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罗教堂，在各位听众面前讲话，接受这个在过去五十三年里由德国图书交易会授予如此多我所钦佩的作家、思想家和模范公共人物的奖项——就像我说的，在这个充满历史意义的地方和这个场合讲话，是一次当之有愧又深受鼓舞的经验。正因为如此，美国大使丹尼尔·科茨刻意缺席，反而使我感到更遗憾。在六月份宣布今年和平奖得主时，图书交易会邀请他出席我们今天这次聚会，但立即被他拒绝，这表明他更有兴趣于申明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充满怨恨的反应，而不是代表他的——也是我的——国家的利益和声誉，履行正常的外交义务。

科茨大使选择不来这里，我猜，是因为我在报纸和电视访谈中以及在发表于杂志的短文中，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的急转弯，尤其是侵占伊拉克。我想，他应该来这里，因为他在德国代表的那个国家的一个公民，有幸得到德国的一个重要奖项的表彰。

一位美国大使，有义务代表他的国家，整个国家。我当然不代表美国，甚至不代表反对布什先生及其顾问们的帝国计划的可观的少数派。我愿意想像自己只代表文学，某个文学的理念；和良心，某个良心或义务的理念。有鉴于由一个欧洲大国颁发的这个奖，在授奖理由中提到我充当两个大陆之间的“知识大使”的角色（不用说，这大使，是最弱的、仅仅是隐喻意义上的大使），我忍不住要就欧洲与美国之间那道著名的鸿沟提供若干看法，因为据说我的兴趣和热情弥合了这道鸿沟。

首先，它是一道——要继续被弥合的鸿沟吗？或者，难道它不也是一场冲突吗？对欧洲、对某些欧洲国家表示愤怒和轻视的言论，现时在美国的政治辞令中是颇为盛行的；而在这里，至少在这大陆西边的富国中，反美情绪则比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更听得见、更激烈。这场冲突是什么？有深刻的根源吗？我想是有的。

欧美之间一直有潜伏的对抗，它至少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对抗一样复杂和矛盾。美国是一个新欧洲国家，而且直到最近数十年前，它的人口主要是欧洲人。然而，令最具洞察力的欧洲观察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和戴·赫·劳伦斯吃惊的，永远是欧美之间的差异。托克维尔于一八三一年访问年轻的美国，回到法国后便撰写了《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在约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是关于我国的最出色的著作；劳伦斯在八十年前出版了有史以来关于美国文化的最有趣的著作，这就是他那本影响深远、令人恼火的《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两人都明白，欧洲的孩子美国，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欧洲的对立面。

罗马与雅典。火星与金星。这些对立，并不是最近那些宣传欧美之间将不可避免发生利益和价值冲突这一理念的通俗小册子的作者们发明的。外国人思考这些对立——而这些对立为整个十九世纪的大部分美国文学提供了调色板，提供了反复出现的旋律，从詹姆斯·弗尼莫尔·库珀和爱默生到惠特曼、亨利·詹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美国的天真与欧洲的世故、美国的实用主义与欧洲的高谈阔论、美国的精力与欧洲的厌世、美国的幼稚与欧洲的犬儒、美国的好心与欧洲的恶意、美国的道德主义与欧洲的妥协技巧——你熟悉这些音调。

你可以像编舞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编排它们，事实上在两百年的喧哗中，它们与每种评价或倾向都共舞过。亲欧派可以利用这些古老的对立，把美国归入被商业驱使的野蛮主义，而把欧洲归入高级文化；而恐欧派则采取一种现成的观点，认为美国代表理想主义和开放、民主，欧洲则代表衰微的、势利的精致。托克维尔和劳伦斯观察到更激烈的东西： 不只是宣布独立，脱离欧洲、欧洲价值，而且是稳步地削弱、暗杀欧洲价值和欧洲力量。“不打破旧事物，你就永远没有新事物，”劳伦斯写道。“碰巧欧洲是旧事物。美国……应当是新事物。新事物是旧事物的死亡。”劳伦斯预言，美国正肩负着摧毁欧洲的使命，其工具是民主——尤其是文化的民主、风尚的民主。他进而认为，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美国可能就会从民主转向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是什么，也许现在已有苗头了。）

请容忍我，如果我指涉的范围仅限于文学。毕竟，文学——重要的文学、必要的文学——的一个功能，是预言。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存在的，是长久的文学——或文化——争吵： 古人与今人之间的争吵。

