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4日

（华盛顿特区）

在由左翼“美国未来运动联盟”发起的“重振美国”大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

“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时代，一个抒写美国传奇新篇章的时代。我们要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中，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美好、更加繁荣、更加公正的国度。”

亲爱的朋友们，如今，我们走到了美国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前，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之声，充斥于市政大厅、咖啡馆和街头的各个角落，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将会走向何方。每当谈及战争、卡特里娜飓风、医疗保障或是彼此的工作时，人们总会说，是到必须变革的时候了！

现在，很多人依旧相信我们的国家无所不能——只是觉得政府领导无方；很多人依然心怀伟大梦想——只是领导人早已将其忘却。

我还记得第一次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竞选成功后，一些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接下来的总统选举。我想了一下，然后说：“这件事，让我先问问上帝，再请教下我的夫人。”——聪明人面对棘手问题时，总是这样回答的。

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决定竞选参议员。像所有总统候选人一样，我决定向所有愿意倾听我的人表露心声。

无论在露天义卖场还是在街边理发店，只要发现角落中有人，我就会停下车来发放手册。

人们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叫巴拉克·奥巴马？怎么起了个这么有趣的名字呢？”由于人们很难叫准发音，所以经常会喊我“阿拉巴马”甚至是“哟，妈妈”，我只好解释说我的名字源于来自肯尼亚的父亲。

人们还会问：“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看吧，你在法学院教书，担任民权律师，还组织选民登记，又是个顾家的男人——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蹚政治这摊浑水呢？”

我知道，这正是愤世嫉俗者眼中的政治生活。尽管出于公民义务，人们会定期参加公共活动，但大家对政府并不抱有信心，不相信政府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对这些冷言冷语深表理解。可是，每当我有这样的想法时，就会想起那件发生在参议员竞选前夕的事。

我们曾在芝加哥南部——当时我正住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休息期间，一个人走过来说：“有个女人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说是很想见你，想和你握握手，再拍张照片作纪念。”

我说好啊，于是我见到了她，并很快攀谈起来。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叫玛格丽特·刘易斯的老人竟然生于1899年，已经一百零五岁了。

想想看，一位一百零五岁的非洲裔老人，因为相信自己的声音至关重要，便不远千里赶到会场。从此之后，我的脑海中便常常浮现出她所经历的人生画面。

我会想起，她出生在一个没有汽车和飞机的年代；一个黑人被种族隔离的阴云所笼罩，在名义上享有自由，现实中却依然饱受奴役的年代；一个黑人常常被处以私刑，却很难有机会参与选举的年代。

我会想起，她是怎样亲历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又是怎样看到自己的亲人们从战场上荣归故里后，还是只能坐在汽车的尾部。

我会想到，她是如何目睹了妇女们赢得选举权，又是如何看到罗斯福总统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将几百万人送入大学，以及如何通过社会保障计划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我会想到，她是如何见证了工会的兴起和中产阶级的繁盛，又是如何看到了移民者们远渡重洋，来这里寻找叫做美利坚的梦想国度。

她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信心。看到周围的世界日新月异，老人相信，总有一天，她也会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民权运动让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她想：“属于我的时代就要到了。”

民权运动中，她看到了妇女们——既有洗了一天衣服的清洗工，也有带了一天孩子的保姆——下班后仍宁可走路回家，也不愿意搭乘公交，她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自身的行动去追求自由；她看到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年轻人因为相同的信念，搭车来到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进行选民登记；她看到了四个小女孩在主日学校被杀后，在全国掀起的运动浪潮。

最后，她看到了《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的通过。

她永远不会忘记人们第一次排队投票的场景——老人自己也在排队的人群中。此后，她投票参与了每一次选举，因为她相信，在她所经历的三个世纪里，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没有什么不公平是难以消除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我们追求梦想！

