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发生什么事，当这三位诗人互相通信的时候？

五月十二日，肖斯塔科维奇的《F小调第一交响曲》由列宁格勒交响乐团首演；这一年作曲家十九岁。

六月十日，年老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在他每天从巴塞罗那圣家堂建筑地盘步行去同一个街区的另一座教堂做晚课的途中被电车撞倒，躺在街上无人理会（因为，据说没人认出他），就这么死去。

八月六日，十九岁的美国人格特鲁德·埃德尔以十四小时三十一分钟从法国格里内角游泳到英国的金斯当，成为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以及第一位在重要体育比赛中击败男性纪录保持者的女性。

八月二十三日，电影偶像鲁道夫·瓦伦蒂诺在纽约一家医院死于心内膜炎和败血病。

九月三日，设有餐厅和观景台的一百三十八米高的柏林钢架广播塔落成。

一些书：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卷；哈特·克莱恩的《白色的建筑物》；艾·亚·米尔恩的《小熊维尼》；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第三厂》；路易·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D·H·劳伦斯的《羽蛇》；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T·E·劳伦斯的《七根智慧之柱》。

几部电影： 弗里茨·朗的《大都市》；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母亲》；让·雷诺阿的《娜娜》；埃贝尔·布勒农的《万世流芳》。

两部剧作：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人就是人》和让·科克托的《奥尔菲》。

十二月六日，瓦尔特·本雅明抵达莫斯科，逗留两个月。他没有见到三十六岁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已有四年未见过马琳娜·茨维塔耶娃。自她一九二二年离开俄罗斯之后，他们已成为彼此最珍惜的对话者，帕斯捷尔纳克默认茨维塔耶娃是比他更伟大的诗人，有新作就首先给她看。

三十四岁的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巴黎，过着拮据的生活。

五十一岁的里尔克患白血病，住在瑞士一家疗养院，正濒临死亡。

《书信： 一九二六年夏天》是神圣的艺术谵妄的一幅画像。有三位参与者： 一个神和两个崇拜者，后者还彼此崇拜（而我们，他们的书信的读者，都知道他们也是两个未来的神）。

两位多年来以书信热烈地交流对创作和生活的看法的俄罗斯青年诗人，与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通信，后者在他们看来是诗歌的化身。这些三方情书——它们是情书——是对诗歌和对精神生活所怀的激情的无与伦比的戏剧化。

它们描绘了一个有着奔放的感情和精纯的志向的王国，如果我们把它斥为“浪漫”，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德语文学和俄语文学一直都特别追求精神高度。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懂德语，里尔克则学过并达到通晓俄语——三人都充满了弥漫于这两种语言中的文学神性的梦想。两个俄国人从童年起就都是德国诗歌和音乐的爱好者（两人的母亲都是钢琴家），期待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是一个以歌德和荷尔德林的语言写作的人。而那位德语诗人则有一位曾是他早年性格形成期的恋人兼导师的作家，她生于圣彼得堡，并两次带他去俄罗斯，自此俄罗斯就被他视为他真正的精神故乡。

他们的第二次俄罗斯之行是在一九年，而帕斯捷尔纳克实际上看到里尔克，并且有可能被介绍给青年里尔克。

帕斯捷尔纳克著名的画家父亲是一位受尊敬的友人；鲍里斯，这位未来诗人，当时十岁。帕斯捷尔纳克正是怀着对里尔克与情人卢·安德烈亚斯萨洛梅登上火车——他们被虔敬地隐去姓名——这一神圣记忆，开始他的《安全保护证》（1935），这本书是他散文的至高成就。

茨维塔耶娃当然从未见过里尔克。

三位诗人都被似乎是难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动着： 对最绝对的孤独的需要和对与另一个精神同类进行最热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声音只有在绝对孤独的时候才能纯粹而清晰地响起，”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信中对他父亲说。渗透着不妥协的激情，是茨维塔耶娃所有写作的驱动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艺术》（1932）中，她写道：

诗人只可能有一个祈祷： 不去理解那不可接受的——让我不去理解，以免我被诱惑……让我不听，以免我回答……诗人唯一的祈祷是祈祷耳聋。

而我们从里尔克给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书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标志性的两步舞，是逃避亲密和争取无条件的同情和理解。

