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8日

（华盛顿特区）

在一次由福音派教会组织的旨在消除贫困的名为“呼唤复兴”的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主题演讲，以“政治与信仰的交点”作为演讲的主题：

“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正是他们这饱含真理的召唤，鼓舞无数人实现了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将我们的祖国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怀抱。”

我很荣幸能得此机会参加由“呼唤复兴”组织举办的“制定新美国盟约”会议。此前我曾得以看到了你们制定的《新美国盟约》，其中包括许多针对目前困扰我国已久的问题制定出的十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举措。因此，首先我想对大家表示祝贺，祝贺大家今天都就“美国的贫困和正义”这个问题做了许多精彩的主题报告，而且让华盛顿政坛的领导者们听过之后如坐针毡。

不过今天我却想谈一谈宗教与政治的关联，也许能提出一些我的见解，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分析过去几年中我们耳闻的一些尖酸犀利的言论。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圣经》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贫穷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充分赞扬并广泛分发这一盟约；我们也可以和媒体交流，可以讨论教会呼吁解决贫困和环境管理的问题，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但除非我们解决了美国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之间时而存在的相互猜忌的问题，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造成丝毫的影响。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事实。你们当中也许有些人知道，在2004年我竞选美国参议员时，我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名叫阿兰·凯斯的先生。他深谙杰里·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风格的辞藻，将进步分子贴上“不道德”和“无神论”的标签。

在竞选进入后期的时候，凯斯先生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不会支持巴拉克·奥巴马。耶稣不会把票投给巴拉克·奥巴马，因为他的言行举止令耶稣都难以置信。耶稣绝不会像他那样。”

耶稣基督不会把票投给巴拉克·奥巴马。

现在，我的许多自由派支持者们都劝我不要太在意这句评论，尽可以完全忽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凯斯先生是个极端主义者，因此他的言论大可不必理会。由于当时我的支持率领先于他40%，所以这大概也是个不错的建议。

然而，他们不会理解的是，我却很在意凯斯先生，因为他对我所信仰的宗教，所信仰的主作出了评价，而且他发表的言论当中确有几分属实。

奥巴马先生说，他是个基督徒。他声称如此，但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在《圣经》中却被称做“大逆不道”。

奥巴马先生说，他是个基督徒，但却并不制止残害无辜、神圣的生命。

那么我的支持者们会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应该怎样回应呢？我是不是应该说，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圣经》是种愚蠢的行为？还是应该说，凯斯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应当不去理会教皇宣讲的教义？

但这些我都不想说。最终在这场辩论中，我只是以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予以回应。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不能将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别人，我要竞选的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而不是这个州的牧师。

不过凯斯先生含蓄地指责我不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这却让我感到烦恼不堪。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作出的回应不能充分说明我的信仰在引导我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不过，我明白，我的困惑绝对不是个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教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

一段时间以来，诸多学者和民意调查分析家们一直都在议论，我国的党派之分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的确如此，在当今美国白人之间，关于“党派所属”的最大分歧并不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或者所谓的“红色州”居民和“蓝色州”居民之间，而是存在于那些经常去教堂的人和不去教堂的人之间。

保守派的领导者们已经乐观到不再去深究这种分歧的原因了。他们只是不断地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们，民主党人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不喜欢他们的教堂，同时还对全国上下其他人说，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只会关心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学校祷告制度与智慧设计论之类的事情。

大多数民主党人都中了这个圈套。其实我们大不了都回避有关宗教价值观的讨论，唯恐得罪了别人，只是一直对外界声明，无论我们的个人信仰如何，宪法的基本原则都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最坏的估计也不过是一些自由派人士在公共场合声称反对宗教，认为宗教从根本上来说反理性，而且偏执狭隘，坚持将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描述为狂热分子，或者认为“基督教徒”一词只适合用来形容某人的政敌，而非有宗教信仰的人们。

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的对手是阿兰·凯斯的话，这种回避策略的确会适用于进步派人士。不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信仰在人们生活中，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生活中的力量予以肯定的话，我们就犯了天大的错误。而且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了，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将个人信仰与当代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统一起来。

如果我们的确要这样做的话，首先我们需要认清，美利坚人民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我们当中，有90%的人都信仰上帝，70%的人都加入了有组织的宗教团体，38%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更加相信天使的存在，而不是进化论。

这种宗教倾向不仅是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们成功说教的结果，也不是巨型教堂流行起来后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宗教正应了人们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比这些原因都要更为深刻，是一种超越了某种具体形态的渴求。

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坐飞机去开商务会议、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失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