她相信，平等不是某些人的特权，机会并非幸运者的专利，自由更不是只被少数人享有的专属品。

她相信，在美国历史上，每当我们看似放弃希望或为少数人而战时，总会听到反对的声音——人们会说，我们要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我们要自强不息，永不放弃——因为这才是我们。我们为自己的梦想而战，为所有怀揣美国梦的国人而战。

现在，我们只是面临着这诸多历史时刻中的一个。

短短六年中，我们的信心，在战争和灾难、恐惧和绝望，以及政府的丑闻和腐败中，一次次地动摇着。

技术革命给全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和政府渐渐融合，并最终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新世界就此出现，新的风险和威胁也随之而来。

与来自班加罗尔和北京的大学生相比，我们不再认为美国的高中生在谋求职位上更具优势；随着待遇底线的渐渐丧失，我们不再指望雇主提供医疗服务、养老金和职业培训；当国家的领土遭受侵犯时，我们不再期望环绕四周的海洋能够保卫我们的安全。

世界在改变。最终，我们看到了工薪家庭付出的越来越多，得到的却越来越少；看到了很多企业到海外去招募员工；看到了医疗费用，儿童保育和汽油价格的飞涨；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充军伊拉克；看到了恐怖分子们扬言，要完成“9·11”以来的未竟之事。

周遭的世界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政府却依然止步不前；人们的信心之火渐渐熄灭，华盛顿当局却不愿帮我们重燃梦想。

现今正是政治的懦弱与渺小，阻碍了我们的脚步。政府认定，对于那些棘手的问题，只要我们视而不见，它们自会慢慢走开。

政客们在演讲时，总是将股市上涨和必需品消费增加的数据挂在嘴边——可有谁看到那些身兼双职却还是入不敷出的单身母亲，又有谁看到那些因无力承担学费而断送了大学梦想的莘莘学子？

政客们在提及“胜利计划”时，总会说他们帮助伊拉克重建了多少学校，铺设了多少道路，又配备了多少手机——可有谁看到多佛空军基地上盘旋着近两千五百个为此献出生命的亡灵？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在乎，我们不再保持沉默！

也许，你不会想到能在“重振美国”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讲话。但是，早在几周前，纽特·金里奇先生就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他说，他所在的政党把国家弄得破败不堪，针对共和党过去六年的错误和误判，民主党完全可以喊出这样的口号：“你们还没受够吗？”

我对纽特先生本人了解不多，但我认为他道出了问题所在。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永不兑现的承诺，受够了糟糕透顶的领导，受够了不能做、不想做、甚至懒得去尝试的治国模式。

“9·11”之后的四年里，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为帕里斯·希尔顿减免税金，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保护我们的港口和化工厂，也没有钱捍卫我们的铁路和边界。

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政府将几十亿美元拨给医疗保健组织，却从未对四千五百万没有医疗保险和几百万付不起医疗费用的人们做些什么。

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政府负担不起军队的装备费用，无力为退伍军人提供医疗保障，更不能向那些为国家献身而负伤的英雄们分发福利。

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政府把数十亿的资金拨给石油公司，却不愿投资那些能够增加就业，拉低油价，并最终让我们摆脱对沙特阿拉伯油井依赖的可再生能源。

我们的确受够了——受够了孩子们在老鼠比电脑多得多的学校里上课，受够了在卡特里娜飓风下幸存的人们被迫离开他们的轿车，不得不向应急管理局祈求在拖车里过夜。我们受够了被告知我们能做的只有坐着等待，希望好运会降临到这个国家的每个人身上。

众所周知，乔治·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曾许下过这样的承诺：他会反对过量的基础建设。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所指的基础建设竟是这些。

现在，让我说，我觉得乔治·布什并无恶意，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政府的官员们也并不愚蠢，他们当中有很多聪明人。

他们之所以觉得政府不能扮演解决民生问题的角色，是因为他们坚信政府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如果把政府拆散——把财政收入按人均分摊，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发放到每个人手中，鼓励人们自己为自己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提供儿童保育服务；自己为自己建设学校、公路和防洪大堤；自己为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如果这样，情况会好上很多。

