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对我们这个族裔的人，看起来是最不幸的一年，会到浩劫的地步吗？

印第安人认为抽烟是和平的象征，抽烟的人大概都相信此事为真，而且必定有其生理根据，尽管医疗体系站稳我们的对立面不愿科学的证实它（事实上，他们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动辄发布一些先有结论的含混统计数字，把未经证实的猜想当科学报告，把复杂的病因归于单一，把个案夸大成普遍性云云，已是一门标标准准的伪科学了），但没关系，我们幸福抽一根烟的确确实实感受真的是这样没错，它让我们心神镇定，血脉流畅，胸中的块垒随一缕轻烟消逝，就连眼前这个颇令人讨厌的世界都变得好一些、宜于人居一些了。这样的感受如此稳定、普遍而且一致，以至于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次抽烟的特殊幻觉，它必定有着生理性的共同基础，比方说尼古丁什么对人神经系统的某个作用云云。

进一步说，幻觉只能是个体的，人个体性的幻觉要能转变成集体性的某种癫狂（就像今天的反烟正义人士们），其根本的前提是激情，激情是某种返祖的、纯生物性的现象，它取消差异和个性，吞噬个体，把独立的人打回原始的生物形态，成为“群”，就像非洲草原上一起奔跑、一起惊惧而起、无个别思考行动的野牛群羚羊群，或甚至没有大脑只有神经丛、凭集体本能铺天盖地飞来的蝗虫群。《圣经》福音书正确的把“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视为附魔现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群鬼之一（或代言人）对耶稣的解释告白里，明显的透露出一种被集体捆住无从挣脱无从救赎的悲伤，尽管知道眼前的人是耶稣、是神之子都救不了他，最终只能绝望的集体赴崖投水而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议性名著《群魔》用的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更有趣的可能是昔日经典恐怖片《大法师》的最后一集，把原先无来由、无道理可讲的附体恶灵提升为群体现象，准确的用非洲的蝗灾来象征并解释，其说法是，不思不考的蝗虫不断借由拍击翅膀来传递同一讯息，而且这一单行道式的连锁效应，又因为翅膀拍击的“共振”现象，让此一讯息更集中更放大，让集体癫狂更呈幂数的加速并强化。你惟一能阻止这个不断扩张的附魔现象，便是想办法打断这个连锁，电影中的驱魔者于是不再是念经洒圣水、自己也深陷某种宗教激情的梵蒂冈神父，而是一名脑筋保持清楚的黑人科学家，他想找到或配种出一只不一样的蝗虫，一只会迟疑、会不跟着拍击翅膀、不被集体催眠的蝗虫，让集体讯息的铁链戛然中断于它这一环。他寄希望于这只仿佛有独立意志、思考能力和向往的新蝗虫，如果能生养出更多跟它一样的后代，除魅救赎便成其可能。

很多药物，乃至于非药物的种种意识形态皆可诱导、强化这个激情，酒是其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但烟正正好相反，香烟会抑制激情。不止烟对人生理的舒缓松弛作用，基本上，抽烟总是某种行动的休止符，是线性时间的暂停，其姿态是后退的、坐下来的、闲适漂流的，人吸烟和人深呼吸大体上是同一件事，而吐烟则接近某种深深的喟叹，而且你还看得到它飘散、透明、消失（也就是所谓的二手烟）。我们差可想像何以印第安人以为抽烟代表和平，杀戮追猎也是某种不断加速不断升高到两眼充血发红的激情，抽烟是那只好蝗虫，可釜底抽薪的打断它，大家一起坐下，把手中的戈矛换成烟管，人心松开，战马野放低头啃着青草，时间缓步下来，激情会衰竭如同冷却掉、得一而再再而三重新启动的马达，这样，人的理性才得到空间，人也才能从附魔的、满心愤恨满目仇敌的状态解放出来。和平是理性的，只有激情停竭后才出现，如雨后盟誓的彩虹。