过去是（或曾经是）欧洲，而美国则建立在与过去决裂的理念上，过去被视为阻碍、呆滞，和——就其讲究遵从和讲究级别高低的形式而言、就其衡量何谓更优胜何谓最好的标准而言——在根本上是不民主的；或用目前流行的同义词，是“精英”的。那些为美国必胜辩护的人继续宣称美国民主意味着拒绝欧洲以及，没错，拥抱某种开放的、有益的野蛮主义。如果今天欧洲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更社会主义而不是精英主义的话，那么按美国的标准，欧洲也依然是一个退步的大陆，冥顽地依附旧标准： 福利国家。“日日新”不只是一个文化口号；它还描述一台不断前进的、把整个世界包括进去的经济机器。

然而，如果必要，就连“旧”也可以重新命名为“新”。

并非巧合的是，固执己见的美国国防部长试图在欧洲内部挑起不和——令人难忘地区分“旧”欧洲（坏）与“新”欧洲（好）。怎么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竟被发落为“旧”欧洲，而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乌克兰、荷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则突然变成“新”欧洲的一部分了呢？答案： 支持美国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扩张，按定义便可跻身于较可取的“新”的类别。站在我们一边就是“新”。

所有现代战争，哪怕它们的目标是传统目标例如领土扩张或攫取稀有资源，都被说成是文明的冲突——文化战争——每一方都抢占有利地位并把对方形容为野蛮。敌人无一例外都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都是异教徒、渎圣者、污染者，都是更高或更好的价值的糟蹋者。当前这场针对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构成的非常真实的威胁的战争，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贬损性措词的较温和的版本，也被用来突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对立。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历史上在欧洲听到的最恶毒的反美辞令——主要包括指责美国人是野蛮人——不是来自所谓的左派，而是来自极右派。希特勒和佛朗哥都痛骂美国和全世界犹太人致力于以卑鄙的商业价值污染欧洲文明。

当然，大部分欧洲舆论继续称赞美国的精力，称赞美国版的“现代”。并且不用说，总有一些寻找欧洲文化理念的美国旅行者（站在各位面前的便是其中一个），他们觉得欧洲旧艺术是对美国文化中顽强的商业主义褊狭的纠正和解放。另外，也总有与这样的美国人对等的欧洲人： 被美国迷住、被美国倾倒、被美国深深地吸引的欧洲人，而原因恰恰是美国不同于欧洲。

美国人所见，几乎总是亲欧派的陈词滥调的相反： 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文明。野蛮游牧部落已不再是待在大门外。他们在里面，在每一个繁荣的城市内，正策划大浩劫。当那个具有“意志”的国家——而上帝站在它一边——从事一场针对恐怖主义（如今已经与野蛮主义合并）的战争时，“生产巧克力”的国家（法国、德国、比利时）都得靠边站。根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说法，“旧”欧洲（有时似乎只是指法国）竟然一心想在征服者的联盟所赢得的领土的统治和管理中扮演一个角色，简直荒诞不经。“旧”欧洲既没有军事资源，也没有暴力嗜好，也没有得到其娇惯的、都太过爱和平的人口的支持。而美国人则样样俱全。欧洲人都不狂热——或不好战。

确实，有时候我得拧自己一把，以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 德国曾在近一百年中给世界带来如此的恐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德国问题”——而现在我国很多人讨厌德国，竟是因为德国人反感战争，竟是因为德国大部分舆论现在实际上是和平主义的！

难道美国和欧洲不曾经是伙伴，曾经是朋友吗？当然是。但也许团结的时期——有共同感情的时期——确实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其中一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冷战初期，欧洲人都深深感激美国的干预、解救、支持。美国人很舒服地看待自己扮演的欧洲救世主的角色。可是美国会期望欧洲永远感激，而欧洲人此时此刻并不作如是想。从“旧”欧洲的观点看，美国似乎一心要糟蹋大多数欧洲人的赞赏——和感激。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欧洲人对美国的巨大同情是真心的。（我可以证明它在德国的无限炽热和诚挚；我当时正在柏林。）但接着便是双方愈来愈疏远。

