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这个人类小说史上最世故最多疑的书写者之一，很奇怪的，笔下反而会出现一种信念超级坚定、入水不湿过火不燃的全然正面人物，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当某种神像摆着，格林也就不是格林了。小说进行中，格林，通过笔下的叙述者，会一刻不停的从各种角度攻打他、询问质疑骚扰讪笑挑衅，但和二流的、只会把美翻过来变成丑的、好像不把人击碎就不会写小说的书写者不同，格林会一再跟他辩论下去，不会有终极性的输赢就跟我们人生现实一样。然而，最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感觉到格林其实期待被这样的人说服，期待被善说服——格林才是真的在跟善辩论，而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揭发恶（我们现在还缺小说狗仔队吗？）。这一点，使格林远远超过乍看有点像他的后来奈保尔，奈保尔蝗虫过境式的笔下，善是没层次没内容的，善只是外壳只是神话伪装，换句话说，善其实是不存在的，善甚至只是更坏的恶。这方便很多败德者行恶者，给予他们（包括奈保尔自己）合理化的心理治疗，把自身该负责的道德抉择改换成某种普遍的、无可抵拒的“人性”，行恶不再会失败。奈保尔正是这样二流小说家的佼佼者，求不仁得不仁，我真的想不出他还怒什么，是妒恨还有人比他更坏吗？

我惟一对格林的如此正面人物有意见的是，这样的人在格林笔下常常是医生，左派的医生，像《喜剧演员》中那位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或像《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在刚果麻风病院忙得要死、根本没空谈信仰的柯林医生云云。我对医生荣膺这样善的代表人物有意见，尽管我大约知道格林为什么作此选择，或说我自以为知道——我们和格林实际年岁有相当差距，但我们和格林仍处于同一种医生的“历史世代”，一种传统支配势力崩解、身份界线混淆、医生这一社会角色空前（可能也绝后）膨大的暧昧世代。

我自己的人生里，第一个知道的县长就是医生，全宜兰县最大医院（位于罗东）的院长、国民党籍的陈姓医生；第一位县议长也是医生，宜兰市这边最大医院的院长，邱姓，当然也是国民党籍的。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台湾还普遍贫乏，贫乏的不只是金钱财富，还包括知识、教育和视野，而县长和县议长，已是当时民选的最高两个政治职位了。

当时，我想是普遍的，医生有三大清晰形象，其一当然是很有钱，其二则是慈善，其三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人物。这三点相安无事构成一平面，我们并未察觉出其间清楚的矛盾，这三点怎么会不矛盾呢？

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些好人歹人依正常比例分布于每一种行业，因此有善心的医生一如有善心的水电工这不足为奇。但今天回想起来，很难说服我的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好人总是个人行为，奉个人之名而不是行业之名，为什么独独医生有着集体的、先验的慈善之名呢？更难说服我的是，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之外，包括绝大部分有慈善之名的医生仍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不是比一般人有钱，而是完全不成比例不成规格的有钱。这些财富怎么累积起来的呢？岂不是每天每时取自于彼时所有贫穷的人？而且还是生了病的穷人不是吗？还可以再加一项，生了病而且你极可能还认识他、知道他经济景况的穷人，根柢的说，这就很难不是掠夺了，而且有趁火打劫的味道，买卖双方处于完全不对等的不公平地位——是的，我们总是在最不健康、脑袋最不清楚、一刻也不能忍的状态下进行医疗交易，连时间都好整以暇站在医生那一边，你怎么可能有一分一毫胜算呢？就像老笑话里那个抱怨拔牙太贵、才几分钟就收你那么多钱的病人，他得到的冷静回答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慢慢拔。”

