。乔治·皮杜尔就旧金山会议问题与杜鲁门总统会晤。我在街上走着。我们累了，累了。《解放晚报》上说：“人们将永远不再谈起法伊英根。地图上标志森林的浅绿色将延伸到恩茨河。钟表匠死在斯大林格勒，理发师曾在巴黎服役，傻瓜曾占领雅典。现在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街上的路面就像死鱼一样肚皮朝天。”十四万战俘回国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集中营的犯人的数字。内政部门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进展不大。战俘们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预言今年的电影之夜将爆满。在法国有六十万犹太人被捕，据说只能回来百分之一。也就是回来六千人。人们当时还这么想。他可能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吧？他本该一个月以前给我们消息的。为什么不是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呢？我觉得我等够了。我们累了。将有另一批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来的人。一家面包店开张了，也许应该去买些面包，不要把票券浪费了。浪费票券是有罪的。有些人什么也不等待，也有一些人不再等待什么。前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去波拿巴街通知一家人。我按门铃，门开了，我说：“我是从奥赛接待站来的，您的儿子快回来了，他身体很好。”那位太太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五天前他们的儿子来了信。D在门外等我。我说：“他们知道他们儿子的消息，他写过信，这么说他们可以通信。”D没有作声。这是两天前的事。我一天天减少期待。晚上，门房在门口等着我，让我去看看学校的门房博尔德太太。我告诉她我明天上午去，她不必担心，因为今天回来的是A7战俘营，A3战俘营还没到。门房跑着去告诉她了。我缓缓地上楼，我累得气喘吁吁。我不去看博尔德太太了，明天上午再试试看吧。我很冷。我又去坐在靠近电话机的长沙发上。这是战争的尾声。我不知道我困不困。一段时间以来我再感觉不到困倦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睡过了。我起了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楼下圣本笃饭店里挤满了人，像蜂窝一样。付得起钱的人可以享受一个不公开的菜单。这样的等待是反常的。我将永远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好几个月他都处在饥饿之中，他在临死之前也没有再见到一块面包，哪怕只是一次。死前的最后满足，他也没有得到。四月七日以前，我就有所选择了。他大概是贝尔森两千名被枪杀者中的一个。在格拉特巴赫中部的一个万人坑里找到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在条条大道上都有惊恐不安的大队犯人，他们被带着，不知去哪里，卡波们不知道，领队们也不知道。今天，布痕瓦尔德的两万名幸存者向集中营的五万一千名死者致哀，他们是在盟军到达前夕被枪杀的。只差几个钟头，就被枪杀了，这是为什么？据说是为了灭口。在某些集中营里，盟军到达时尸体还是温的。德国人在战败的最后一刻做了些什么呢？捣坏餐具、用石头打碎玻璃、把狗杀掉。我不再恨德国人了，这种感情再不能叫做恨了。我在某个时期曾恨过他们，这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杀光，把所有的德国人都从地球上消灭掉，使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现在，在我对他的爱和对德国人的恨之间，我不知如何区分了。这是一幅画的两个侧面：一面是他，胸膛对着德国人，十二个月以来的希望在他眼里泯灭了；另一面是正在瞄准的德国人的眼睛。这就是画的两面。在两者之间我应该作选择，或者是滚倒在战壕里的他，或者是重新扛起冲锋枪离去的德国人。我不知道是该把罗贝尔抱在怀里而让德国人跑掉，还是不管罗贝尔·L而去抓住杀他的那个德国人，抠出那双刽子手的眼睛。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应该阻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杀人。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建议。本来可以派遣伞兵突击队在盟军到达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占领集中营。从一九四四年八月起，雅克·奥伏莱就试图制订这个计划，但没有实现，因为费雷讷不愿这一创议归功于抵抗运动。作为战俘和集中营犯人们的部长，他无能为力，因此就听任德国人杀戮。从现在一直到最后一个集中营被解放，都将有人被枪杀。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在我那幅双面画中，有时在德国人背后有费雷讷的眼睛。我前额靠着冰冷的窗玻璃，这样舒服些。我支撑不住我的脑袋了。双腿和双臂很沉重，不过没有脑袋沉重。这不再是个脑袋，而是个脓包。窗玻璃是凉爽的。一小时以后D就来了。我闭上眼睛。他要是回来，我们就去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的事了。我想不管怎样我要死了。他回来我也会死的。如果他按门铃：“谁呀？”“是我，罗贝尔·L。”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门打开，然后死去。他要是回来，我们一定去海滨，那将是夏天，盛夏。从我开门到我们在海边重聚的这段时间里，我死了。在某种劫后余生的状态中，我看到大海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浅橘黄色的海滩，沙丘。在大脑深处，腥咸的海风使我停止了思想。我不知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在哪里，但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地球上的某一处，也在呼吸着。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海滩上休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海滨，去一处炎热的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也是对他最有好处的事情。他会回来的，他会到海滨去，他会站在沙滩上，望着大海。我呢，只要看着他，看着他我就心满意足了。为自己我一无所求。我头倚着窗玻璃。我大概在哭泣。六十万人中，有一个在哭泣。在大海前面的那个人，是他。德国的夜是寒冷的。在那儿，在海滩上，他只穿着衬衫出来，他在和D交谈。他们专心于交谈。我将死去。他一回来，我就死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是我的秘密。D不知道这一点。我选择了像现在这样等待他，直到为此而死。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又回到长沙发上，躺了下来。D按门铃。我去开门：“没消息？”“没有。”D在客厅里挨着长沙发坐下。我说：“我看没有多少希望了。”D看上去很疲倦，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下去：“明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百分之二十的集中营都解放了。我在接待站见到索雷尔，他对我说五十个人中回来一个。”D没有勇气回答我，但我继续说着。门铃响了。是罗贝尔·L的妹夫：“怎么样？”“没有消息。”他摇摇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联系方面有问题，他们不能写信。”他们说：“德国已经没有定期的邮政业务了。”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了布痕瓦尔德的犯人的消息了。”我提醒说，罗贝尔那一批人，八月十七日的那一批人是到布痕瓦尔德去的。“谁告诉你他年初没有被转移到别处去呢？”我让他们走，让他们回家去。我听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听不清了。谈话间有长久的沉默，然后声音又传了过来。我觉得有人抱住了我的肩，是D。我是睡着了。D喊道：“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睡呀？”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罗贝尔的妹夫已经走了。D去找温度计。我在发烧。