人们把这称之为华盛顿的“自负盈亏的社会”。可是在过去，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社会达尔文主义——每个人都只关心他或她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当有人承担不起昂贵的医疗和教育经费时，我们可以对他说：“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孩子出身贫寒，我们就可以对他说：“还是自食其力吧！”当人们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工厂迁到墨西哥或中国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很遗憾，但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这样的观点诱惑十足，仿佛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现实中却并不管用，因为它忽略了历史。诚然，我们国家的伟大，离不开个体的创造和对自由市场的信奉，但是，人们彼此的关心和责任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和国家息息相关，我们同舟共济难分彼此。

我们知道，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我们也知道，很多问题我们无法自己解决，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会做得更好。

在教堂和主日学校中，我们一次次地被劝导：要爱邻如己，要像守护者般呵护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为自己负责的同时，也要为他人负责。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

我很急切，急切地想把这些观点告知总统，告知所有的共和党人。

因为我觉得，该是我们引领变革的时候了。

让政党认同的危机就此结束吧——不再有人批评我们立场模糊，不思进取。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不能只把“受够了”挂在嘴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的政党。”身处全球经济的时代，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为了让国人在全球竞争中更具优势，我们将向每一个美国人提供世界一流的终身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大学到在职培训。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能让我们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政党。”人们再也不必选择那些不是让自己破产，就是让政府破产的医疗计划。我们不仅为买不起保险的家庭减免征税，还要改造整个医疗体系，让每个家庭都能承担起医疗保险的价格。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活力十足，独立自主的政党。”我们不会为石油公司所收买，也不会唯谁的马首是瞻。我们会使用更多国内生产的石油替代燃料，我们会鼓励生产节能的混合型汽车，以摆脱对欧佩克的依赖。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灵活运用##外交政策的政党。”我们会把自身的军事实力、##外交势力和盟友的力量有机融合，随时随地打击恐怖组织和基要主义。我们一旦确定参战，就会向国民坦诚相告：我们是因何而战，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赢得胜利。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正直坦荡的政党。”我们不会鼓吹那些只对政治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有益的议程。我们会坚守承诺，不因利益而妥协。我们坚信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些，我相信我们能够引领变革，民主党人将为之骄傲，全体国人将为之自豪。最终，我们会以身为民主党人而骄傲，更以身为美国人而骄傲。我们厌倦了永不停息的党派斗争，厌倦了源源不断的忧虑和恐惧。

所有美国人急切地需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向，以及能够再次赢得他们信任的政府。

不久前，我读了乔纳森·卡丹的新书《国家的耻辱》，书中讲述了作者遍游全国贫困学校的所闻所感。

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洛杉矶的弗里蒙特高中，卡丹碰到了几个愿意向他敞开心扉的学生。一个女孩说，她已经学过两次理发，因为这所高中只提供两个方向的课程，一个是发型设计，一个是裁剪缝纫。

另一个叫米雷娅的女孩，听完她朋友的描述后，突然哭了起来。卡丹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不想学剪头，也不想学缝纫。我知道怎么做针线活，我妈妈就是厂里的裁缝。我想上大学，我用不着学缝纫。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我想要做点别的。”

我想要做点别的……

我常常想起米雷娅和她单纯的梦想，想起和她一样拥有梦想的人们。

我想象着——如果米雷娅能像玛格丽特那样活到一百零五岁，回顾21世纪，她将看到什么呢？她会看到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美好的国度吗？她会看到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国度吗？她会看到一个人尽其才的国度吗？她年轻时的梦想都能实现吗？

我们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塑造这样的国度，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能力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的时代！

我们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时代！

我们抒写美国故事新篇章的时代！

我们要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中，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美好、更加繁荣、更加公正的国度。

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21世纪的今天时，他们会说，我们的国家，就是在那个时候找对了方向！重燃了梦想！完成了最为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