我小学某次月考错过一题非常不服气，题目是钢琴依发音原理属于哪种乐器，我答的是像风琴这样的簧乐器，但正确答案是小提琴、吉他那样的弦乐器。你掀开钢琴盖子，的确会看到一条一条绷紧的琴弦，但你要到哪里掀钢琴盖子呢？——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我读书的宜兰力行小学全校没一架钢琴，音乐课就得动员几名男生去抬来学校仅有的两部老风琴之一，到今天我仍记得那个重量，以及琴身两侧搬运用凹槽勒进指节处的疼痛感却又绝不可松手。钢琴在哪里呢？在初中高中的学校音乐教室里锁着，还有医生家里，尤其是生有女儿的医生家里。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

一九六〇年代的钢琴必定是舶来的，除了货币汇率不同，还要大笔加上万里飘洋而来的当年运费（尚未有大型的货柜轮），就像我们后来在比方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乌比诺医生那一段所看到的，换算成今天的价格，应该还是比私人飞机略为便宜才是。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一如钢琴，即便有少量进口台湾，仍是锁着的、珍稀的、私有的。我们没听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知道自利自私为最大驱力的商业逻辑，我们对世界时时心存善意，我们被教导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感谢农夫种稻子给你吃，感谢邮差风雨无阻送信到你家，感谢学校老师花力气揍你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县政府兵役科的公务人员写兵单给你报效“国家”，当然，最要感谢莫名的永远是医生救你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里，我们便看到医生莲花般从各行各业中熠熠浮现出来了。必要时你可以收不到信，可以不要读书当文盲，但你得活下去，医生这行业最特殊之处，便在于他掌管着人命，拦在通往死亡的岔路口，这遂有点像碰到比较优雅的、一袭白衣的抢匪绑匪，要钱还是要命？当时我们听过太多有病没钱医的人，也听过太多谁家生场大病动个手术（其实可能只是我母亲生过的盲肠炎或我外婆生过的胆结石）倾家荡产的故事，但人命无价不是吗？人家救你一命这不已经是恩同再造的最大慈善吗？民间故事中，这种时候如果你是个美丽女子，总是要考虑以身相许的，难怪很长时间里，有这么多心存感激的父母一心要自己女儿嫁给医生。

也难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人认真去追问当时的医疗价格，相对于当时的物价当时的所得，必定是极不合理的。想想，当时能看病的人相对稀少，医生的家产却能如此快速的、大量的累积，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当时的医生遂也因此较为悠闲，有时间去搞搞政治，选县长或县议长。

哲人告诉我们，人生老病死，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是国王是贱民，时间一到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这类的哲语你只能大略的、善意的听，不堪太仔细想下去，但没错，帝王公侯将相也会生病也会死亡，这是人类历史里医生这一行业的永恒背景，打造出他最特殊的、应该说仅此一个的历史位置——这是个无法禁止无法取消的行业。秦始皇当年焚书，允许留下来的书只有农艺、卜筮和医学三类，但我们晓得，换另一种意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者来，比方说要独占宗教解释的罗马教廷，或认定宗教是鸦片、彻底无神论的政权，卜筮这一项反而会第一时间被销毁，这正是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文革”期间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交织火网中，每一次都安然躲过扫射的其实只有农艺和医学。但农人散落在田地里，是远离权力核心的，真正能在掌权者窄迫卧榻永远保有一席之地的，只有医生。

在中国，“医”这个字最早出现于秦代，小篆字成，由三个部分组成：左上角的是个医药箱或柜子，放着一支箭矢代表彼时的简易医疗工具，最早的医生大概只能对付外科性的伤口脓疮云云，用箭矢来刺破伤口清洗；右上角是作业图，医生手持某种工具的样子；下方的当然是酒，用来麻醉或消毒。醫字最早也可写成毉，说明医巫同源，医生原是巫师的一种，但人命关天装神弄鬼不起，因此除魅得特别快，毉字的早早废弃不用没几个人见过，恰好说明医生这一行很快取得自身的独立性辨识性。毕竟，除了极少数入了魔到丧失疼痛感的虔信者，人生了病还是会务实的、有效的求助于医生，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肉体的事哲学家神学家能帮忙的极有限，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光一次牙痛就足以让人否定万能慈爱天主的存在（没必要把牙齿创造成这样吧）。我认得的一两个号称可帮人驱魔赶鬼无病不治的教会得道人士，自己生病时仍驯服的到大医院挂急诊，我相信梵蒂冈的老教宗也是这样做。