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与以前相比，美国人的亲密朋友和知己数目已经普遍减少了。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他们不应生来注定要孤独地走过漫漫长路，最终却一无所成。

说到这方面，我想谈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不是特别浓厚的家庭。我只有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我的父亲出生时是穆斯林，后来成为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并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精神生活最丰富的人，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

我和教会人员一起工作，同我一起的基督徒们也接纳了我。他们看着我熟读《圣经》，知道我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听我和他们一起唱圣歌。但他们能感觉得出，我并没有完全与他们融合为一体，依然有所隔阂。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那时，我也意识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

若不是因为传统黑人教堂的一些独特特征吸引了我，大概我就已经安然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但在芝加哥生活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投身到了教堂之中，而且并非只是投入了教堂的工作，而是成为了那里的一部分。

首先，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始终相信非裔美国人宗教传统的力量，那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而今天在座的一些领导者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力量。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黑人教堂更能切身体会到《圣经》中的一些教义，例如要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吃得饱、穿得暖，要敢于挑战权威等。从他们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过程中，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让人变得主动积极、触手可及的东西，是希望的源泉。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苦难的切身理解，再加上苦难正是在困境中坚持信念的基础，教堂的工作使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我想今天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有了信仰不代表你就没有了疑惑。

你需要来教堂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你是这世界上的唯一，而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你需要拥抱上帝，正是因为你有罪行需要饶恕，是因为你是个凡人，在艰苦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陪伴。

正是出于这些深刻的理解，终于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穿过那里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一直存有的疑问也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消失。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无论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精神历程。有人生来就是教徒，其他人则遇到过生命中的转折点。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和其他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力量源泉。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诚希望和别人谈论一下他们的想法，为他们着想，交流彼此的希望和价值观，那么作为进步分子，我们就不能完全舍弃宗教这个话题。

倘若我们不去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基督教徒、穆斯林或者犹太教徒，倘若我们只是消极地谈论是否应该做礼拜，哪里不应该做礼拜，而不是去积极地讨论我们对于彼此的义务何在，倘若我们总是对宗教场所和传教节目敬而远之，因为我们认为教徒们不会欢迎我们，那么总有别人会来填补这一空白，那就是那些信仰狭隘或者利用宗教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们。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同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教徒们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所坚持的立场，那么杰里·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和阿兰·凯斯之流定会继续当道。

更根本的原因是，进步人士对于宗教内容的抵触，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从道德层面来解决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文字游戏。如果我们将所有含有宗教含义的词语都删除，那么我们就消灭了这些宗教意象和术语，而上百万美国人民正是通过这些才了解到自己的个人道德观与社会公平的含义。

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正是他们这饱含真理的召唤，鼓舞无数人实现了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将我们的祖国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怀抱。

作为进步分子，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国家这一道德基础，那么这种失败则不仅仅是文字方面的了。我们对于“说教布道”的恐惧也使得社会道德观和文化观在解决我们目前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大打折扣。

毕竟，贫困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社会保险与失业人口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在寻求完美的“十点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层面问题。这些问题深植于社会的漠不关心与个人的麻木不仁，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之处。

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政府政策的改变，但也要求我们的内心和思想同时进行改变。例如，谈到让枪支远离市区这个问题时，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也会要求枪支制造商做到这一点。但我同样相信，当一个持枪歹徒面对着人群疯狂扫射的时候，他一定认为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赢得过别人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就存在这样一个道义问题，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中有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单靠政府力量是无法弥补的。

我相信我国的反歧视法规应该大力执行，但我同样相信我们国家各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应实现良心和道德上的转变，并发自内心地接受多样化。这样取得的效果要比大批律师制定的法律所起的效果要好得多。更何况，他们企业当中还有更多的律师。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纳税人的钱更多地投入到对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教育当中去。我认为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生的成就都说明了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分配国家资源时，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解决什么问题。我同样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们多学习避孕知识，防止意外怀孕，降低堕胎率，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来到人世间的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喜爱与珍惜。

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培养孩子，那么等到他年老之时，也不会背离这个道路。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信仰和指导可以加强年轻女孩子的自我意识，年轻小伙子的责任意识与尊重他人意识，而这些都是年轻人进行两性亲昵行为之时所应具备的意识。

我并非建议每一个进步人士都能立刻理解宗教术语，这样做会十分危险。没有什么比不真诚的信仰表达更为虚假的东西……我们不想看到一些政治家走进教堂，随着唱诗班不着调地鼓掌。我们不需要这些。

