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人生的亮色

毕淑敏:

我是第一次接受女中学生的访问,心情激动。在你们提问之前,我先讲两句话:一是,我非常羡慕你们这个年龄。你们会说羡慕什么,我们还羡慕你们呢,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事事要听父母摆布。但这羡慕的话绝对是肺腑之言,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那种蓬勃的生命力,那种开放的、多方面去锻炼成长、吸收知识、增长聪明才干的时光,不是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得到的,而这个阶段又是极短暂的,会飞快地逝去,因此,我希望你们珍惜中学时光。

另一句是,女生对世界的感觉往往比男生更细腻更敏感,她是用自己整个的身心去体验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感受成就与挫折,并将之折射进自己的心灵。女性心理上的这种独特性,决定女性时常是凭感情与直觉去把握事物,支配行为。这个世界不是到处都有鲜花,永远是春天,每天都是温暖的,有时会有阴天和冷天,会遇到艰难和曲折,这些对女孩子影响的分量也会更重。因此,女孩子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坚强、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去领悟人生的亮色。

女学生:

谢谢您讲的肺腑之言。我们非常敬重您,喜欢您的作品,羡慕您的丰富经历。您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对您今日的成功有什么影响?

毕淑敏: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校址就是现在的和平门中学内。三十年前学外语,尤其是从初中就专学外语是很时髦的,也是极难得的机会。考外院附中岂止是百里挑一,那是四百个人中取一人,我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这个学校很怪,男生比例特别大,大约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记得我的班只有九个女生。在中国男士中,没有“女子优先”的意识,作为一个女孩,学习成绩必须特别优秀,否则班上没人重视你的存在。这就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尽管你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比我们那时要好得多,但是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男女完全平等的生存环境,女性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只有靠自强自立。

就在我读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像孩子般地为“停课闹革命”而兴高采烈过。我从小就爱学习,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心里仍惧怕考试,尤其是怕外籍老师的考试,因为外籍老师考的内容常常变幻莫测,随心所欲,无法预防。即使平时努力做好准备,考试时仍难对付。正当准备迎考时,突然宣布不上课,不考试了,怎么不让学生高兴呀。可是后来发现,终日聊天无所事事,没有知识的长进,只有无休止的批判、争斗时,才感到空虚和厌烦。

我的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当时图书馆有条特殊的规定,凡借看一本书,还书时必须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则就不能再借书。苛刻的条件没有阻止我们读书的热情,我们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每人借回一本书,互相传看着。为了取得借书资格,我只好违心写上一篇批判稿。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批判稿就写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错误观念主要表现在如下段落,请见第五十页,下面我就挑上一段托尔斯泰的精彩语句;再见第一百四十五页,下面又是一段原文摘录,而且我抄写得还很工整。由于当时是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书,又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至今书中许多段落我还记忆犹新。就这样,我取得了图书馆老师的信任,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借书—读书—还书。其他同学渐渐地懒得写批判文章,陆陆续续地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可是他们又想知道书中的内容,于是同宿舍的同学出了一个主意:“让毕淑敏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小说中的故事。”这样,就像长篇小说连续广播似的,我每天给大家讲上一小时,从未间断过。我讲过雨果的《笑面人》,听过我讲这篇小说的一位同学,她现在美国,她告诉我,听了我讲的之后,她就再不想看原著了,因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同学们的这个主意,还真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不仅要天天看书,还要认真读懂;不仅要记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复述出来。在这两三年里,虽然“停课闹革命”,可我却通过这种自学方式,读了大量名著,讲了许多故事,从而打好了文学功底,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名著是前人以智慧的头脑把对人生的感悟、对世界的体验,用文学记载下来。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人生、启迪后人,这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也是人自我完善的火种。

女学生:

听说您当过兵,做过军医,又在西藏阿里生活了十一年,您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是什么?

毕淑敏: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如果说我的良好教养、善良品格受之于我的父母,那么成就我的事业、奠定我的人生价值的该是中国西部的阿里高原,是她给我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

那是1968年底,冬季征兵开始。我当时确实挺想当兵,一是到了部队可以发衣服,二是可以不去农村插队。十六岁的我,身体特别棒,一米七〇的个头,体检不仅合格,而且还是特别好的身体,因此把我分到了西藏阿里地区,就是孔繁森后来工作过的地方。

穿上绿军装的那天,我们这些新兵就踏上了西行的路。满以为乘军列可以直达新疆乌鲁木齐,没想到军列竟站站停车让行,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一部分女兵留在这里,另一部分要翻过天山到南疆喀什。这段路程更难走,没有了火车,要坐六天汽车,我又晕车,那种难受的劲头,不堪回首。到了喀什进行短暂的新兵训练后,只挑五个女兵去阿里当卫生兵,许多人表决心,写决心书,争着抢着要当卫生兵。我没有表态,倒不是害怕去阿里,而是不想当卫生兵,我觉得整天和愁眉苦脸的病人打交道,不如当通信兵爬电线杆自在。万万没想到这次却挑到我头上。那时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服从安排。

我前面讲羡慕你们,还包括羡慕你们今天有许多选择的机会,未来的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喜欢做什么,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你只要好学上进,脚踏实地去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要知道,一个人一生能从事自己所爱好的、又对人类有用的职业,是非常幸福的事。不过,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不遂个人心意的安排,那么你该怎么办?当时,我是一方面服从安排,努力做好卫生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没有放弃个人的目标与爱好,并为将来有机会实现个人目标创造条件。后来,我被任命为卫生兵班的班长,又踏上去阿里的山路。