二〇〇九这场近乎集体癫狂的反烟战争要如何才能中止呢？我是说真的，绝没一丝反讽玩笑之意，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两边大家一起坐下来抽一根烟，如睿智的印第安人那样——很可惜，他们不会愿意这样。

和平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自由主义大师钱永祥，他早不抽烟了，但正确的知道如今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是多荒唐的一次“立法”（恭喜台湾又收集到一次世界第一了）；然而，同时也深谙现实之难的钱永祥跟我说，抽烟的人其实自己应该有态度有做法有响应。是的，宪法太远，自由人权云云的价值更远，庄严存在的它们不会自动跑来支持你，现实世界仍是某种以力相向的角斗场域，你不自己想法子杀出一条血路来，断断是走不到那里去的。

话是没错，而且就被不义迫害者来说，抽烟的人数其实也够多，真要纠集动员起来造反是有力量的，但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正中抽烟者的要害——我们光从命名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抽烟的历史这么悠长，人数这么多，但抽烟的人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可辨识的社会名字，不成其为一种身份，这不仅说明抽烟的人是如天上星海中砂那样个别的、散落的存在，也揭露了抽烟者某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这说起来奇怪而且矛盾，对抽烟的人而言，除了空气，你很难找到另一种比香烟更重要的东西，必要时，他可以忍受不饮不食乃至于不眠不睡，但很难忍受不抽烟，甚至，在最达观、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凡事不预想未来明天下一刻的抽烟者身上，我们仍能时时看到一种有趣的忧虑，不必等到没烟可抽弹尽援绝（事实上这一刻他可能还正抽着烟），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口袋里的香烟已低于某个安全数量，人就开始不安、分神、四下张望，惟恐错过宿头的看哪里可有补充下一包烟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抽烟者又以为抽烟一事是最不重要、最不值一提、最不该耗用公共资源认真谈论的东西，他谦卑的把香烟的重要性封存于个人，甚至愿意用个人的恶行恶习来解释它安置它。抽烟的人总周期性的一定会碰见一些善心的人、好为人师的人以及白目鲁莽的人，会碰到医生、宗教人士、学校老师、贞烈自持的女性同胞以及在报纸上投书在电视谈话节目Call-in习惯的人云云，即使抽烟者的长相再孔武有力凶神恶煞，即使抽烟者在心智层面的所学所知远胜过他的劝诫者，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总是，抽烟者会低头、有风度的熄烟领受，并耐心听完他不知道已听过几遍、背都背得比你熟的陈腔烂调。在我们眼前这个谁怕谁的世界，很少有比冒犯抽烟者更安全无虞的事了，你要不要拿类似的一番话语去对喝酒的人、开车的人说说看？抽烟的人根深蒂固有着某种道德负疚感，尽管只是伤害自己却同时感觉对别人对社会有所亏欠，接近某种神学思维，这种心理特质早在未有二手烟概念、早在医疗健康神话建构起来之前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抽烟者的基本道德负疚感系来自自省，来自他对周遭他者存在的感受，而不是反烟运动的成果，事实正好相反，反烟运动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建立在乃至于利用了抽烟者的如此心理前提。

我们该如何称呼抽烟的人呢？基于最基本的美学理由，我个人不接受“瘾君子”这个烂名字，不是因为它带着揶揄，而是因为它的难听难看以及程度太差；日本人把抽烟者称为“爱烟家”，这又太超过了，显得有点恶心，而且不准确，抽烟者和香烟的关系不是激情，而是某种杳远的、透明的，但听流言不信的友谊，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我个人无法单独为抽烟者命名，只能最简单的暂时称之为“烟枪”，放入引号。

年轻时候读过《孙子兵法》，最记得而且至今耿耿于怀的两句话，是将有五危、率兵作战的五大弱点之二，“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清廉、有洁癖的将帅，你可以利用这点不断的抹黑他挫伤他；善良、对人保有同情的将帅，你更可以利用这点骚扰他挟持他，就跟绑架犯敲诈犯控制人家的妻子儿女予取予求那样。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个人深恶痛绝无法原谅的东西，这就是。