虽然两位青年诗人自称是侍从，但通信很快就变成一次平起平坐的交流，一次亲和的竞争。里尔克几乎以跟两位俄国仰慕者同样热切、雀跃的音调回应他们，这可能会使熟悉里尔克那些绚丽的、常常是庄重的通信的主脉的人感到意外。但是，他从未有过具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这等质量的对话者。我们从写于一九三年至一九八年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所认识的那个至尊、说教的里尔克不见了。这里只有天使般的谈话。没有什么可教的。没有什么可学的。

歌剧是当今唯一仍可被接受的狂想诗文的媒介。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阿里阿德涅与纳克索斯》——其歌词作者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里尔克的同代人——结尾的二重唱提供了一个可比较的感情奔放的例子。阿里阿德涅和酒神巴克斯对作为再生和自我改造的爱情所唱的赞歌，肯定比三位诗人宣称的澎湃的爱恋之情更令人自在些。

而这些书信并非结尾的二重唱。它们是试图成为——最终未能成为——三重唱的二重唱。三位诗人到底期望哪一种互相占有？这种爱到底有多狂热和有多排他？

通信始于里尔克与帕斯捷尔纳克，由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做中间人。接着，帕斯捷尔纳克建议里尔克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于是变成一个三人通信的局面。茨维塔耶娃是最后加入的，但她很快就成为驱动力，她的需要、她的大胆、她的感情直露是如此猛烈、如此无所顾忌。茨维塔耶娃是那孜孜不倦者，先是使帕斯捷尔纳克、继而使里尔克招架不住。已不知道该向里尔克要求什么的帕斯捷尔纳克撤退了（茨维塔耶娃也叫停，要求刹住他们的通信）；茨维塔耶娃能够想像一种爱欲的、无法抵挡的关系。她恳求里尔克同意一次会晤，结果却把他吓退。里尔克这边沉默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八月十九日。）

措辞的潮水流抵崇高的悬崖，泻入歇斯底里、极度痛苦和忐忑不安。

但是奇怪地，死亡似乎很不真实。当这个“自然现象”（他们如此认定里尔克）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存在时，两位俄国诗人是多么震惊和沮丧。沉默应该是完全的。此时有了死亡之名的沉默，却似乎太缺损了。

因此，通信必须继续下去。

茨维塔耶娃在获悉里尔克已于十二月底逝世之后数天，给里尔克写了一封信，并于翌年写了一篇很长的颂文给他（《你的死》）。帕斯捷尔纳克在里尔克逝世将近五年后完成的《安全保护证》的手稿，则以一封给里尔克的信告终。（“如果您还活着，这是我今天会寄给你的信。”）《安全保护证》带领读者穿过一个隐晦的回忆录作者的散文的迷宫，进入诗人的内向性的核心。它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写的，并且——尽管可能是无意识地——与里尔克竞争，企图匹比甚至超越里尔克散文的至高成就《马尔特手记》（1910）。

在《安全保护证》开端，帕斯捷尔纳克谈到靠这样一些场合生活和为这样一些场合而生活，也即当“一种圆满的感情爆发成自由，它面前便展现整个广大的空间”。为抒情诗的力量所作的辩护，从来没有像在这些书信中揭示的这样绚烂、这样销魂。一旦你成了“里拉琴的奴仆”，诗歌就不能被抛弃或放弃，茨维塔耶娃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中如此指点他。“写诗，亲爱的朋友，就像恋爱；没有分离，直到它抛弃你。”

或直到死亡出面干预。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不怀疑里尔克病得很重。当两位诗人获悉他逝世时，他们都难以置信： 即使从宇宙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不公平的。十五年后，当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茨维塔耶娃一九四一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时，他既吃惊又懊悔。他承认，他没有充分明白到如果她决定与家人回到苏联，等待她的就只有末日——而她在一九三九年与家人回去。

分离使一切圆满。要是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真的相见了，他们彼此将说些什么呢？而我们知道，当帕斯捷尔纳克在与茨维塔耶娃分别了十三年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国际作家捍卫文化大会的苏联官方代表这一噩梦式的身份抵达巴黎那一天与她短暂重逢时，他没有对她说的话： 他没有警告她不要回莫斯科，连想都不要想。

也许，贯注在这些通信里的狂热情绪，只能在分离中表达，以及作为他们令彼此失望——就像最伟大的作家总是对读者要求太多因而对读者感到失望一样——的一种反应。没有什么能够减弱这些写于一九二六年几个月间的通信的白炽性，他们是如此向彼此猛扑过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辉的要求。今天，当“所有人都溺死在伪善里”——帕斯捷尔纳克语——时，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拗给人的感觉就像木筏、灯塔、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