在高烧中，我又看见了她。她和别人一道在柳林街排了三天队。她大概有二十岁。她的肚子高高地挺着。她去那里是为了一个被枪杀者，为了她丈夫。她接到通知，来取他的遗物。她来了。她仍然害怕。为了取遗物她排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队。尽管天气很热，她还是浑身发抖。她讲着，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取他的遗物是为了再看看它们。是的，两个星期后她就要分娩了。孩子见不到他的父亲了。排队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最后那封信：“告诉我们的孩子，我是勇敢的。”她边讲边哭，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想起了她是因为她不再等待了。我不知道如果在街上遇见她，我能不能认出她来，我忘记了她的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只记得她拿在手中仿佛要给别人看的那封信。二十岁。别人递给她一个折叠凳。她试图坐下去，但又站起来，她只有站起来才能支撑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D在我这里过夜。这一夜仍然没有电话。我应该去看看博尔德太太。我煮了很浓的咖啡，吃了一片退烧药。头昏、恶心都会过去的。好一些了。今天星期日，邮递员不来。我给D端去一杯咖啡。他看着我，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谢谢你，我的小玛格丽特。”我喊着说不。我的名字让我害怕。吃过饭以后，我满身大汗，烧也退了。今天我既不去接待站也不去印刷厂。应该买一份报纸。又是一张贝尔森的照片，一个长长的坟坑里躺着尸体，从未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躯体：“战线离柏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了。”“俄国的战报一反往日的审慎。”普利文先生摆出统治法国的架势，他宣布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丘吉尔先生说：“再等不了多久了。”也许盟军和俄国人今天就会师。德伯吕布吕代尔反对在没有战俘和集中营的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国民阵线》第二版的报道说有一千名集中营犯人在四月十三日早晨被活活烧死在马格德堡方向的一个谷仓里。弗雷德里克·诺埃尔在《艺术与战争》里说：“有些人认为艺术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实际上战争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森普松抓到两万名俘虏。蒙蒂会见艾森豪威尔。柏林在燃烧。“斯大林大概在他的指挥台上看到了这壮观而又可怕的场面。”据统计，在最后这二十四小时里，柏林响起了二十七次警报。还有活着的人。我来到博尔德太太家。她的儿子就在门口。女儿在长沙发上哭泣。房间又脏又乱，很阴暗。小屋里回荡着博尔德太太的哭声。这屋子就像法兰西。“这下我们可好了，”儿子说，“她不肯起床。”博尔德太太躺着，看着我，哭得脸都变了形。她说：“完了。”我又说道：“您没有理由这样不珍重自己，A3营还没有回来呢。”她用拳头捶打着床，喊叫着：“这话您对我说了一个星期了。”“我可不是骗您，您看看报纸吧。”“报纸上说得不清楚。”她很固执，她不愿意再看我。她说：“您告诉我他回不来了。街上都在这么说。”他们知道我经常去弗雷讷部、去寻人部。如果我应对得当，博尔德太太未来三天还会起床。可是我太疲劳了。确实，两天前A3营就该解放了，博尔德太太等着我告诉她消息。那边，在大路上，一个男人从纵队里走出来。一阵冲锋枪声。我很想任她死去。但她的小儿子看着我。于是我就读报上的专栏：“回来的人们……”我们编造着。我去买面包，又回到楼上。D在弹钢琴，他总是弹钢琴，他一生中在任何境遇下都如此。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不敢叫他别弹了。这使我头疼，又感觉到恶心了。这确实很奇怪，直到现在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们在忙别的事。几百万人都在等待末日的到来。德国被打得稀巴烂。柏林在大火中。一千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成百万的平民百姓在逃难，希特勒的选民们在逃难。每分钟都有五十架轰炸机从机场起飞。这里的人忙着地方选举，也忙着战俘的遣返工作。有人谈过要征用私人汽车和住宅，但是未敢付诸行动，唯恐得罪那些财产所有者。戴高乐对此兴趣不大。戴高乐讲话时，总是先谈北非阵线，然后将政治犯问题一带而过。四月三日，戴高乐说了这几句罪不可恕的话：“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光荣的日子重新来临。”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他。他还说：“命运挑选了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来宣布其判决，巴黎历来就具有象征意义……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的投降成就了普鲁士德国的胜利……一九一四年那令人难忘的日子……一九四零年也不例外。”他没有谈到巴黎公社。他说一八七零年法国的战败成就了普鲁士德国。对戴高乐来说，巴黎公社养成了人民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自己力量的恶习。戴高乐确确实实是右派的颂扬者——他面对着右派、并且只面对着右派讲话——他想使人民丧失活力。他愿意人民软弱、信教，他愿意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成为戴派，他愿意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戴高乐不提集中营，很明显，他绝口不谈，很明显，他公然反对把人民的痛苦纳入到胜利中去，因为他怕削弱他戴高乐本人的作用，怕减少他戴高乐本人的影响。是他要求此刻就进行市镇选举的。他是个职业军官。我周围的人在三个月以后就看清了他，永远唾弃了他。女人们也恨他。后来，他曾说：“人民自主的专政孕育着削弱个人责任的危险。”他什么时候提起过领导者的责任所带来的难以胜数的危险呢？尊敬的巴尼斯神甫在巴黎圣母院谈到革命一词时说：“人民起义、总罢工、巷战等等，可以是很好的电影素材。可是这些东西，除了场面轰动怎能算是革命？怎能算是真正的、深刻的、持久的变革？请看一七八九、一八三零、一八四八年吧。在暴力和政治动乱之后，人民厌倦了，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必须使人民丧失勇气。尊敬的巴尼斯神甫还说：“在维护秩序方面，教会毫不含糊，它拥护秩序。”戴高乐决定为罗斯福设立哀悼日。没有人为那些死于集中营的人设立哀悼日。应该照顾美国。法兰西将为罗斯福哀悼。对自己的人民无需哀悼。

除了等待以外，生命不再存在。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种种场面比发生在德国大道上的还要多。每一分钟都有冲锋枪在大脑里扫射。我们还活着，发生在大脑里的扫射并不置人于死地。他走在路上被射死，他腹中空空地死去。他的饥饿像秃鹫一样在我脑中盘旋。我无法给他任何东西吃。总可以把面包伸向虚空，但我甚至无法知道他是否还需要面包。我买了蜂蜜、糖和面条。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把这一切烧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他的饥饿给人带来的煎熬。人们死于癌症，死于车祸，但并不死于饥饿，不，不是死于饥饿，而是在饥饿之前完结。饥饿的所作所为由射向心脏的一颗子弹圆满完成。我真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但我现在却连一块面包也不能给他。这还叫做思想吗？一切都悬在那里。博尔德太太和我，我们生活在现在时中。我们可以设想再活一天，却不能设想再活三天。购买三天的奶油和面包，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对上帝旨意的侮辱。我们已经与上帝连在一起，纯粹在听天由命中苟活。D对我说：“什么傻话、蠢话你都会说出来……”博尔德太太也是这样。此刻有人在说：“应该对事件进行思考。”D是这样对我说的：“应该努力去读点什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读点什么。”我努力试过，我什么都试过，不过句子连贯不起来，当然，我猜想这连贯性是存在的，但有时觉得它并不存在，它从来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另一种连贯性把我们攫住了，那是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生命的关联。也许他在两个星期前就死了，静静地躺在阴暗的壕沟里。蝇虫爬遍他的身体，栖息在他身上。一颗子弹击中后颈、心房、眼睛？他那苍白的嘴唇贴着德国的土地，而我还一直在这里等他，因为事情并不完全确定，也许他还可以再活一秒钟。因为他也许会在顷刻间死去，但是此刻还没有死。因此，生命每时每刻都会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生命每时每刻都会归来，所有的希望也会重现。也许他正在犯人队伍中，也许他正弯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许他那样劳累，不会再迈出第二步？也许这没有迈出的第二步距今已经十五天了？半年？一个小时？一秒钟？写出来的书一行字也读不下去，对于博尔德太太和我来说，所有的书都来迟了。我们处在一场战斗的前列，这是一场没有名称、没有武器、没有流血、没有荣耀的战斗。我们处在等待的前列。在我们身后，文明化为灰烬，多少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思想也全部化为灰烬。博尔德太太不接受任何假设。在博尔德太太的头脑里如同在我的头脑里一样，出现的是没有对象的骚动、无名的痛楚以及同样的压迫感。还出现一些距离，它们仿佛指向某些出口，可随后就被堵塞，被消弭，直至被灭绝。痛苦、流血和呐喊无处不在，因此无法形成思想。思想不属于混沌，而它往往被混沌取代。在混沌面前，思想无能为力。

