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在她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一开头这么写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

追逐伟大目标，从而弃绝常识牵绊、落入意识形态笼罩之中，对中国这块古老土地而言，还是上个世纪不到百年间的事，再之前长时以往并不是这样子——这关系着两个性急且意图伟大之人。朱天心笔下所说的这位毛姓之人，要在活着时如诗中言志的一人权倾天下，还要他统治的整个国家快快脱胎换骨，超英赶美，好亲眼看见遥遥走在举世人类最前头的动人景象；另一个则是此人奉为导师的人，他格局更大，自称找到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走向，急着驱赶整个世界、驱赶每一个人进入下一个更美好的历史阶段。两个伟大加一起，其结果就叫无所遁逃于天地，所有原本只求安心过日子的普通人也只能奉陪跟着伟大起来，六亿神州俱尧舜，阿城在他另一本书上说，满街走圣贤，这景象真越想越骇人。

当然，到二十世纪末事情有点逆转过来了，今天我们常感慨，之前五十年，是大陆搞政治，我们台湾搞经济；这眼前几年，则轮到我们搞政治，而大陆开始认真搞经济——我想，我们把此话代换成“轮到我们搞意识形态，大陆搞常识”，看来也完全是通的，也因此，阿城这本向着祖国同胞书写的《常识与通识》，于是就该轮我们来读了，而且非常值得一读。

在这些伟大来临之前，中国，相对来说，一直是意识形态较稀薄的国度。当然，意识形态之生有其人性理由，大概不可能完全根绝，但比方说两种大型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在中国就不发达不伟大于是也就不怎么死人，这里先就少掉了一个；另一个也属劲爆级的国族主义，则强度略略比宗教严重，但也还节制，基本上还受现实主义的管辖，不至于脱钩而去成为无限上纲的种族生死仇恨，也因此，今天我们重新描述这个老文明，会倾向于用迟缓停滞而不是伟大华丽，这是常识胜过意识形态的必然呈现。

但光回头看不会有用的，昨日中国的常识输给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战胜负已分，常识要如何整军经武，打赢往后的仗呢？有一种想法，我们常说，当民主失败时，你需要用更多的民主来获胜；同样的，当常识失败时，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常识不是吗？

更多的常识，这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阿城在这本书中试图做到的一部分事——常识的确拥有一个意识形态所没有的长期优势，那就是它的开放性特质，容受一切，无惧错误、不足和矛盾，并允许修改。许多人们长时间的既有常识，我们今天都晓得是错的，比方说翟封荼的三大解答，比方说地球是平的、太阳是绕着地球旋转云云；也有很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乏味常识，曾经是危险的、激进的、惊天动地的主张和发见，比方说人类系演化而来，比方说结果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而且还只是广漠宇宙的微尘一粒云云。每一次老错误的修改，每一个新知识的容纳，都意味着常识的再次进展，援军不绝，因此，我们或可乐观的相信，时间看来是站常识这一边的。

常识和意识形态长期对峙并逐步获胜的历史图像，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持续除魅的过程，用我们常识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民智由蒙昧走向开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