纳博科夫有和我很类似的想法，他好几次正色的说，他最痛恨的是人对人的欺诈、残酷和折磨。不是因为这不是真的，而是因为它真的时时在发生。我们知道，人心的一点善念、一点坚持常常是很难得又很脆弱的，像初生的生物，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充满敌意和掠食者的严酷世界存活过来，我们能希冀的是，就跟生物护种的人海战术老策略一样，希望它们的数量能够大，能有一小部分艰辛的活下来；对人善念的最大伤害，便是有人倒过头来利用它行恶，这就不是一次性的伤害了，而是某种污染、某种人心的沙漠化，再没健康的土壤可生长出健康的东西。人可以冷漠，但人不可以冷血。

话说回来，二〇〇九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有什么不一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呢？纯粹我个人的体认是，我把它看成是一份战争宣言，它已超越了某个临界点了——就像电视上那个伪善或脑袋不清楚的老好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已不打算再劝导你们容忍你们了，我们不再相信各位可自我道德管理，我们更不打算跟你们辩论讲道理，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直接把各位看成犯罪者败德者，我们会日以继夜无所不在的监视你们举发你们追击你们，每逮到一次最多可罚你一万大洋，罚死你为止——

我对战争的一部分定义是，战争开打之日，意味着道德冻结之时。

事情真的可以不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们说过，过往这些年来的持续香烟管制经验也证实，抽烟一事真的是很容易管理的，耗费的公共资源也极有限（设几个毒气室般的吸烟室需要多少钱呢？而且通常还是商家愿意自己埋单的不是吗？），行政单位自己心知肚明，就别说劳工、少数族群、外籍配偶、乃至于动物权的街猫街狗等生命攸关的严肃议题（皆缓慢不尽如人意的、但确实朝进步开放的大方向走），抽烟者比起开车停车的人、性交易的人、赌博的人、丢垃圾排放废水的人、抗议拆迁抗议兴建停车场变电所通讯基地台的人都更温驯更配合，至今，我们的卫生署没因此被包围过，董氏基金会没被放火（抽烟的人哪个身上不带火的？），基金会那名嚣张到极点的执行长敢如此公然大肆狂言居然没出任何事，就这些年我们对台湾社会抗争习惯的了解，这已经是神迹了。

其实应该珍惜抽烟者的理性、和平、自制。

有一种书、一种书写、观察暨思考方式，书写者把自己假设为比方说火星来的人，取得一个陌生新鲜的视角，好避开人过度熟悉过度融入所产生的盲点，看清真相。今天，如果有个火星人来到台湾上空，极其可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小小岛上最该死最杀人放火抓妻抓子恶贯满盈的必定是抽烟的人，否则岛上的人为什么愿意牺牲掉这么多得之不易、维护保卫不易的最宝贵东西，以换取那个看来什么也没做、只静静抽着烟的人的灭绝呢？我所说的这些被弃之不惜的珍贵东西族繁不及备载，包括人权，包括自由，尤其是核心部分的言论自由，包括我们对是非对错真相的认识和坚持，包括最起码、符合比例原则的法令公正性和社会正义，包括我们个人一长串的根本信念价值，比方和善、尊重、宽容、同情云云，还包括我们个人的文明教养，从思维、言词到肢体动作。