四月，星期日。

我一直待在电话机旁边的长沙发上。今天，是的，今天柏林就要被攻克了。人们天天都这样宣告，不过今天确实是要结束了。报纸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通知大家：以最后一次鸣警报的方式。那将是这次战争的最后一次警报。我再不去接待站了，再也不去了。还是有人陆续回来，从吕特西亚旅馆，从东站，从北站。完结了。我不仅不再去接待站，甚至动也不动了。我相信一切都完结了，昨天就相信了，可昨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是出了门，我坐地铁，我去敲D的门。他给我打开门。他把我抱在怀里：“从刚才到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吧？”“没有。我撑不住了。”我又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愿意走进他的房间，只是想看看D，看他脸上是否有特殊的迹象，是否有关于死亡的谎言。敲响十点钟的时候，当时我刚到家门，恐惧突然袭来。那是对一切的恐惧。于是我又来到门外。我抬起头来，突然看到房间变了样，灯光也变了样，突然黄了起来。突然的确信，枪弹狂射般的确信：他死了。死了。死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四月二十一日死的。我站起身，来到卧室中央。这是一秒钟内发生的事。太阳穴不再跳动。再不是太阳穴的问题了。我的脸在蜕化，在改变。我整个人也在蜕化，散了架，改变了模样。卧室里没有人。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恐怖像洪水一样慢慢升起来，我被淹没了。我是那样害怕，我不再等待了。完结了，是完结了吗？你在哪里？怎么才能知道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是罗贝尔·L？再没有痛苦。我正在明白在这个人和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等待另外一个人也会如此。我不再存在，为什么要等待罗贝尔·L？如果愿意等待的话，还不如等待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男人和她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位罗贝尔·L是谁？他确实存在过吗？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罗贝尔·L，是什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被等待？她到底在等待什么？她在等待其他什么等待吗？两个星期以来她在等待中情绪激动，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她是谁，D知道。D在哪儿？她知道，她可以去看他，请他解释。我该去看他，因为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我去看了他。表面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电话响了。我在黑暗中醒来。我点亮灯，看看闹钟：五点半。还是夜里。我听见：“喂？……什么？”接电话的是D，他睡在我身旁。我听见：“什么，您说什么？是的，是这里，对，罗贝尔·L。”沉默。我就在拿着听筒的D身旁。我试图夺过听筒来。好长时间。D不放手。“什么消息？”沉默。对方在巴黎的另一端讲话。我试图夺过听筒，很难，不可能。“什么？同伴？”D放下电话对我说：“罗贝尔·L的几个同伴到了戈蒙。”她声嘶力竭：“这不是真的。”D又拿起听筒：“罗贝尔·L呢？”她试图夺过来。D什么也没说，他听着，电话在他手里。“你们不知道别的了？”D向她转过身来：“他们两天前和他分手的，他当时还活着。”她不再试图夺过电话机了，她瘫在地上，摔倒了。他两天前还活着，这几个字使什么东西爆裂了。她随它去。这东西爆裂了，从嘴里、鼻子里、眼睛里流出来。应该让它流出来。D放下电话，呼唤着她的名字：“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他没有走近，他没有扶她起来，他知道不能碰她。她在忙着。让她安静。那个东西从各处涌流出来。活着。活着。他说：“我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两天前，像你和我一样，他活着。她说：“别管我，别管我。”那个东西流了出来，以呻吟和哭喊的方式，以它愿意的各种方式流了出来。它出来了。她随它而去。D说：“我们该过去了，他们在戈蒙，他们在等我们，我们还是先喝杯咖啡再去吧。”D这样说是为了让她喝杯咖啡。D笑了。他不停地说：“啊！真有他的……怎么能想到他们会……罗贝尔真鬼……他大概在最后一刻躲了起来……我们还以为凭他那样子不会那么机灵呢。”D在浴室里。他说了“凭他那样子”。她靠在厨房的壁橱上。确实，他的样子与众不同。他总是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追求至善之境。她在煮咖啡。D又说：“再过两天就会看见他回来了。”咖啡已煮好。喝着热咖啡，又想起来：他还活着。我很快换上衣服，吃了一片退烧药。还总是发烧，浑身是汗。街上空荡荡的。D走得很快。我们来到了改成接待站的戈蒙公司。事先说好，我们要见埃莱娜·D。她来了，笑容满面。我浑身发冷。他们在哪儿？在旅馆里。她带着我们走。