由此悠悠数千年时光，尽管医生的位阶始终不高，但安全、衣食无虞而且很不虞，又可靠近权力中心，更重要的是，有封闭性的专业空间，权力不会动辄干扰它还有求于它会出钱资助，人可安心的把一生职业乃至于志业交付给它。这对生活于阶级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彼时一般人而言，已经是梦一样的生命快捷方式了，因此，的确会吸引到庶民阶层的聪明者、秀异者，就像我们一直到今天还看到的，台大医科始终是大专联考的不动第一志愿。

我自己亲祖父便是选了这道快捷方式的人。日本殖民台湾彼时，积极的、有志业可能的行业是全然禁锢的，政治当然不能碰，商业工业未成规模，仍属政治的辖区，便只有医学仿佛若有光的算是一个窄门。事实上，我祖父是个更心急的快捷方式者，他没留台湾累积财富，赶在一战后就去了日本顺利归化成皇民，并终老于该说异国还是母国。我脑中惟一一次闪过他存在的，是有回人在东京步行过青山那一大片日式墓园时，是啊，人间到处有青山，我这个得其所哉的祖父名叫谢日照，日本天照大神的缩写，姓名是预兆还是巧合？或也是某种提醒遂成为言志？

我们很容易从台湾、从自己举目四顾的真实经验读懂格林。因此，不是善等于医生，没那回事，而是在那样传统支配权力崩解的特殊历史时刻，医生“恰恰好”有机会扮演某种关键角色，尤其当社会改革或革命力量起自民间时，长期被封闭成死水一滩的民间缺少很多东西急需很多东西，而这往往是医生现成拥有的，我们说的当然不是钢琴，而是财富、权力关系、社会位置和声望，乃至于起码的知识准备和视野云云。这样的医生数量不需要多也不会多，只有其中有一两个医生再自备一点不屈的正义感和慈悲心就够了；或者也不必，换成得陇望蜀的生命更大野心，不想只以一个更有钱的医生身份终老，带点赌徒冒险家性格的也行。

我们那位始见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孙中山先生不正是这样两者皆是的医生吗？

所以格林是写实的，他写的不是医生，而是就那一两个医生，名叫马吉欧或柯林的特殊医生。即使是到这样的历史特殊时刻，“正常”的医生总体图像仍不是如此，他们既得的、损失不起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总会更保守更噤声的躲进权力的羽翼里，像我们宜兰的当时县长和议长，或者可敬些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乌比诺医生，他内心的天平可能稍稍倾斜向自由党，但除了他那只飞到芒果树上放肆大喊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的鹦鹉之外（同样的口号才刚害死了四五名醉汉），乌比诺医生几乎是超然物外的，他那幢有多立克式柱廊、有音乐厅（钢琴盖着马尼拉布闲置一角）、有三千册藏书私人书房的凉爽大豪宅，里头没有霍乱、没有内战、没有饥饿和贫穷，自由党人来保守党人来，都不干扰他规律的生活，不干扰他每天午睡和服用各式药物食物养生。事实上乌比诺医生还公开讲，自由党的总统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的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

话说回来，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是谁杀的？他死于海地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之手；而站在这批戴墨镜、黑衣黑裤黑呢帽死神模样秘密警察身后指挥一切的人，正是海地当时的恐怖统治者老杜瓦利埃，海地人称他“爸爸医生”，他原来真的是一名在乡间行医的医生，而且他还不是小说虚构人物，是真人。