其实，我并不相信只有教徒们才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我更喜欢那些有良好道德品质，同时也并不与现实世界脱离的人。他们在谈到自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时，也从不会将自己伪装成多么高尚的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人需要这样做。

不过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教徒在参与公众生活之时，世俗之人要求其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行为也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亚伯拉罕·林肯，无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德罗茜·戴还是马丁·路德·金，这些美国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者中的大部分人不仅仅受到了信仰的鼓舞，而且不断地运用宗教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事业与征程。所以，如果说人们不应该在公众政策辩论过程中引用个人的道德观念，这绝对近乎荒谬。我国的法律本身即是道德规范的编纂，许多内容都源自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观念。

除此以外，如果进步人士抛却一些个人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当谈到我们国家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发展方向时，无论是教徒还是不信教的民众都会有一些相通的价值观。我们会发现，“号召为下一代作出牺牲”、“不仅为自己着想，还要考虑他人”，都是全国上下各个宗教组织发出的共同声音。而且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有能力接触到福音派基督教徒，让上百万的信教人士都加入到更为广泛的复兴美国行动中来。

其中的一些行动已经开始了。牧师们……正在广泛地扩大影响力，以更好地抗击艾滋病、为第三世界减免债务以及解决地区性问题；宗教思想家和活动家们……也不再受《圣经》禁令的局限，主动帮助穷人，作为动员基督徒们反对减少社会项目预算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在国会中也需要基督徒，需要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起来谈论遗产税的问题。当在有关遗产税问题的争论中，有人提议从社会项目资金中拨出十亿美元给那些不需要甚至不想要这笔资金的少数人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政治辩论需要引入道德标准。

全国上下，我们每个人所参与的教堂，我的教堂和你们的教堂，都在资助日托项目，建立老年中心，帮助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海湾。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善意的教徒和世俗的人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依旧若即若离，我们应当如何进一步建设这种关系？这的确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比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还要多许多。宗教分歧涉及的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互相猜疑也要直接予以解决。各方都应当接受一些基本的合作准则。

我已经规划好了一些进步派领导者所需要做的工作。下面我还想谈一谈保守派领导者们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一些他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

首先，他们应当了解为了维护民主，应当加强宗教行为，认识到教堂与政府分离的重要性。民众大概已经不再记得，在我们建国期间，制定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人不是无神论者或者自由主义支持者，而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是诸如约翰·利兰之类的浸礼会教徒。他们不希望当时的教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信教但依旧快乐生活着的人们，不同意他们对奴隶们进行说教。这些浸礼会的先驱者们坚决不支持将政府与宗教事务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资助宗教事务妨碍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坚持信仰。

另外，随着美国人口组成越来越多样化，宗教主义的危害也愈加严重。无论我们曾经的信仰如何，我们的国家都不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也是犹太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佛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和无宗教信仰国家。

即使我们国家仅仅存在基督教徒，将每一个非基督教徒都逐出美利坚合众国，那么我们应该在学校教授哪种基督教义呢？詹姆斯·杜布森的教义还是阿尔·沙普顿的呢？《圣经》中的哪些章节可以引导我们制定##公共政策呢？我们是应该遵循《圣经旧约》吗？在那其中，规定了奴隶制度可以接受，食用贝类却很可耻。我们要遵循《申命记》吗？它告诉人们，若你们的孩子偏离了信仰，就应该拿起石头向他砸去。或者我们应该遵循“耶稣登山训众论”？这段篇章是如此的激进，使得人们怀疑自己国家的国防部是否都会遭殃。因此在我们开始行动以前，我们应该先熟读圣经，但现在许多民众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下面我想说第二点。民主社会要求那些以宗教目的为出发点的人们应将自己的关切转化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与宗教有关的教义。这就要求他们的提案也会受到大家的争议，也要经得起论证。例如，我可能会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堕胎行为，但是倘若我想要促使反对堕胎的法案通过的话，我不能仅仅搬出教堂的教义来作证或者说这一行为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而必须解释为什么堕胎违反了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以及没有信仰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原则。

对于那些笃信《圣经》的人们和许多浸礼教会的教徒来说，这一定会很难接受。但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我们别无选择。政治局势如何，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共同的现实基础上说服彼此达成共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相互作出妥协，是一种可能的艺术。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并不允许妥协，是一种严格的艺术。如果上帝已经作出了指示，追随者们定会不计后果地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于这种从未商议过的承诺上也许是一种神圣的行为，然而若将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都建立在这种承诺的基础之上的话，那就未免太危险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下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故事。上帝指示亚伯拉罕将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献给他。亚伯拉罕丝毫没有反对，立刻将以撒带到了山顶，蒙上他的双眼，来到祭坛。然后，他举起手中的尖刀，准备按照上帝的命令采取行动。