旅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穿着条纹衣服的集中营犯人，也有穿着白外套的女护理员。整夜不断有犯人来。这就是那个房间，女护理员走了。我对D说：“敲门吧。”心在剧烈地跳动，我大概无力进去。D敲了门，我和他一起进了屋。床角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是家属。床上有两个集中营回来的人，一个睡着了，大约二十岁，另一个对我微笑。我问：“您就是贝罗第吗？”“是我。”“我是罗贝尔·L的妻子。”“两天前我们和他分手的”。“他怎么样？”贝罗第看看D说：“有人比他更疲惫不堪。”年轻人醒了：“罗贝尔·L，啊，是的，我们本来应该和他一起逃跑的。”我靠近床边坐下。我问：“他们枪毙人吗？”两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回答，随后说：“就是说……他们不再枪毙人了。”D接过话来：“当真？”贝罗第回答：“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天不再枪毙人了。”两个战俘自己说开了。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集中营里的俄国犯人头儿告诉我的。”我问：“他告诉您什么？”“他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枪毙人。”年轻人说：“有时候他们枪毙犯人，有时候不。”贝罗第看看我，又看看D。他笑了笑说：“我们累了，请原谅。”D的眼睛盯着贝罗第，问：“他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火车启动时我们一起找过他，没找到。”“我们确实仔细找了。”“你们怎么会没有找到？”“天很黑，”贝罗第说，“况且人还很多。”“你们仔细找过了？”“您是说……”他们对视着。“噢，是的，”年轻人说，“是找过……甚至还喊过他的名字，尽管这很危险。”“他是个好伙伴，”贝罗第说，“我们找过他，他还给我们做过有关法国的讲座呢。”“他讲得很好，嗬，那神气……他把听众给迷住了……”我问：“既然你们没有找到他，那么说他已经不在了？他被枪杀了？”D来到床边，他动作粗暴，他很生气，但控制着自己，他的脸色几乎跟贝罗第一样苍白：“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他们累了。”我们仿佛在审问罪犯，一秒钟也不让他们喘息。“不管怎么说，我看见他了，我敢肯定。”年轻人说。他目光茫然地看着什么，重复说他敢肯定，可是他什么都不能肯定。D还是不停地问：“努力想一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在队伍里看见他的，你记不得了吗？在右边，天还没黑……到达火车站前一小时。”年轻人说：“那时候真是筋疲力尽……不过我，我是在他逃跑以后又见到他的，这我敢肯定，因为我们还说好从那里、从车站逃走。”“什么？他逃跑？”“是的，他企图逃跑，又被抓回去了……”“什么？逃跑的人不被枪杀吗？你们说的不是真话。”贝罗第不知再说什么了，什么也说不出，他的记忆破碎了，他泄气了。“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会回来的。”这时，D粗暴地插话，他让我住口，然后他又开始问：“他是什么时候逃跑的？”他们彼此看看：“是头一天吧？”“我想是的。”D在询问，在恳求：“努力想一想，很抱歉……不过努力想一想。”贝罗第微笑了一下：“我很理解你们，不过我们太累了……”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绝对的沉默。然后年轻人说：“我肯定在他逃跑以后我见过他，是在队伍里看到他的，现在我敢肯定。”贝罗第问：“什么时候？怎么看到的？”“他和吉拉尔一起，在右边，我敢肯定。”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枪毙人呢？”贝罗第说：“这您不用害怕，我们会知道的，我们每回都知道，纳粹党卫队在队伍后面枪毙人，然后同伴们把消息一直传到队伍前面。”D说：“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天太黑，”贝罗第接着说。“也许他第二次逃跑了，”年轻人说。“总之，你们在他第一次逃跑以后见到过他。”“确实，”贝罗第说，“确确实实。”“他们把他怎么样了？”“嗯，他被狠狠揍了一顿……菲利普会比我讲得更清楚，他们是伙伴。”我问：“他们怎么没有枪毙他呢？”“美国人那么近，他们来不及了。”“再说，每次情况都不一样，”年轻人说。我问：“在他逃跑以后，你们一起商量好逃到火车站的吗？”沉默，他们彼此看着。D说：“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是在他逃跑以后和他商量的话，那就增加一份把握了。”不，他们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记得队伍的某些骚动，记得几个伙伴跳到壕沟里藏身的某些动作，他们还记得遍地都是美国人。而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了。

另一个磨难期开始了。德国在燃烧。他在德国本土，这不十分肯定，不十分肯定。但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未被枪杀，如果他还待在犯人队伍里，那么他就置身于在德国燃烧的熊熊烈火之中了。

四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点半。电话响了。我一个人在家，是我接的电话。对方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尔朗。“菲利普回来了，他一星期前看见了罗贝尔。他当时还好。”我解释说：“我见过贝罗第了，罗贝尔好像逃跑了，又被抓了回去。菲利普有什么消息？”弗朗索瓦说：“是的，他试图逃跑过，又被一些孩子抓了回去。”我问：“他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沉默。弗朗索瓦说：“他们是一起逃跑的，菲利普跑得远，德国人没看见他，罗贝尔就在路边上，他被打了一顿。菲利普等着他，没有听见枪声。”沉默。“确实吗？”“确实。”“就这些吗？后来他再没看见他？”沉默。“没有，因为菲利普离开了，逃跑了。”“那是什么时候？”“十三号。”我知道这都是弗朗索瓦·莫尔朗算出来的，毫无差错。“你怎么看？”“没问题，”弗朗索瓦说，“他会回来的。”我问：“犯人队伍里有被枪杀的吗？”沉默。“说不准。来印刷厂吧。”“不，我累了。菲利普怎么看？”沉默。“没问题，四十八小时以后，他就该回来了。”我问：“菲利普怎么样？”“很疲劳，他说罗贝尔还坚持得住，状况比他好。”“他知道那批犯人去哪里了吗？”“不，一无所知。”我问：“你没骗我吧？”“没有。你到印刷厂来吧。”“不，我不去。告诉我，要是四十八小时以后他还不回来呢？”“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个数字，四十八小时？”“因为菲利普说他们是在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之间被解放的。不会有别的可能。”

贝罗第十二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菲利普十三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算起来需要十天至十二天。罗贝尔大概明天或后天到，也许是明天。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D请来了医生，我的高烧总也不退。卡茨太太、我的女友让妮·卡茨的母亲到我家来住。她在等待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罗贝尔的姐姐玛丽路易丝一起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比打过电话，问罗贝尔的情况。他也在犯人队伍里，是在贝罗第之前逃跑的，比他回来得早。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音讯杳无。夜里和白天都是如此。D给我带来了《战斗报》。最新消息，俄国人拿下了德国的一个地铁站。但是，朱可夫的大炮还在密集围攻轰炸着德国的废墟。什切青和布尔诺已被拿下。美国人到了多瑙河。整个德国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占领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呢？我也变得和博尔德太太一样了，我不再起床。由卡茨太太上街买东西、做饭。她心情不好。她为我买来美国牛奶。我想，要是我真的病了，她就不会那么想念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是个残疾人，得了一次骨结核病以后一条腿就瘫痪了。她是犹太人。我在接待站里听说过他们杀害残疾人。人们开始知道些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了。卡茨太太等了六个月，从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直等到十一月。她的女儿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死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通知她，费了九个月才确认了她的姓名。我没有和她谈罗贝尔·L。她到处张贴她女儿的寻人启事，在所有的接待站，在所有的过境线，还告诉所有的亲属，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买了五十罐美国牛奶，二十公斤糖，十公斤果酱，还有钙片、磷酸盐、白酒、花露水、大米、土豆等。卡茨太太一字一句地说：“她的衣服都洗过、补过、熨过了，我又给她的黑外套加了衬里，添上了兜。所有的衣服原先都放在一个有樟脑丸的大箱子里，我拿出来晒晒，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让人给她的鞋子上了掌，又给她的袜子缝了几针。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吧。”卡茨太太在向上帝挑战。