抽烟一定比战争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所有和香烟但凡有一丝一毫关系和联想的儿童玩具皆当禁绝，包括那种其实没什么销路的香烟模样糖果，但我们的小孩可以大量拥有各式玩具枪飞机军舰大炮并在电动玩具的模拟实境从小练习杀戮；抽烟一定比赌博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我们的政府不仅持续开放还持续做庄主持各种赌局，还花钱做大量电视广告，花钱加码提高彩金，惟恐你不愿意进场；抽烟一定比各式各样的色情都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我们的电视新闻报导可以追着饭岛爱（愿她安息）和小泽玛莉亚跑，可以广告小电影色情片，当然内含那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式的SM性爱乃至于更刺激更瑜伽更多人参与的，但香烟二十四小时封锁，没分级没深夜时段没锁码等任何特许；香烟也一定比各种凌虐、肢解、血肉横飞的杀人还可怕，火星人会每隔几天就完整观赏到比方杰森或佛莱迪威风凛凛的一个人一个人屠宰，只要杀人时嘴上不叼根烟就行了；香烟还比安非他命摇头丸古柯碱海洛因云云可怕，火星人必定也看到了，我们的“法务部长”多温柔的呼吁吸食者勇敢站出来，承诺不入罪不罚钱，口气和禁烟广告完全不同不是吗？最终，香烟也比鬼、比恶灵僵尸狼人吸血鬼更可怕，火星人会相信，我们的小孩梦里出现这类玩意儿仍能幸福安睡，但千万不要梦到一包烟、一个烟灰缸（一种忽然消失在台湾的东西）、或一个抽烟的人，这种恶梦会把他们吓哭惊醒，造成创伤和人格成长的扭曲——

汝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邻人的妻，不要当赌徒酒鬼毒犯和发动战争的丧心病狂，但只要你承诺不抽烟，也许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是这样吧，不是这样吗？

我们所说对最基本是非对错认知的弃守，从一件事就可看得出来——所谓的科学报告，居然可以告诉我们，你从空气的扩散作用中，不小心吸入一点点稀释的、飘散的烟味（得正名为二手烟，以强调它的存在感和巨大浓烈），比起直接的、一口一口持续的抽烟危害更大。为了恫吓不抽烟的人，为了刺激出他们集体起来扑杀抽烟者，就连这样违反最简单常识的谎言都能讲出口，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动手脚的呢？

透明的空气中有太多东西了，我个人是个不开车、喜欢走路的抽烟者，我（相信包括所有的抽烟之人）随时随地愿意进行这样的实验——找两个车库大小的相同密闭空间，分别关入十个老烟枪和一个开车的人，前者不间断的抽烟，后者保持不让汽车熄火，一小时之后打开来会得到什么？十个眼睛喉咙有点不舒服的人和一具尸体不是吗？我个人是个还不错的推理小说犯罪小说读者，知道怎么用汽车废气自杀或遂行谋杀，但从未看过可以用寻常香烟杀人的诡计。如何？要不要考虑毒性和比例原则把汽车先给禁绝掉？或至少规定车子只能在负压式的密闭空间里开？

我个人抽烟多年，得失寸心知，高三那年因此背了个大过，老实说无怨无悔，一刻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有人格污点、不敢见人的坏事，我知道自己只是违犯了“规矩”，并没有违背了“善”。我相信人对自由的基本认知和主张，最终每一个人有他私密空间的底线，不必也无法跟社会集体、跟任何人交代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尽管总是有些多疑的人、幽黯的人、偷窥癖好的人、心怀不轨的人不死心的持续侵入，倒过头来善意的指责我们，或恶意的指控我们。

不必交代，这是权利；而无从交代，是因为相同的行为，嵌合在个人的私密空间里，往往有着难以说明的不同意义和潜能，就像抽烟一事，有人可有可无说戒就戒（小说家阿城说这得是相当残酷的人），但比方说对小说家骆以军、对导演侯孝贤而言，或对自言“抽烟抽得跟一根烟囱似的”的美国坏脾气小说家冯内古特，抽烟小事，却牵动着某些冒险不起、不可损失的重要东西，他们的不能也不愿，无关意志力强弱，也无关医学知识，生命的损益平衡表不是寻常他人看得懂的。事实上，觉得自己不该活过八十岁、真倒霉还得在人生晚年忍受小布什当总统的老冯内古特，曾经扬言按铃控告美国各大烟商：“你们不是一直说抽烟会罹癌，会这样会那样，会让人早死吗？怎么我还活着！”