如果我们期盼传统支配权力结构的瓦解，是朝向所谓的自由民主方向开放，那我们顶好别希冀医生能陪我们走太远，别在这道仍伺伏着各类凶险的迢迢长路上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的，最好用后即弃，如旧俄时代所说的“多余的人”。这么说，不是惑于海地的革命抗暴历史，当年领导解放的医生摇身化为更恐怖的终身独裁者；也不是读小说的人忽然神经质起来，以为今天高贵的马吉欧医生（如果成功不死）仍会诅咒般成为明天的“爸爸医生”。恰恰好相反，家国大事，我们正是无法奢望奇迹，不可以赌偶然的特例，得慎重的回归事物基本面来。医生这门特殊的行业特殊的手艺，很难不扞格于开放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空气中（必须）浮漾着各种埃尘病毒的自由。这是本质性的冲撞，好医生和好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共容。

这么说吧，医生工作，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原是任务性的，任务的目标是抢回人命，英勇的拦在死神往往间不容发的利刃之前。要完成如此明确、艰难而且和时间赛跑的任务，首先，人必须专注，不能复杂、不能怀疑、不能对生命有太多哲学式的辩证或文学式的猜测想像，因此，即使经手过最多的死亡之事，医生的根本生命图像总是简单的；其次，他的工作必须有效的、精密的编组起来，层级分工不仅森严，而且润滑无间，由上而下的指令得依循最短距离抵达，因此不能采用曲线形态的辩论说服，而是直线式的权威权力，这遂使得医生这个行业自成天地的构筑成一个封闭的权力层级系统，甚至还普遍保有更古老的（依马克斯·韦伯）家长制、师徒制支配；再来，医院是个特殊任务的执行场域，会妨碍此一任务的各种杂音杂物，理论上再细微都得合理排除，不管它们在外头世界的存在如此必然或必要。想想，人在这里连正常情感的表述都受到限制了（探病有时间限制，加护病房只能隔着玻璃眺望，手术室绝不可闯入云云），更不用说抽烟嚼槟榔不是吗？

有趣的是，再糟糕再无能的烂医院，仍僵而不死的保有这样的基本样态，甚至更没弹性更没道理可讲的用力护卫这基本样态——我所看过最美好的医院画面，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女儿出生时的台北荣总，当年聚集着一堆焦急准爸爸的待产室有一处室内小空间，是全医院惟一特许抽烟的地方，我在那里静静坐过三四个钟头，前前后后被“借”走四支香烟，我们彼此不识但知道同在一个命运的岔路之前，因此，讨烟的人讨得坦荡，给烟的人给得自然，更好是一旁没烟瘾的人亦慷慨含笑看待，世界大同。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人处于生命特殊时刻的封闭世界，是一个生命戒严时刻的封闭世界，习惯生活于其中的人，很容易觉得外头正常人的世界是脏乱的、没是非没秩序的、甚至是不知死活的。

如果有人忍不住试图把这样的封闭世界移植出来会怎样？那当然是灾难乃至于浩劫。忧心当代自由处境的人都已警觉到，如今自由主义最难缠最滑溜溜的敌人之一，便藏身在医学里，或更焦点的说，藏身在愈演愈烈的所谓当代健康神话里，这个健康神话便是一个复制作业，以活命为最高乃至于惟一的生命判准，如果不打断它阻止它，其直线尽头处便是把整个正常人的世界改造成一间超级大医院。

这则医疗健康神话有一个狞恶的先驱者，可一直追溯到二次大战前的纳粹。彼时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其核心，如本雅明指出的，其实是古老的宗教神学（本雅明比拟为躲在唯物史观木偶里的侏儒棋弈大师），而极右的纳粹则是一个提前出现的医疗健康疯狂神话，由于尚未有足够的医学成果比方说基因学知识的支撑，纳粹只能乞援于更古老的种族学，形成最现代到最原始蒙昧的怪诞结合，一个人类之前并没见过的新怪物。