四月二十七日。

没有任何消息。黑洞。一丝光亮也没有。我重新连接时间的链条，但是，从菲利普没有听到枪声起到没有人在火车站见到罗贝尔·L，这中间出现了一个空白、一个深渊。我起了床。卡茨太太到她儿子家去了。我穿上衣服，坐在电话机旁。D来了。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饭馆吃饭。饭馆里满座。人们在谈论战争的结束。我不饿。每个人都在讲述德国的暴行。我永远不再感到饿。别人吃的东西令我作呕。我想死。用一把剃须刀割断与身外世界的联系，甚至和D的联系。可怕的猜想：如果今晚再没有他的消息，他就是死了。D看着我，他当然可以看着我，他死了。我说出来也没有用，D不会相信我。《真理报》上写着：“德国末日的丧钟敲响了。火与铁的包围圈在柏林周围收缩。”结束了。和平到来的时候他将不在人世了。意大利游击队在法恩扎俘获了墨索里尼。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在游击队手中。墨索里尼被俘，其他一无所知。多列士谈到了将来，他说应该努力工作。我为罗贝尔·L保存着所有的报纸。他要是回来，我和他一起吃饭。在这以前，我不吃饭。我想起了那个十六岁的小德国兵的母亲，她的儿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孤零零地躺在艺术桥畔的石堆上奄奄一息，而她还在等待她的儿子。现在戴高乐掌了权，他成了四年来挽救我们荣誉的人。他声名显赫，可他对人民的赞颂却吝啬得很，他身上有一种可怕、残忍的东西。他说：“只要我在，国家就会运转。”除了和平，戴高乐什么也不等待。只有我们还在等待，这是一种永恒的等待，古往今来天下所有的女人的永恒的等待：等待男人们从战场归来。我们在世界的这一边，在这里，万人坑里的死者尸骨如山。这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里，成百万的犹太人被烧死。正是在这里，我们为他们哭泣。美洲惊奇地看着欧洲巨大的焚尸炉在冒烟。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将悲伤地等待儿子的消息，而她十六岁的孩子已在艺术桥畔死去，那样孤单地死去。我的孩子，也许有人会看到他，就像我看到这个孩子一样，看到他在壕沟里，手臂在做着最后的呼救动作，而双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他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男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我也将永远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属于欧洲，事情是在这里、在欧洲发生的，我们被禁锢在一起，面对着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是同样的大洋、同样的入侵、同样的战争。我们属于被焚尸炉烧死、在马伊达内克被煤气毒死的种族，我们也属于纳粹的种族。布痕瓦尔德的焚尸炉、饥饿、贝尔森的公共墓穴对我们一视同仁。这些墓坑也掩埋着我们自己，这些如此相同的尸骨都是欧洲家族的尸骨。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巽他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也不是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土地、欧洲的土地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多拉死掉的四十万德国共产党人的尸骨也在欧洲这个公墓中，其中还有几百万犹太人和上帝的观念以及每个犹太人、每个犹太人心中的上帝的观念。美国人说：“此刻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他是芝加哥的理发师还是肯塔基的农民，都知道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美国人想向我们炫耀他们绝妙的战争机器，并想借此消除农民和理发师们的疑虑，因为这些人原先对让他们的儿子到欧洲前线去打仗持怀疑态度。当美国人得知墨索里尼被挂在屠宰场的铁钩上处死以后，他们将无法理解，他们将目瞪口呆。

四月二十八日。

等待和平的人不等待什么，什么也不等待。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和平已经出现了，仿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也仿佛是遗忘的开始。证据已经在眼前了：巴黎的夜晚灯火通明。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亮如白昼。双偶咖啡馆座无虚席。天还是很冷，露天座上没有人。不过，小饭店也挤满了人。我出了门，和平向我逼近。在和平的逼迫下，我快速返回家中。我隐约看到一种可能实现的未来就要来临，一块陌生的土地将在这片混沌中出现，在那里不会有人再等待。而这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并不属于这里，而是属于那边，在那块别人无法接近、无法理解、此刻沦于烧杀之中的土地上，和他在一起。我抓着一棵救命草，抓着这最后的可能性，这根本不会被报纸理睬的可能性。灯火通明的城市对我来说失去了一切意义，它只象征着死亡，象征着没有他们的明天。这座城市只有对我们这些仍然在等待的人来说才具有现实性。对我们来说，这是他们再也见不到的城市。和平迟迟不来，大家都很不安。他们不签和约还等什么？到处都能听到这句话。威胁与日俱增。今天听说希特勒奄奄一息。是希姆莱在德国电台最后的广播中说的，同时他向盟军请求投降。柏林在燃烧，只有那“三十个敢死营”在保卫它。在柏林，据说希特勒向自己的头部打进了一颗子弹。希特勒大概死了，但消息不确实。

四月二十八日。

全世界都在等待。希姆莱在他的文告中说：“希特勒奄奄一息，不会活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对他将是致命一击。美国和英国回答说他们只能和苏联一起接受德国的投降。希姆莱是向旧金山会议提出投降建议的。作为最新消息，《战斗报》宣布：投降书同时也曾向俄国人提出。斯大林主义者们不愿意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报上说，墨索里尼应该交由人民处置。法里纳奇受到民间法庭的审判，当着万头攒动的群众，在一个大城市的广场上被处死了。在旧金山会议上，欧洲处于艰难的时刻，欧洲是少数。斯退丁纽斯主持会议。《战斗报》说：“面对几大国的表演，小国抬起了头。”人们已经谈到和平以后的事情了。

太多了，死去的人真是太多了。七百万犹太人被消灭，装在运牲畜的货车里运走，又在专门设置的煤气室里被毒死，然后在专门设置的焚尸炉里被烧掉。还没有谈在巴黎的犹太人呢。他们的新生儿被交给专门负责勒死犹太儿童的妇女，她们是用颈脉挤压法杀人的专家。这毫无痛苦，她们微笑着说。在德国发现的这种有组织的、合理化的死亡新貌使人愤怒，但首先使人困惑。人们震惊了。怎么还能当德国人？人们在别处、在以往的年代里寻找先例。没有先例。没有任何时代会如此头脑发昏，不可救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民族之一，所有时代的音乐之都，以国家工业那种完美无缺、有条不紊的方式在不久前杀死了一千一百万人。全世界都望着这座大山，这座上帝的造物给它的同类制造的死人堆。人们提到某位德国文学家，他为此深感不安，变得阴郁并沉入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之中。如果纳粹的罪行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如果这一罪行没有在集体范围被理解，那么，那个在贝尔森集中营里带着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孤独死去的人就遭到背叛了，正是这种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使他在某个夜晚、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在没有上级、没有军装又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撬开了铁轨。如果我们强调纳粹恐怖的德国性，而不是强调其集体性，那么贝尔森集中营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被纳入地区侨民的范围了。对这一罪行的唯一回答就是把它看成所有人的罪行。分担它。如同分担平等、博爱的思想。为了曾经承受并容忍这一观念，分担这一罪行吧。

我并不知道那是哪一天，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四月里的一天，不，是五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电话铃响了。是从德国打来的，是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没说你好。他几乎是粗暴的，但仍像平时那样清楚明了：“好好听我说，罗贝尔还活着。镇静。是的。他在达豪。坚强地听我说。罗贝尔身体很弱，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不得不告诉你，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还可以活三天，再长不了。D和博尚必须今天就动身，今天上午就动身来达豪。这样对他们说：让他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会得到法国军官的服装、护照、委任状、汽油票、参谋部的证件和通行证。让他们立刻就去。只能这么做了。通过正式手续他们就到得太晚了。”

弗朗索瓦·莫尔朗和罗丹参加了里盖神甫组织的一个调查团，他们去了达豪，在那里找到了罗贝尔·L。他们闯进了集中营里存放已死和濒死的人的禁区。正是在那里，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个人清楚地叫出了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然后眼睛就闭上了。罗丹和莫尔朗花了一小时才认出罗贝尔·L。是罗丹最后根据他的牙齿才把他认出来。他们把他像死人那样用毯子裹着运出集中营的禁区。他们把他放在集中营里住着幸存者的营房旁边。集中营里没有美国兵，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做。美国兵都住在哨所里，害怕染上伤寒。