阿里,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面积有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半江苏省那么大,而人口却只有三万人,是中国最地广人稀的地方。从北京这个文明繁华的都市,一下了来到中国最荒凉、最偏远、杳无人烟的地方生活,反差太大了。在这里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然而却难以见到生命的痕迹。在这里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一年四季,穿着一身无法更换的棉衣。在这里行军拉练,一天竟要走一百二十公里路。这在平原走起来,人都吃不消,而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还要负重,扛着枪、卫生箱、饭锅、米袋、棉靴,这对一个女孩子兵来说,又是何等艰苦。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又在超越了生命承受的极限时,我甚至有过死的念头。行军休息,一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了,可是那寒冷的地方,行军时可以穿单鞋,可休息时立即要换上棉靴,否则脚就会被冻坏。这里终年难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没有零食,仅有的脱水菜,一旦泡出来就成了烂泥,难以下咽。许多战友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冰川雾岭之间。

我当卫生员,为了掌握医学知识,就要学人体解剖学。我们是在医生的带领下,抬着尸体爬到高山顶上,才有机会认识人的机体内各种器官、神经、血管的部位与特征,这是在战胜险恶、恐惧后,才获得了与积累的医疗经验。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才使我们懂得做人的责任,领悟到真理与庄严、崇高与伟大、勇敢与坚强的内涵。人生可能有许多事情还难以选择和把握,但有一点,人是可以选择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积极的、向上的、友善的、努力的、乐观的、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人生才会有亮色,这也是我这段西部生活的价值。

女学生: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昆仑殇》的创作过程,以及您的处女作是怎样出版的。

毕淑敏:

1980年,我从西藏阿里转业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队的医学院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成了一名医生,因此回京后,我被分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生,后来又当上了卫生所所长。回京也好,当医生、所长也好,我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西藏阿里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迹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里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想把它写出来。

人做任何事情前,当然应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底儿怎样。我当医生很自信,我是个态度与医术都不错的医生。可是要写书了,心中没有了底。因为我没读过大学中文课,写作的底子又薄,于是我决定在从医的同时,自学电大中文系的课程。电视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采取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要三年学完的课程全部读完了,而且成绩还很好。

那时,我一个学期主修了九门课,老师感到惊奇。因为脱产的学生一学期一般也就能学完五门课。由于我的学习态度好,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本事,为了把那些刻骨铭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写出来告诉世人,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些知识老师说不重要(对考试而言),我仍然认真对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岁时,我开始了小说《昆仑殇》的写作。我把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情节、故事、人物、对话等等小说必备的要素,都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由于写的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写得很顺利、流畅,一气呵成。

小说写成后,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亲戚都来帮我出主意。当时,大家有一种担心,怕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纷纷帮我找关系。而我这时反而十分冷静,我决定什么后门也不找,我就是要拿着自己的稿件,请素昧平生的编辑部的人来鉴定我的作品。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热爱曾经有过的生活,热爱写作,没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颗圣洁的心灵的驱动。如果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掺进我不喜欢的举动,这就是对我圣洁心灵的亵渎,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仑》杂志,这是全军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

稿子寄出后,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写着:“毕淑敏同志,来稿收到,当日读完,被本文庞大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并要求我携同丈夫一起去编辑部面谈稿件修改事宜。这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事还要丈夫保驾。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他们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觉得写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创作经验,他们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人;另外,文中写到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怀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写的。在编辑部交谈的过程中,讲到每个细节,我侃侃而谈,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则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们相信了。这就是最初写作与出版的过程。

顺便提一句,从那时起至今,在十年写作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大约两百万字。其间,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还须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

女学生:

您的作品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们在现实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对公众有益的好作品?

毕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达,它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散文的一种品格。而小说体裁,会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场景、情节、故事,等。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心灵深处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在散文、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谈到如何把作品写好,我赞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见,作家应该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理,作家不是牢骚满腹、呻吟颤抖、刺头反骨、躁狂的“伟人”。我借用这话来说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或者讲作者写作应有的态度,没有这种责任和态度是难以写好作品的。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虽有多种多样的看法,重要的是能发现一些新见解、新认识。作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和凸显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作品最忌讳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别人的陈词。

比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种苍凉、恐惧的表现,对活着的人和即将离去的人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因此,我写了《预约死亡》这篇小说。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现象。对于死亡,人们应有一种冷静、镇静的态度,从而尊严地度过一生,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作为作家要用笔传达的对死亡的关怀,对人健康心理的关注。

女学生:

假如您的作品没有被出版社选中,假如您的文章没有被读者认同,您会如何对待?

毕淑敏:

这个问题我已经被人问过很多次,我觉得要试着去干一件事,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试着干,叫摸着石头过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两次不成功,我还做,一直干下去。我好像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在我已知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才开始去干。就像跳高一样,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过去,也许在跳过二十次后,才跳过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优秀跳高运动员的跳跃姿势,然后我去模仿,再试着做一下助跑,领会要领之后,然后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码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

我学习写作时已三十四岁了,如果再年轻一些,可以更激进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嘛。由于年龄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面的准备,因此写作前我读电大,写作中又读文学硕士学位,这都是在做起跳的准备。

有人还问过我,如果当时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会怎么办?我估计三投不中,我就不干了,因为我已尽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会想是不是编辑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编辑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说明我不是写作的材料,我会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国学者问我,你是否想过要获得诺贝尔奖。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没有想过”。这位学者很奇怪,他说:“人不想获大奖,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这好比我们这些人,谁都不可能打破刘易斯、约翰逊的百米世界纪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竭尽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给我们的这份经历,珍爱自己的爱好,全力以赴努力达到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成绩,这就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种框架和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不仅注重收获,而且更注重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