尽管医巫同源并在二十世纪初的欧陆再次汇合，但左翼革命的思维是全然传统的、延续的，它宗教式的得唤起人们较高贵的信念的情操，行动的前提比较困难，革命者必须先有所觉悟而且还必须献身必须牺牲，就像最早俄国那些得毅然放弃自己亲王贵族继承身份和家产的知识分子；左翼的世界观“原是”（在未夺权成功之前）民间的，人得去发明去创造一个新形态的世界，革命遂像一场壮阔悲怆的史诗大戏。极右的纳粹则压根没有革命不击碎世界，它只是拿一个既有的封闭世界样态来压迫人改造人，因此只能是一出恐怖但极度乏味、全无想像力的惊悚剧而已；纳粹完全是统治者掌权者的思维，行动方式完全是官僚的、行政作业的，屠杀五百万犹太人是“净化”，是必要的医疗性人种消毒杀菌工程，就连著名的“水晶之夜”暴动，也是典型的警察系统在后，黑道流氓负责当手术刀的配合性控制性暴行。做一个纳粹主义者远比左翼革命者简单，他最舒适的是，人不需要改变自己，要改变的是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妨害我们生存的人；不需要放弃所有，而是要保护当下所有，他是得到而不是失去。纳粹是最狂热的秩序拥护者，他的允诺因此不可能有集体性的解放，而是个人躲在这个层级秩序里的节节拔升；根本的说，纳粹没有未来世界的图像，它的未来就是当下的无尽延伸，当下的纯净化。纳粹因此也不谈自由，自由一旦被普遍性的谈论主张，便稀释到所有不配生存的犹太人、无产阶级乃至于携带病菌病毒者身上，这不是会散播瘟疫瓦解秩序吗？我拥有权力，我自然就有足够自由，自由仿佛是某种零和性的财货，你们愈少自由，我就愈多自由。

但其实这多么“现代”不是吗？即使纳粹已败亡快一世纪了，我们仍然不断看到诸如此类的思维、主张和行动，尤其是那些奉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为生命最高指导原则的人，以及那些除了一己生命再没更有价值东西可保卫的人。

是的，健康医疗神话并不随纳粹败亡，二次大战后，它只是变得更有学问也更聪明了而已，因此也更富耐心。医学和相关科学的进展，尤其是先心理学、后基因学这两则伪科学神话的成形，使它有能力抛开恐怖丑怪的种族主义，并且用医生来替代警察，不至于吓跑最容易拥护它却又最胆小怕事的中产大众，还可以有效的把它的对手化整为零，从种族性阶级性的集体打散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新的健康医疗神话也学会不去正面对抗挑衅已深植人心的自由观念，它只是绕过自由、搁置自由、暂时延迟自由而已。是的，你仍是自由的，但要喝酒要吃红肉要熬夜工作这一切总要等你病好出院后才行；是的，你当然有不可让渡的言论自由，你当然可以当个异议者，但你是不是也有心神耗弱乃至于失常的症状需要治疗呢？是的，我们不是限制你监禁你处罚你，我们只是治疗你，这是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害，也保护其他人不会被你伤害——

这样《发条橘子》式的、《飞越疯人院》式的恐怖故事也许离我们还远了些，我们可以暂时相信还不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的“正常”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晓得，自由需要宽容，而宽容有个极不舒适的核心，那就是忍受，忍受那些对你无害但和你不一样、你不相信甚至你看不顺眼的事物。健康医疗神话对宽容最大的摧毁便在于，它把原来只适用于医院，只适用于病弱者这特殊世界的严厉检验标准拿到外头世界来，用最现代的科学仪器来侦测追踪最微量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所谓“无害”的意义。如此，自由的最后底线，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或本雅明所说的私人房间，便完全被穿透了，你不能再说我关起门来不影响别人这句老话了，如今我们可以科学的一样一样证明给你看，你打个呵欠，唱首歌乃至于只是一动也不动的存在，影响的微粒仍持续夺门而出，如一只蝴蝶轻轻的拍了拍翅膀。人甚至连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也找不到一种无关别人的自毁方式，你当然不能抽烟，因为不仅有二手烟，现在还有所谓的三手烟；你也不能肥胖，因为他们已经精算出来了，这会加重多少社会医疗成本，有损那些苗条人士的权益；你很可能不能不洗澡，就跟你不整理家居环境一样，气味加病菌会通过空气传播——