博尚和D当天就从巴黎出发了，刚过中午就走了。那是五月十二日，和平日。博尚穿着莫尔朗的上校制服。D穿着法国中尉服，带着名叫D·马瑟的抵抗运动成员证件。他们整夜驱车，第二天早上到达达豪。他们找了罗贝尔·L好几个小时，后来路过一个躯体时，听见有人叫D的名字。我想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不过莫尔朗已经说过他无法辨认。他们带走了他，在这以后他们才认出他来。他们的衣服里面还有另一套法国军官制服。必须让他站起来，他自己站不起来，不过他们终于给他穿上了衣服。走过党卫队的营房时，得想法使他不必敬礼，必须让他通过哨所，避免打预防针，预防针会置他于死地的。美国兵——大部分是黑人——都戴着防毒面具，预防伤寒。令人惊恐不安。因为命令严格，倘若美国兵怀疑罗贝尔·L的身体状况，他们就会立即把他放进停尸房。罗贝尔·L一出来，就不得不走到“轻11型”汽车上去。他们扶他躺在后座上，罗贝尔·L立即昏了过去。他们以为这下完了，但没有。旅行艰难漫长。因为他患痢疾，他们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停一次车。一离开达豪，罗贝尔·L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他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回到巴黎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起来，为了在死前把话都说出来。罗贝尔·L不控诉任何个人、任何种族、任何民族，他控诉人类。罗贝尔·L刚从恐怖中走出来，奄奄一息，精神错乱，但他还能做到不控诉任何人，除了在人民历史上充当过客的政府。他希望在他死后，D和博尚能把他说过的话告诉我。当晚他们就到了法国边境，是在维桑堡附近。D给我打电话：“我们到了法国，刚过边境线。明天近中午时到家。你要作最坏的准备，你会认不出他的。”他们在一个军官食堂吃的饭。罗贝尔不停地说着、讲着。当他们走进食堂时，所有的军官都站起来向罗贝尔·L致敬。罗贝尔·L没有看见。这些事情他从来是看不见的。他讲到德国的殉难者，讲到所有人共同的苦难。他不停地讲着、讲着。这天晚上，他说他想在死前吃一条鳟鱼。在被洗劫一空的维桑堡城，大家为罗贝尔·L找到了一条鳟鱼。他吃了几口，然后又开始说话。他谈到了仁爱。他听到过尊敬的里盖神甫的某句演说词，他开始说出了这句非常晦涩的话：“要是有人和我谈基督的仁爱，我就会说达豪。”他没有把话说完。这一晚他们是在奥布河畔巴尔过的夜。罗贝尔·L睡了几个小时。他们在临近中午时到达巴黎。就在驶进圣本笃街之前，D停下车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情况比我们想象过的还要可怕。他很高兴。”

我听到楼梯上一阵克制的喊叫、一片忙乱和脚步声。然后是房门开关的声音、喊叫声。是这样。是他们从德国回来了。

我没能避开他，我下楼想逃到街上去。博尚和D挟着他的腋窝。他们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下来。他眼睛朝上看。

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看见了我，认出了我并向我微笑。我叫喊着不，我不愿意看。我又走开了，又上了楼梯。我嚎叫起来，这我还记得。战争在嚎叫声中宣泄出来了。六年没有喊叫了。我又到了邻居家，他们强迫我喝朗姆酒，把酒灌进我嘴里，灌进我的喊叫声中。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他、罗贝尔·L面前的。我记得楼房里一片呜咽声，房客们在楼梯上待了很久，房门都开着。后来，别人告诉我女门房为了迎接他，曾经装饰了一下楼房大门，等他一过去，她就都扯掉了，闭门不出，躲在屋子里一个人哭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在某一个时刻，嘈杂声停止了，我看见了他。触目惊心。在我面前。我认不出他了，他看着我。他笑了。他任我看。一种超自然的疲乏、终于能活到此刻的疲乏在他的微笑中显露出来。这个微笑使我突然认出他来，但是很遥远，仿佛在隧道深处。这是一种愧然的微笑。他对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成为这副残骸感到惭愧。然后微笑消失了。他又成了陌生人。但是我还认识他，这个陌生人就是他，罗贝尔·L，完完全全。

他想再看看房子。他被人扶着在各个房间里转了转。他的面颊褶皱着，但并没有从颌部脱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笑。走过厨房的时候，他看见为他准备的水果蛋糕。他不再笑了：“这是什么？”别人告诉他。“用什么做的？”“樱桃，正是上市的季节。”“我可以吃吗？”“我们不知道，大夫会告诉你的。”他又回到了客厅，在长沙发上躺下。“那么说我不能吃？”“还不能。”“为什么？”“因为在巴黎已经有了好几起事故，有人太早就让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吃东西。”

他不再打听他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再看我们了。他的面孔罩上了一种剧烈的、无声的痛苦，因为人们不让他吃东西，就像集中营一样。就像在集中营里一样，他无言地接受了。他没有看见别人在哭。他没有看见别人几乎不能看他，不能回答他的话。

大夫来了。但他在门口突然站住，手扶着门把，脸色苍白。他看了看我们，然后看了看长沙发上的形体。他不明白。随后他明白了：这个形体还没有死去，它在生与死之间飘浮着。他、大夫被请来是为了努力让这个形体活下去。大夫走进屋。他一直走到那个形体旁边，那形体对他笑了笑。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这位大夫每天都来好几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我们一害怕就去叫他，他来了。他救活了罗贝尔·L。他自己也充满了使罗贝尔·L起死回生的激情。他成功了。

我们趁他睡着的时候把水果蛋糕拿走了。第二天他仍然发烧，再也不谈任何食品了。

如果他从集中营一回来就吃东西，他的胃就会因为食物的重量而破裂，或者食物的重量会挤压心脏，而心脏在他瘦弱的空壳里已变得巨大，它跳动得那样快以致无法数脉搏，确切地说，它不再跳动，是在恐怖中瑟瑟发抖。不，他一吃东西就得死。可是如果一直什么都不吃也会死。难就难在这里。

与死神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它，细致、灵巧、讲究策略。它将他团团围住。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办法和他联系，这个联系孔并不大，然而生命仍然在他身上，生命充其量像根小刺，但毕竟是根小刺。死神发起进攻了。第一天三十九度五。然后四十度。然后四十一度。死神气喘吁吁。四十一度。心脏像琴弦一样颤动。四十一度，总是四十一度，但它在颤动。大家想，心脏，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还是四十一度。死神猛烈地敲门，但心脏充耳不闻。不可能，心跳要停止了。没有。