这个历史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民族的公民必须知道美国是被人爱、被人羡慕……以及使人气愤的。到国外旅行的为数不少的人都知道，美国人被很多欧洲人视为粗鲁、土气、没教养，并毫不犹豫地以含有前殖民地居民的怨懑的行为来证明这类预期。一些似乎最喜欢访问美国或生活在美国的有教养的欧洲人，则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喜欢归因于一个殖民地的开放气氛，在这个殖民地里他们可以把“老家”的种种限制和高雅文化的重负抛诸脑后。我想起一位德国电影导演告诉我——当时他住在三藩市——他喜欢生活在美国，“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文化。”对为数不少的欧洲人来说——包括不能不提的劳伦斯（“在那里，生活从根部冒出来，粗糙但生机勃勃，”他一九一五年打算移居美国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逃避地。相反亦然： 欧洲是一代代寻求“文化”的美国人的伟大的逃避地。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因此，美国现在把自己视为文明的捍卫者和欧洲的救世主，搞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不懂这点；欧洲人则把美国视为一个鲁莽的尚武国家——美国对这种看法作出回应，把欧洲视为美国的敌人： 用美国日益流行的辞令，就是欧洲人只不过是在佯装成和平主义者，以便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力量。法国尤其被认为是在搞阴谋，试图在决定世界事务时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成为美国的老大——“必须使美国军事行动失败”是《纽约时报》一名专栏作家发明的标签，用来描述法国野心勃勃想独霸世界——却不明白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就会（用同一名专栏作家的说法）鼓励“从巴格达到巴黎穆斯林贫民窟的穆斯林激进组织”投身于针对宽容和民主的圣战。

不让人们从两极分化的角度（“他们”与“我们”）看世界是困难的，而这些角度在过去曾加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主题，一如它们现在加强帝国主义主题。美国人已习惯于把世界看成到处是敌人。别处总有敌人，如同战斗几乎总是“在那边”，只不过如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代了俄国和中国共产主义，成为难以消除的、鬼鬼祟祟的威胁。而且，“恐怖主义者”是一个比“共产主义者”更有弹性的词。它可以与很多不同的斗争和利益结合起来。此中深意，乃是战争没有终结——因为永远有某种恐怖主义（就像永远有贫困和癌症）；即是说，永远有不对称的冲突，在冲突中较弱的一方使用这种暴力形式，通常是以平民为打击目标。美国的辞令不一定跟舆论合拍，却会支持这个不幸的前景，因为为正义而斗争是永不会终结的。

美国是一个其保守性使欧洲人觉得难以理喻的国家，它有一大天赋，就是精心构筑一种保守思维形式，来赞美新而不是颂扬旧。但这也意味着，就像美国有时候似乎极端保守——例如异乎寻常的共识力量和舆论、媒体的消极和顺从（就像托克维尔在一八三一年指出的）——却又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而这同样使欧洲人觉得难以理喻。

无疑，其中一部分谜团，在于官方辞令与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脱节。美国人不断赞颂“传统”；喋喋不休的家庭价值永远是每一个政客的话语中心。然而，美国的文化却是极其腐蚀家庭生活的，更确切地说，它腐蚀所有传统，除了那些被重新定义为“身份认同”然后纳入殊异性、合作和乐意创新之类的大图案的传统。

也许，新的（和不那么新的）美国激进主义的最重要来源，是曾经被视为保守主义价值的来源的东西： 宗教。很多评论者已经指出，也许美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旧的和新的，根据目前美国的区分）的最大差别，是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和公共语言中依然扮演一个中心角色。但这是美国式的宗教： 与其说是宗教本身，不如说是宗教这个理念。

难怪，在二年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期间，当一位记者突然灵机一动，请布什列举他“最喜爱的哲学家”时，布什提供的很受欢迎的回答——这回答会使任何欧洲国家中任何一位竞选要职的中间派候选人成为笑柄——是“耶稣基督”。但是，布什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也不是要人们理解成——一旦他当选，他的政府就真的觉得需要受耶稣阐述的任何准则或社会方案约束。

美国是一个笼统的宗教社会。也就是说，在美国，你所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并不重要，只要你有一个宗教。仅有一个主导宗教，甚至神权政治——那将会是基督教（或某一基督教教派）——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宗教必须是可以选择的。这种现代的、相对无内容的宗教理念——依照消费者选择的思维建构起来的宗教理念——是美国的顺从主义、自以为是和道德主义（欧洲人往往居高临下地把它误为清教主义）的基础。不同的美国宗教实体无论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哪种历史信仰，它们全都鼓吹类似的内容： 个人行为的改造、成功的价值、社群合作、容忍他人的选择（一切深化和便利消费资本主义运作的品德）。有宗教信仰这一事实本身，就可确保受尊敬、促进秩序，以及保证美国领导世界的使命有高尚意图。

现时散播的东西——无论是称为民主，或自由，或文明——是一个进步工程的一部分，也是进步本身的精髓。启蒙运动的进步之梦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美国这样的乐土。