我所认知的自由因此也同时是个沉重的东西，它意味着道德抉择和跟着而来的道德责任。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并不会说自己是个抽烟者一如不会说自己是个呼吸者性爱者吃饭者，勉强我只会说自己是个恰好有抽烟习惯的自由主义者（加上主义这两字总让我有点不安和惶惑）。因此，抽烟对我个人而言，也就没道德豁免权没道德假期，它仍时时受到自我的管束——抽烟多年，我惟一敢说的便是，我，跟很多我所知道的抽烟者一样，努力做个有道德的抽烟者，不在窄迫的密闭空间抽烟，不在人群簇拥时刻抽烟，不在上风处抽烟，方圆几米里有小孩时也不抽烟（俯首甘为孺子牛）云云。一直以来，这一来自内心的无上命令，总是比当时的法律要严格，也远比法律规定更体贴更讲道理而且有效。

我得说，我在抽烟者之中绝不特殊，如果大家还愿意说实话讲道理（冯内古特说：“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讲道理，总令人疲惫不堪。”），在诸如此类发生于生活第一现场、参与人数众多、现实界线模糊且死角处处都是、法律的直线执行力量一进去就扭曲变形仅供参考的麻烦问题，比起色情、赌博、喝酒乃至于扔垃圾排废水，台湾这些年真实的经验显示，抽烟不抽烟的问题几乎已界临解决了，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往后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更强力的介入，这反而会破坏它，而是在这样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再多一两年的耐心，辅以宣示性的劝诫和确认，把所剩不多、如《圣经》所说一百只里总还迷路走失的那一只笨羊赶回来就大功告成了。

法律真正的庄严不侮当然不来自于多数表决，它有更根本的东西得服膺，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没内容没深度的多数可能是暂时，也是可操控可挟持的，多数更可能是暴力，如小密尔所说最坏的一种暴力形式。所谓的恶法至少有两种可能层次，一种是背反了亘久的、有深厚人性基础的道德；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法律比这样的道德严酷，这是道德的破毁，更糟糕是把道德转变成压迫人、折磨人的凶器。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道德和律法相互消长的缓慢可贵过程，道德自律的成分愈高，我们的世界就愈文明，律法的管束愈森严愈无所不在愈带着报复性，我们便愈回转野蛮。

俱往矣，这一切。野蛮的二〇〇九，对抽烟者而言，老印第安人不在了，和平已不可能，只剩战争。

怎么样的战争呢？也许有人计划着更全面更积极更壮阔呼群保义的战斗形式，我个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旧俄时代一个人挑战彼时沙皇黯黑恐怖统治的亚历山大·赫尔岑，以赛亚·伯林口中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采取一种绵密不懈的、轻灵的游击战，一种他称之为“我的哥萨克人小小战争”的自由不羁形式，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

道德自律在新版的“烟害防治法”已毫无位置毫无意义了，这绝望之余也给了我个人一种大势已去的坦然和轻松之感，如卸下了重担。这一年开始，我可以而且决定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不道德的抽烟者，各种时间各种地点各种可能。法律仍允许的地方当然抽，敞开来抽，不必再顾虑身旁有谁；法律不允许的地方更要抽，只要小心不被逮到，或更正确的说，逮到也无妨，只要他们无法法律规格的证明。我、抽烟、时间、地点，这四个短暂如烟飘逝的要素不仅非齐备不可，而且要牢牢扣在一起方能罚钱，我知道你知道法律也知道这技术上有多少漏洞，严格来说，法律自身根本毫无执行能耐，它只能扬惑起人民相互监视彼此出卖，因此抽烟的人得有抵赖、不怕吵架、你奈我何的准备，横眉冷对千夫指。

有一种又回到高中校园青春岁月的感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最困难的部分，也许是怎么扮演好一个野蛮人吧。几十年慈眉善目惯了，已相当程度内化于心，不是那么容易说变脸就变脸，因此得先对着镜子练习，练习板起脸孔，练习愤怒，练习不讲理，练习不同情不体贴，练习恶言必反之——

是的，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