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像我这样的人写日记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不仅因为我未曾这样做过,还因为在我看来,以后,无论我或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真心告白感兴趣。然而,那有什么关系?我想写,而且更甚于此,我想说出深埋在心里的各种事情。

“纸比人有耐心。”在某个有些伤感的日子,我手托下巴坐着,感到超级无聊又无精打采,以致不能决定是外出还是待在家里,最后还是待在原地沉思。此时我想到这句话。不错,纸确实更有耐心。我不打算把这个被尊封为“日记”的硬皮笔记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可能没有人会在乎。

现在又回到了促使我写日记的首要问题上:我没有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感到她在这世界上非常孤独。却也并非如此。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约三十个人们会称之为朋友的人。我有成串的男朋友,他们爱慕的眼光不能离开我的芳容,有时甚至借助一面破镜子努力在班上偷窥我。我有一个家族,亲切的阿姨们,一个温馨的家。不,表面看来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朋友在一起所想的就是怎样玩得开心。除了一些日常话题之外就别无其他可谈。我们似乎不能更亲近一点儿,这就是问题所在。也许是我的原因使我们不能彼此信任。但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不幸的是,这不大可能改变。这就是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


安妮十岁生日的合影,1939年6月,摄于阿姆斯特丹

为了增强我想象中等了这么久的这位朋友的主张,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下一些枯燥的事件,而是想让日记本身成为我的朋友,我将称她为吉蒂。

如果我突然开始,没有人会理解我给吉蒂讲的故事,所以,尽管不情愿,我还是会简单描述一下我的生活。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可亲的父亲,他在娶我母亲时三十六岁,母亲当时二十五岁。姐姐玛戈特于1926年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随后我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一直待到四岁。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于1933年移居荷兰。他当时成为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总经理。我的母亲,埃迪特·荷兰德·弗兰克,随父亲9月份去了荷兰,我和玛戈特被送到亚琛与外婆同住。玛戈特11月到了荷兰,我次年2月抵达。当时我作为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突然被摆在了桌子上。

不久我进了蒙特梭利幼儿园。我在那儿一直待到六岁,然后上了一年级。六年级时候的老师是校长库佩鲁太太。在学年结束时,我们都泪流满面,真是一场心碎的离别。因为我要上玛戈特所在的那所犹太中学了。

我们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因为留在德国的亲戚在希特勒的反犹法律下受苦受难。1938年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个舅舅逃离德国,在北美找到了安身之处。年迈的外婆与我们相聚,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寥寥无几。先是战争,随后是荷兰投降,德国人接踵而至,此时正是我们这些犹太人麻烦的开始。我们的自由受到一系列反犹法令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枚黄星;犹太人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犹太人不能开车,即使是自己的也不行;犹太人只允许在下午三到五点购物;犹太人只能光顾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之后到早上六点之前不能在大街上行走;犹太人不能逛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能进入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运动场地;犹太人不能划船;犹太人不能参加任何一项公共体育运动;晚上八点之后犹太人不能坐在自家或朋友家的花园里;犹太人不准拜访基督教徒;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生活依旧。雅克琳娜常常对我说:“我不敢做任何事了,因为我怕那些可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要做手术,我的生日没有庆祝。1940年夏天,我的生日也没怎么过,因为荷兰的战争刚结束。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会知道我多么频繁地想她,我也依然很爱她。1942年的这个生日是为了弥补其他的,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了。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这样就到了如今的这一天——1942年6月20日,我的日记正式贡献价值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