当然，后来上帝在最后时刻派天使告知亚伯拉罕，饶他儿子一命。就这样，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对他忠诚度的测验。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在离开这个教堂之后，看到了亚伯拉罕在一座大厦的顶层，举着手中的尖刀，那么我们至少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并且希望国家儿童部与家庭管理部带走以撒，让他远离亚伯拉罕。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听到的指示，并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看到的上帝，虽然他的这些经历都有可能属实。因此，我们只能尽力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都能目睹以及耳闻的一切相符，无论是公众法律还是人之常情。

最后一点，个人信仰与民主多元论之间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协调。

对于双方来说，均是如此。

即便那些坚信《圣经》正确性的人也会将圣经中不同的章节加以区分，认为一些章节，例如圣经《十诫》或者对于基督神性的信念，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其他的章节则都是文化方面的细节，或者进行了修改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美国民众凭直觉都能理解这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会采取节育手段，为什么尽管有些人反对同性恋婚姻却依然反对宪法修正案对其进行禁止。对于那些宗教领袖们来说，他们在给教徒们提供建议之时不必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政治方面却必须做到。

但二者按照比例的协调也应当引导那些将教堂与政府区别开来的人们。并非每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上帝都是要有意地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能够面对着星条旗背诵《效忠誓言》的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喃喃地说出“以上帝的名义”就会感觉压抑或者已经被洗脑，这很令人怀疑，我却并不以为然。倘若有学生志愿祈祷小组借用学校场所聚会，我们也不应视其为一种威胁，就好像如果使用的人是共和党人的话，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民主党人就是一种威胁。而且我们都可以预见到一些基于信仰的援助项目，针对有犯罪前科的人以及滥用药物者，总能提供一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法。

因此我们都有工作要做。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消除现存的隔阂以及在这场争论之中对于彼此的偏见。而且我相信，上百万有信仰的美国人民都希望如此。无论人们是否有信仰，无论他们的信仰是否坚定，他们都不想再看到有人利用信仰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也不想看到信仰被用来轻视别人或者图谋分裂，不愿再听到别人喋喋不休而不是传教布道，因为他们认为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应扮演这样的角色。

最后我想再给大家讲述我在竞选期间的一次经历。就在我竞选联邦参议员并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位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生写给我的邮件，内容如下：

“祝贺你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初选，这是令人振奋，令人激动的消息。我很高兴能投你一票，而且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在郑重考虑到大选时会不会投票给你了。这次写信给你，是想表达一些我的想法，恐怕这些想法最终会阻止我将选票投给你。”

在信中，这位医生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将自身使命视为“统一天下”的基督教徒。他的信仰使他强烈反对堕胎与同性恋婚姻，虽然他说自己还怀疑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迅速诉诸军国主义似乎十分符合共和党的中心日程。

不过，这位医生考虑不把票投给我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对于堕胎行为的看法。他在我的网站上看到了我的竞选团队张贴出的信息，其中有些内容说明我不同意那些“剥夺女人选择权利的右翼思想家们”。他在信中还写道：

“我能感觉到你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且你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主持公正的人。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真认为那些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受到了反常欲望驱使的人，只想让女人饱受折磨，那么我认为你就算不上是个公正的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有积极的可能，也有消极的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一个多元化的背景下竭力建设一个共同的国家。当我们发表任何与他人有关的言论时，我们并不确定自己的理由是什么。我并非出于这个原因才询问你反对堕胎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是否用公正的语言谈论此事。”

公正的语言。

所以后来我又翻看了我的网页，在上面发现了那些伤害他的话语。公正地说，我的同事们只是在用“程序化”的具有民主党特色的语言来总结民主党初选期间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立场，而那时我的竞争对手还在怀疑我是否一直支持“罗伊案”。

再次阅读这位医生的来信时，我深感羞愧。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直在我们这个国家寻求宗教方面更深刻更全面的交流。他们也许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十分乐意与那些说话公正的人们交流，认真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知道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上帝的角色都无可替代，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将信仰仅仅当做一种手段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此，我给那位医生写了回信，感谢他给我提的建议。第二天，我就给同事们群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们将网站上的内容进行更改，只需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我支持堕胎的立场表明即可。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做了一次祷告，希望自己能将同样美好信念的设想传递给他人，就像那位医生传递给我那样。

……

我相信许多美国人进行过同样的祈祷。这是一种希望，希望我们能本着善意，协调好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和谐地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值得祷告的希望，是一个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值得在我们国家展开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