那么，我们真的如此迥然不同吗？多奇怪，在欧洲和美国在文化上从未如此相似的时刻，竟然有如此前所未有的分歧。

然而，尽管欧洲富国的公民的日常生活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欧洲经验与美国经验之间的鸿沟却是实实在在的。这鸿沟建立在历史的重要差异、对文化角色的看法的重要差异、真实或想像的记忆的重要差异上。这种对立——因为确实存在着对立——是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尽管大西洋两岸很多人都满怀善意。然而，当我们又确实有如此多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只能对那些想使这些差异极大化的人感到遗憾。

美国的独霸是一个事实。但是，一如本届政府开始看到的，美国不可能什么事都我行我素。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共同拥有的世界——的未来，是调合的、不纯粹的。我们不可能互相封闭。我们会日益浸透彼此。

不管我们可能达成的理解——和解——的模式是什么，最终都在于更多地思考那个古老的“新”与“旧”的对立。“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基本上是约定的，胡乱想它、胡乱议论它是有害的——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反映某些无可否认的现实。但“旧”与“新”的对立是实实在在的，无法消除的，是我们所理解的经验本身的中心。

“旧”与“新”是世界上一切情感和定向的两个长期存在的极。我们不能没有旧，因为在旧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悲伤，我们所有的现实感。我们不能不相信新，因为在新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活力、我们所有的乐观的容量，我们所有的盲目的生物渴望，我们所有的遗忘的能力——治疗的能力，它使和解成为可能。

内心生活倾向于不信任新。强大地发展的内心生活特别会抵抗新。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选择——旧或新。事实上，我们必须选择两者。生命是什么，如果不是旧与新之间的一系列讨价还价？在我看来，我们似应时刻说服自己跳出这些死板的对立。

旧对新，自然对文化——我们文化生活的一个个伟大神话被当成地理而不只是历史来演绎，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毕竟是神话，是陈规，是滥调，如此而已；现实要复杂得多。

我一生把不少时间和精力用于试图去除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神话。放到政治脉络中，这意味着赞成多元化和世俗化。像一些美国人和很多欧洲人一样，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多边世界里——一个不是由任何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独霸的世界里，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世纪——一个看来将成为另一个由各种极端和恐怖构成的世纪——表达我对一整套社会改良原则的支持——尤其是支持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称的“宽容所包含的忧伤品德”。

倒不如让我先以作家的身份，以文学事业的捍卫者的身份发言，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发言权。

我身上的作家，不信任好公民、“知识大使”、人权积极分子——在授奖理由中提到的角色——尽管我致力于做好这些角色。作家比那个试图做（和支持）正确的事情的人，更倾向于怀疑，也更自我怀疑。

文学的一个任务，是对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虔诚提出质疑、作出抗辩。哪怕当艺术不是对抗的时候，各种艺术也会受引力作用而朝着对抗的方向运动。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也许可被描述为人类随着各种文化的演变和彼此互动而对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将消亡的事物作出回应的历史。

作家可以为克服这些有关我们的隔阂、我们的分歧的陈腔滥调略尽绵力——因为作家是神话的创造者，而不只是传播者。文学不仅提供神话，而且提供反神话，如同生活提供反经验——那些使你以为你思考过、感觉过或相信过的东西变得混乱的经验。

我认为，作家是一个注意世界的人。意思是试图理解、吸收、联系人类做坏事的能力；且不被这种理解所腐蚀——被变得犬儒、肤浅。

文学可以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文学可以给出标准和传承知识，以语言、以叙述来体现。

文学可以训练和强化我们的能力，使我们为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哭泣。

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同情那些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至少有时候忘记？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宽恕？成为我们以外的其他东西？

在接受这个光荣的奖项、这个光荣的德国奖项的场合，让我向你们讲一讲我的轨道。

我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裔的第三代美国人，生于希特勒上台前两周。我成长于美国外省（亚利桑那州和加州），远离德国，然而我的整个童年却被德国、被德国的兽性所困扰和被我所喜爱的德国书籍和音乐所萦绕。那些书籍和音乐为我建立崇高和强度的标准。

即使是在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之前，我已读了一些德国书。我想到亚利桑那州南部一个小镇的一位小学教师斯塔基先生，他使学生们心生敬畏，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曾在墨西哥参加潘兴的军队，与潘乔·比利亚作战： 这位头发花白的早期美国帝国主义冒险活动的老兵，似乎被——译本中的——德国文学的理想主义所感动，并注意到我对书籍的饥渴，于是把他私藏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茵梦湖》借给我。