大夫说可以给他粥喝，用咖啡匙喂。我们一天喂他六七次粥。一咖啡匙粥就使他喘不上气来，他抓住我们的手，大口吸气，又倒在床上。但他咽下去了。同样他一天要大便六七次。我们托着他的膝盖和手臂把他扶起来。他的体重大概只有三十七八公斤：骨头、皮肤、肝脏、肠胃、脑浆、肺统统算在一起，这三十八公斤分布在一米七八的个头上。他被扶到马桶上，桶沿上放了一块小垫子，因为关节直接接触皮肤的地方，皮肤一碰就痛。（圣殿街区那位十七岁的犹太小姑娘，她胳膊上的皮肤被肘关节穿破了，大概是因为她年轻、皮肤细嫩，她的关节露在外面而不是藏在里面，它赤裸裸地、干干净净地露在外面，她既不感到关节痛，也不感到腹部痛，她的生殖器官每隔一段时间就一个一个地被人从腹中拔出来。）一坐上马桶，他就一下子咕噜咕噜泻开了，声音之响令人吃惊。心脏所能克制的，肛门留不住，它将存物倾泻出来。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将容纳物倾泻出来，甚至手指也留不住指甲，抛弃了指甲。心脏，它还在继续保留着容纳物。心脏。还有头，它惊慌不安，但高尚、孤独，它从躯干中伸出来，它在回忆、叙述、辨认、要求。它在说。在说。大脑由颈部与身体相连，就像通常那样，但这个颈部是那样萎缩，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全部捏住，那样干瘪，人们不禁要问生命是怎样从那里通过的，既然一匙粥都要费很大劲才能通过并且常常阻塞。起初，颈部与肩膀成直角。上面，颈部一直插到骨架中去，与上颌相贴，像常春藤一样绕着韧带。皮肤成了薄薄的卷烟纸，透过它可以看到椎骨、颈动脉、神经、咽部以及流动的血液。他排泄一种暗绿色的冒着泡沫的黏性物，那是没有人见过的粪便。他便完之后，我们又扶他重新躺下，他筋疲力尽，眼睛似睁非睁，持续了很久。

这种大便的状态十七天没有任何变化。这是非人的状态。它比发烧、瘦弱、失去指甲的手指、党卫队痛打的伤痕更使他与我们不同。我们给他喝的是金黄色的粥，喂婴儿的粥，而从他身上出来的却是泥淖一样的暗绿物。盖上马桶以后，还听到气泡在表层破裂的声音。这黏液会使人想起大口浓痰。大便一出来，房间里就充满了一种气味，不是腐物、尸体的气味——他身上还有属于尸体的物质吗？——而是属于植物腐殖土、枯枝败叶、厚密的林下灌木丛的气味。确实，那是一种阴暗而浓浊的气味，似乎源自他所经历的而我们却无从知晓的漫漫黑夜。（我靠在百叶窗上，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下穿行，由于他们不知道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真想告诉他们在他们头顶上楼上这间房里有一个从德国集中营回来的人，活着回来的。）

显然，他曾在垃圾堆里找过吃的，他吃过草、喝过机油，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在陌生的事物面前，我们寻找着答案。我们想，在此刻，在我们眼前，他也许正在吃着自己的肝和脾。如何得知呢？如何得知在他的腹中还存在着什么未知物，存在着什么痛苦呢？

在十七天里这种大便状况没有变化。十七天，这些粪便与已知物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一天排便七次，我们嗅着粪便，看着它却无法辨认。十七天的时间，我们不让他亲眼看到他排泄出来的东西，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腿、脚和身体，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

我们一直不习惯看他的身体，不能习惯。更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活着。当人们来探望他，走进房间并看到毯子下面的形体的时候，他们不忍目睹，马上转过脸去。许多人夺门而出并且再也不来了。他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惊骇，一次也没有。他很高兴，他不再害怕。他还在发烧。十七天。

有一天，烧退了。

十七天以后，死神疲倦了。马桶里不再冒泡，粪便成了液体，虽然还是绿色的，但有了人的气味，人体的气味。有一天，烧退了，给他注射了十二升血清，某天上午，烧退了。他躺在九个坐垫上，脑袋下一个，小臂两个，大臂两个，手两个，脚两个，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必须把它们的重量放在绒毛垫里，使它固定不动。

有一次，一天上午，他的烧退了。热度又袭来，但又退下去。再次袭来，稍稍低一些，又退了下去。然后，一天上午，他说：“我饿了。”

饥饿随着体温升高而消失，在退烧以后又回来。一天，大夫说：“试一试，试试给他点吃的，先给他吃点肉汁，他要是能消化就继续给他吃，同时给他点别的东西，但开始时要少给，三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逐渐增加。”

上午，我到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的一家家饭店去找绞肉机。在大街上的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了一个绞肉机。他们不能出借。我说这是为了一个从集中营回来的病重的政治犯，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个女人想了想说：“我不能借给你，但我可以租给你，一千法郎一天（原话如此）。”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告诉她，还付了一笔保证金。圣本笃饭店以原价卖给我牛肉。

他吃肉汁消化得很好，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吃些固体食物了。

他的饥饿勾起了饥饿。它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法满足。

他的饥饿令人害怕。

我们不给他盛菜。我们只把饭菜直接放到他面前，让他一个人吃。他运转得很好。他在做为了维持生命而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吃。这件事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等待食物。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就狼吞虎咽。然后，当别人将食物拿走，他又开始等下一次。

他本人消失了，饥饿替代了他。也就是说，空洞替代了他。他往无底洞里送食，他把被掏空的干瘪的肠胃装满。这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遵循、服从、履行着一个神秘的功能。他怎能知道是饥饿使然？他怎能感觉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博学多识，他知道这些。

他在吃一块羊排。然后他吸骨髓，低着眼睛，只注意怎样才能啃干净。随后他又拿起第二块羊排。第三块。眼睛都不抬。

他坐在客厅阴暗处的椅子上，靠着半开的窗子，身子四周铺着坐垫，拐杖放在身边。裤筒里的双腿像拐杖一样摇晃。有阳光的时候，他的手是透明的。

昨天，他费力地拾起了掉在他裤子上、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今天他随它们去了。

他吃饭的时候，我们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再需要帮助了。他已经恢复了力气，能够拿起匙和叉了。但切肉还是别人来做。我们让他一个人面对着食物。在隔壁房间里，我们避免说话，踮着脚走路。我们从远处看着他。他在运转。他对饭菜没有明显的偏好。越来越没有偏好。他像个无底洞一样吞东西。饭菜上得不够快时，他一边哽咽着一边说别人不理解他。

昨天下午他到冰箱里去偷面包了。他偷吃的。我们告诉他注意点儿，别吃得太多。于是他哭了。

我从客厅门口看着他。我不进去。十五天、二十天，我一直看着他吃饭，但我始终不习惯，他处于一种不变的快乐之中。有时这种快乐也使我落泪。他看不见我。他已经把我忘了。

精力恢复了。

我也一样，我又开始吃饭、睡觉。体重也恢复了。我们要活下去。同他一样，我十七天不能吃东西。同他一样，十七天我也未合眼，至少我自己认为没合眼。实际上，我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随便在哪儿就睡着了。我在恐怖中醒来，真可怕，每次我都以为他在我睡着的时候死去了。我夜里总是有点发烧，来看他的大夫也为我担心，他让人给我打针。针头扎不进我的大腿，我的肌肉仿佛得了强直性痉挛。女护士不愿意再给我打针。睡眠不足引起视觉错乱。我扶着家具走路，脚下的地在倾斜，我害怕滑倒。我吃了给他挤出肉汁的牛肉。那肉就像纸和棉花一样。我根本不再做饭，除了煮咖啡。我觉得自己很接近我所希望的死亡。我对此感到无所谓，甚至连无所谓这一点我都不去想，我的自我身份转移了。我只是那个醒来时感到害怕的人，那个恨不得替代他、成为他的人。我整个人都沉入这一欲念之中，即使罗贝尔·L情况十分不妙时，我这种欲念也是难以描述得强烈，因为罗贝尔·L还活着。我在失去小哥哥和小孩的时候，也失去了痛苦，也就是说痛苦变得漫无目的，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此刻，希望是完整的，痛苦根植在希望之中。时不时我就会为自己没有死去感到惊讶：一把冰冷的剑深深地插在肉身里，日夜如斯，但我还是活着。