必要的话，无所不能的心理学还可以再补一刀，宣告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某种病征。在医疗神话的世界里，病患软性的等同于褫夺公权的罪犯，你必须交出一部分行动的自由。

在如此缓缓把世界改造成一间大医院之前，先发生的是人的不宽容。史家房龙以“宽容”为名的书，告诉我们宽容多么珍贵难得，宽容不是自然的产物，不存在只卫护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然丛林里草原上，宽容是人文明的发现，而且通常是巨大灾难后的痛苦觉悟，比方说经历了几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相互屠杀迫害，大家才一身残破在废墟大地之上坐下来，懂得要忍受不一样名字的神，不一样的崇拜方式，以及不一样的生命图像和向往。宽容是大毁灭后才出现的美丽彩虹，作为人不再彼此憎恨、彼此让出生存空间的历史盟誓。

如今这得之不易的文明之物又快速流失中，毁坏总是比建立快。在医疗的神经质世界里，的确很难有宽容之存活余地，异质的东西通常是威胁的、有害的、带菌的，宽容因此只是放任、延误、不知死活、小病不医云云，医生会婉言劝戒你或厉声斥责你。我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身份，甚至还演变为一个职业，称之为“检举达人”，这和人路见不平的油然而生正义感不同，他是主动的窥伺告密，是我们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自以为在维护自身权益捍卫社会秩序，社会也给了他一件正义的外衣，还提供奖金，掌权者当然张手欢迎这样的人，这是过去只能做不能说的秘密警察公开化、除罪化和普遍化。

终究，人类文明的世界不是单一目的的世界，事实上，所谓的文明，正是人对大自然生存铁链的挣脱和超越。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人类文明的很多价值是外于、平行于、而且不免扞格于生存目的的，很多文明的成果，也是人暂忘一己的身体，使用它、消耗它乃至于轻重不等的毁损它，这才成其可能；说得更白一点，身体终究会衰竭，死亡会而且必须到来，我们可以适度的迟滞它，但幅度是极有限的，而且边际效益愈来愈小，很快会趋近于零，甚至已一再呈现出负值，衍生出一堆痛苦无解的副作用来，包括个体自己，包括家人，还包括社会整体。有人选择不顾一切的非活下去不可，守财奴般护着身体不敢动；但也有人选择使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天生我材，试图让它的价值极大化不虚此行。前者我们知道的人并不多，代表人物是活了据说八百岁的彭祖（但比起某一株红桧仍不算什么）；后者我们就熟悉了，几乎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在这边，你还会知道他的姓名、生平和他做到的事，某些成果你更时时心存感激。

那些熬夜、抽烟、把自己身体心智当柴火烧的了不起小说家也都是后者，“小说家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以此砖石，来建造小说的房子。”

要让世界保有、延续并更开向这样文明丰硕的世界，哪里来哪里去，我们顶好让医生回去他原来的医院世界，这才是他真正的技艺擅长之地。在这里，他可以帮助那些只想活下去的人，也可以帮到那些使用消耗自己生命的人，让此事更成其可能而非阻止他。后者尽管像是抵触了他的基本所学和认知，但有机会让医生upgrade自己，让医学的技艺更富层次更开展也更人性（这三者往往是同一件事），庶几对应得上生命的丰硕样态。

这应该是做得到的，医巫同源，欧陆的宗教者便先一步做到这样的事。宗教者曾经伸颈到广大的世俗世界，幻想把世界打造成封闭天国，闯了滔天大祸，如今他们退回去了，知道他们昔日的年轻导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睿智的教诲，更是不容逾越的界线，除了极少数像台湾的长老教会，近一两百年来他们谨慎、节制、中规中矩。

看守生死的界线，不等于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诠释者指导者，一如哨兵不自动等于哲学家，这样的误会对双方大家都不好。医学，最终是一门专业手艺；医生，是修护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于语言的暗示性，修护工作不见得比创造工作不高贵，事实上，它更绵密更时时发生，要谈公益性，它也更能实质帮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辉，因此，更需要专注不是吗？就像格林笔下那位让他都折服的麻风病医生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