不久，在我童年的阅读狂欢中，我有机会读到其他德国书，包括卡夫卡的《在苦役营》，在该书中我发现恐惧和不公正。几年后，当我在洛杉矶读中学时，我在一本德国小说中发现整个欧洲。我生命中没有比《魔山》更重要的书——它的主题恰恰是欧洲文明核心的不同理念的冲突。如此等等，一生都浸淫于德国高级文化。由于我生活在文化沙漠里，因此这些书籍和音乐可以说是秘密经验，而继书籍和音乐之后，确切地说还有真实经验。因为我还是德国文化散居者的迟来的受惠者——我运气极好，对一些无与伦比地出色的希特勒难民颇熟悉。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接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学者，他们大大地丰富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各大学。让我提一提我十八九岁和二十余岁时有幸引为朋友的两个名字，他们是汉斯·格特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时教过我的克里斯蒂安·马考尔、莱奥·施特劳斯、保罗·蒂利斯和彼得·海因里斯·冯·布兰肯哈根，以及私人研讨班上认识的阿龙·古维奇和纳胡姆·格拉策；以及我二十五六岁时迁居纽约之后结识的汉娜·阿伦特——如此多的严肃榜样，我真想在这里逐一回忆他们。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与德国文化、与德国的严肃性的遭遇，全都开始于籍籍无名的怪人斯塔基先生（我想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全名），他是我十岁时的老师，之后我再未见过他。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而我将以这个故事来结束这次演说——似乎颇合适，因为我原本就既不是文化大使也不是我自己的政府的热情批评者（这个任务是我以一位美国好公民的身份担当的）。我是个讲故事者。

就回头说我十岁时的故事吧，我当时通过研读斯塔基先生那两本破旧的歌德和施托姆来稍微减轻学童种种烦人的负担。我说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当时我得知在本州北部有一个战俘营，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我当然认为他们是纳粹士兵——而由于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尽管只是名义上，因为我家人是完全世俗化的，且已被同化了两代；而我知道，仅仅是名义上，对纳粹来说就已足够），我总是被一个一再出现的噩梦折磨着，在梦中纳粹士兵越狱，沿着本州南部逃跑，直奔我与母亲和妹妹居住的城市郊区的平房，要来杀我。

镜头闪前，在多年之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著作开始由汉泽尔出版社出版，我结识了卓越的弗里茨·阿诺尔德（他于一九六五年进该出版社工作），他是我在汉泽尔的编辑，直到他一九九九年二月逝世。

在我们最初结交时，有一次弗里茨说，他要告诉我——我猜，他假设这是我们之间可能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事。我请他放心，他不欠我任何这类解释；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当然很感动。我应补充说，弗里茨·阿诺尔德并非他那代德国人（他生于一九一六年）之中唯一在我们相识不久后坚持要告诉我他或她在纳粹时代做了什么的人。而且，并非所有故事都像弗里茨告诉我的那么清白。

总之，弗里茨告诉我，他是攻读文学和艺术史的大学生，先在慕尼黑，然后在科隆，这时战争爆发，他被征入伍，参加纳粹国防军，当一名下士。他的家人当然绝不是支持纳粹的——他父亲是《痴儿》杂志的著名政治漫画家卡尔·阿诺尔德——但移民似乎又绝不可能，于是他怀着恐惧接受征召入伍，希望不要杀人也不会被杀。

弗里茨是幸运儿之一。他幸运地被派驻罗马（在罗马，上级要委任他做中尉，但他拒绝了），然后派驻突尼斯；又幸运地继续留在后方，从未开过一枪；最后，幸运地——如果这是个恰当的词——在一九四三年被美国人俘虏，与其他被俘的德国士兵一起被送上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然后被送上火车，横越美洲大陆，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待在战俘营里……在亚利桑那北部。

接着我高兴地告诉他，并惊奇地叹了一口气，因为我已开始很喜欢这个人了——这是一段伟大的友谊的开始，也是一段紧密的职业关系的开始——我告诉他，他在亚利桑那州北部当战俘时，我正在该州的南部，被那里——这里的纳粹士兵吓坏了，并且要逃避他们是不可能的。

接着弗里茨告诉我，使他能够在亚利桑那州的战俘营撑过将近三年战俘生涯的，是他获准看书： 他用这几年时间阅读和重读英国和美国经典。而我告诉他，当我在亚利桑那州做学童，等待成长，等待逃入更广大的现实时，使我得救的，是看书，看翻译书和用英语写的书。

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

文学就是自由。尤其是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