精力恢复了。

人们打电话告诉了我们。这消息我们向他隐瞒了一个月。当他的身体恢复以后，在维里埃尔勒比松的一所为集中营回来的人准备的康复中心里，我们才把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死讯告诉了他。那是在夜里。有他的小妹妹和我在场。我们说：“应该告诉你我们一直瞒着你的一件事。”他说：“你们瞒着我玛丽路易丝的死讯。”一直到天亮，我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没有谈她，没有说话。我吐了。我想大家都吐了。他不停地念叨：“二十四岁。”他坐在床上，手扶拐杖，没有哭。

元气大为恢复了。另外一天，我跟他说我们应该离婚，我想和D生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姓氏我们需要离婚。他问我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再度一起生活。我说不会。自从我遇到D以后，两年来我没有改变主意。我告诉他即便没有D，我也不会重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问我要离开的原因，我也没有告诉他。

一次我们来到阿讷西湖畔圣约里奥茨的一座集中营受难者的休养所。这是路边的一家旅馆饭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广岛，我们是在那里知道了广岛。他体重恢复了，他长胖了。他没有力气支撑他从前的体重。他借助那根拐杖走路，我记得那根粗重的深色木拐杖。有时，他似乎要用这根拐杖敲打墙壁、家具、门，他不打人，不，他想敲打路上他遇到的一切东西。D也在阿讷西湖畔。我们没有钱去住过去住过的旅店。

我记得在萨瓦的时候他不在我们身边，他被陌生人包围着，他还是一个人，他绝口不谈他在想什么。他深藏不露。神情阴郁。一天早晨，在路边，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广岛。

他看上去像要敲打什么，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使他难以自控。广岛事件以后，我想他和D谈了，D是他最好的朋友，广岛可能是他从外部所看到、所读到的他生活之外的第一件事情。

另一次，那是在萨瓦以前，他在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里。阳光明媚。他要去花神咖啡馆“看看”。他是这么说的。侍者们过来向他问好。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他了，他喊叫着，用拐杖敲打着地面。我担心他打碎玻璃。侍者们眼泪汪汪、沮丧地望着他，一声不吭，然后我看见他坐下来，长时间保持沉默。

时间又过去了。

这是和平以后的第一个夏天，一九四六年。

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和拉斯佩齐亚之间的一个海滨。

他从集中营回来有一年零四个月了。他知道他妹妹的死讯以及我们分手的消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在那儿，在沙滩上，看着人们走过来。我不知道他看的是谁。他定睛看，他尽力看，我在巴黎等待他时所想象的他在德国的死亡形象中，首先死去的就是他这种目光。有时候，他长时间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面。他还不能习惯接受妹妹死去的事实：二十四岁，双目失明，双脚冻裂，肺病到了晚期，被飞机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了哥本哈根，到的那一天死去，而那一天正是停战的日子。他从来不谈起她。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讲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德国经历。这本书写完、交稿、出版以后，他再没有谈起过德国集中营。再没有说起这些词。从来没有。再也没有提起这本书的名字。

这是刮风的一天。

在这种伴着海风的阳光下，我不再想他的死了。

我躺在吉内塔身边，我爬上了海滩的斜坡，到了芦苇丛的深处。我们脱掉衣服。我们从海水浴的清新中走出来，阳光正烧灼着这种清新，但还没有战胜它。皮肤保护得很好。在我的两肋下部，一个凹处中，在我的皮肤上面，我看到心脏在跳动。我饿了。

其他人还在海滩上。他们在玩球。罗贝尔·L除外。他还没玩球。

苇丛上面可以看到卡拉拉采石场雪白的斜坡。上面是更高的闪烁着白光的群山。在另一个方向，稍近处可以看到马尔切洛山峰，它正好在拉玛格拉河口上面。看不见马尔切洛山的村庄，只看见山峰、无花果林以及峰顶那深色的松林坡。

我们听见他们在笑。埃里奥笑得最欢。吉内塔说：“你听听，他像个孩子。”

罗贝尔·L没有笑。他躺在太阳伞下面。他还不能晒太阳。他看着他们玩球。

海风吹不进苇丛，却给我们带来沙滩上的喧闹。天热得可怕。

吉内塔从她的浴帽里拿出两个半截柠檬，递给我一个。我们张开嘴挤柠檬汁。柠檬汁一滴滴落到我们的喉咙里，我们正感到饿，它使我们体验到饥饿的深沉和力量。吉内塔说天这么热的时候柠檬是最好的水果。她说：“你瞧卡拉拉平原上的柠檬，它多大呀，它的皮很厚，在阳光下也能保持新鲜，它的汁像橘子，但是味道很酸。”

我们一直听见他们在玩，但听不到他、罗贝尔·L的声音。在这种沉默中，战争依然存在，它通过沙子、海风涌出来。

吉内塔说：“我很遗憾，在你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我不认识你。”她说她觉得他身体不错，她感到他容易疲乏，她特别注意到他走路、游泳时那么缓慢、那么痛苦。由于她以前不认识他，她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但她似乎担心他不会恢复到去集中营以前的体力了。

一听到罗贝尔·L这个名字我就哭了。我仍然在哭。我将终生哭泣。吉内塔说声对不起，然后就沉默了。

每天她都以为我会谈到他，但我还不能。然而这天我对她说我想有一天我会谈他的。并且关于这次回归我已经写了一点东西。我也试图谈谈这份爱情。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他垂危之际，我才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人，罗贝尔·L，我才感觉到他就是他，他与世上所有东西、所有人都不同。我讲生活在尘世间的罗贝尔·L所特有的气质，讲了他所特有的、使他承受了集中营生活的风度、智慧、学识、政治观以及那些难以描述的岁月，我讲了他所特有的、源于悲天悯人胸怀的不凡气质。

热得不能忍受了。我们穿上了游泳衣，跑着穿过沙滩。直接跑进海里。吉内塔游远了。我待在岸边。

风静了。也许这是在另一天发生的，一个无风天。

也许是在另一年。另一个夏季。另一个无风天。

海是蓝色的，甚至眼前那片海也是蓝色的，没有波涛，只有十分轻柔的细浪，似沉睡中的呼吸。其他人都停止了游戏，在沙滩的浴巾上蹲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大海走去。我来到海边。我望着他。他看到我在望着他。他那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他向我微笑，轻轻摇摇头，一幅自嘲的样子。我明白他知道，他知道每一天的每个时辰我都在想：“他没有死在集中营。”

王东亮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