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编辑工作已超过三年时间了，据说这正正好是台湾出版界受创最重的几年，当然跟我的离去毫无关系，甚至我也不是（该不该承认呢？）预见如此风暴的到来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记忆吹诸如此类的牛皮，那我会选择吹得更大也更科学、更统计数字。我应该这么宣称，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这段期间，人类每一年死亡上千万人，而且全球的气候愈来愈不稳定，没见过的大型天灾一个跟着一个，这难道不都是真的？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科学报告，玩的便是这种拙劣的统计把戏，毕竟偌大纷杂地球上要找到所谓同向进展的独立现象太容易了，它们亦步亦趋，却彼此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惟一的函数关系是巫术。

在出版界的哀鸿遍野声中，我比较忧虑的是仍英勇留在灾难现场朋友捎出来的一句话：“你的两千册大概消失了。”

这么简单、还带着奇怪数字、密码般没人听得懂的说法，还真像灾难的声音不是吗？我得负责的翻译一下——这原是我很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在被某报某读书版面问到何以选择从事出版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时，我说出版有一点很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册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能不能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是什么？两千，或应该用阿拉伯数字的2000（阿拉伯数字看起来比较科学、比较数学演算不是吗？），指的是单一的某一本书，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只卖出两千册的意思。在台湾（也只限于台湾），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作一次不留余地、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不赚钱也不赔钱的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一个点，大致上会落在两千册到三千册之间，略高于两千，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由此，两千这个看似不祥的数字，便有着博尔赫斯所说的“魔幻般的精确性”了，它其实就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够不够资格在资本主义大神暴虐统治的书市存在的关键数字，是每个书写者各种千奇百怪梦想的当下现实，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我作为一个编辑像三个头的地狱怪犬看守的门户；简单说，两千，正正好就是编辑工作光与暗切开来的那个点，不是书写之梦而是编辑之梦的底线。

可是，两千册不是会赔钱吗？是的，会让出钱老板赔一点点钱。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一点点钱”，正正好是因为这暧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额，才让编辑的专业技艺和心志有意义，也才让编辑像一个人而不像一枚螺丝钉的存在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我们还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数的，包括各种无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骗方法（有骗读者的，也有骗老板的，后者也许更实用），也许做不到让某一本纳博科夫或福克纳的伟大小说大卖十万册，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这几百本的差额还周旋得起，而且会让我们更精神抖擞起来。

乐观来说（编辑的最内心处很奇怪的总有一丝不讲理的乐观，在他长年沮丧的、怨言的、灰扑扑的、宛如现代社会职业输家的外表下），所谓的两千册藏着还算合理的一个如意算盘，比方讲你主编一套十本以两千册销量为底线的书，想当然耳不至于刚刚好就全卖两千册，总还会多个零头甚至有个一本两本冲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册，依大树法则平均下来你不就平衡不赔钱了吗？万一万一上天垂怜居然还有其中一本疯掉了，莫名其妙卖到一万册以上，这下子可不连下一套十本都当场有着落了？就连那几本你处心积虑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没一千五销量的书（比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有机会了不是吗？悲观点来说，攻击不成还能防御，我们可以用较差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电话不约作家在咖啡馆谈话云云，好让成本得以下调，这部分，感谢台湾出版界多年来没真正好过的工作环境，恰恰好是台湾编辑最会的，训练好得不得了。

终极悲观来说，如果这一切全归于无效，你最后最后仍有战国时代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的冯谖故事可讲；你是赔了钱，但是你顺利无碍的为公司为老板买到了更珍贵的“义”。放眼过去，谁会不同意呢？台湾这些有钱当老板的人真正严重匮乏的总是这个义字不是吗？你也可以用现代语翻译过来，就是社会正义、道德关怀以及企业形象——可惜这么准确的好故事你只能讲给自己听，用来解消自己赔钱的那一点点道德负疚，无法真正靠它来说服老板取得加薪，那只会更激怒他。真正在这种时刻有效保护你的，其实正是这暧昧的、不会死人的小小红字差额，微罪很难举，只会被瞪两眼骂几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积多回才质变为你解职归去的死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侥幸的、踏实的让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说依最简单的报称关系，你怎么会奢望你那么讨厌他、天天传他坏话的老板会傻乎乎喜欢你？），作为一个编辑，你的空间、你的自主范围还是比资本主义应允你的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可能是虚幻的无谓的，但有机会是很珍贵而且实质的，就像在医学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艺和资源可能只让一个人多活十分钟或两年便复归死亡，这抢过来的时间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长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个改变了这次死亡的意义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让这个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个编辑都相信或说应该相信，你让一本书印制出来但很快消亡，即使它卖不到两千册，仍然和它从没出版、从不见天日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风媒花种子般会去到哪里？触到了谁？启示了什么？阻止了什么？我自己总试着从这样一处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读达尔文、读博尔赫斯、读格林等了不起思维者书写者的回忆文字，总会看到一大堆在他们年少启蒙或生命关键时刻扮演重大一击的书，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着一个书名、作者名和一条没内容的脚注，再不会有人出版它们阅读它们了，但少了它们，《物种源始》会少掉一个动人的实例呢？还是会损折一角？或是让当年惴惴不安如闯祸的达尔文丧失勇气，从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话给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见到一本这样已化作春泥的书名，便多一分相信怀抱这样的希望是正当的。

我们在暧昧的出版世界，暧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谓着人的独立自由——

好，两千册知道了，而奇迹在哪里？奇迹在于——你随便走进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的如花商品，然后给自己一个假设，如果它们，从一包面、一瓶可乐或鲜奶、一部电脑到一辆贵死人的豪华双B轿车，从出生到死亡，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更进一步说，在最原初的生产时刻，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就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购买它，想想还剩几种仍会留下来？还有哪些人们仍愿意费心去研发它制造它运送它并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荒弃的、空无一物一人的、只有回声的大仓库里，就像那种人类忽然浩劫毁灭电影里的噩梦一幕。

书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会被写出来印出来。

然而，如此贫穷的、寒伧的生产面奇迹和我们一般人何干？它如何进入到现实世界，转换成为我们一般人可参与可享用的华美奇迹呢？——这样说，今天你在台湾拍一部电影（别想那种有地球浩劫大场面的，要花一大笔特效后制成本的），成本很难低于四五千万台币，而一本书的正常成本，不花哨但也不寒酸仍可用四五十万元完成，没错，大约就是一百比一；因此，仍用购买者这一端来说，一部电影至少需要三十万人次观众的情热进场支撑，相对于书的只要两千多名傻读者（书价略高于电影票价，因而人数比还略低于百分之一）。华美与否的核心奥秘，便在于这个“四千万元/四十万元”、“三十万人/两千人”的一百比一黄金比例。

最终这个社会是否忠实的每生产一部电影便相应的出版一百本书，基本上可以是无关宏旨的，这取决于我们投注在这两件事的个别金额大小不同，一个社会（比方说印度宝莱坞）愿意花更多钱拍电影，便可以大大缩减这个产量比例；真正难以改变、几乎无法撼动它分毫的是，你得说服三十万人和只要说服两千人永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像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力学世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同的话题选择、不同的内容构成、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乃至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企图心、可能性和想像力。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常识性的社会铁律让人沮丧：说话对象的多寡和说话内容范畴的大小，基本上是一个急剧的、放大的反比关系，你设定的说话对象每扩大一分，你的内容便得相应的收缩三分五分，而且只能有一个走向，那就是朝着更简单、更保守、更安全无害处陷缩。

有玩过寻找公约数的游戏吗？这是我刚学会因子分解的自闭童年用来自娱的。为了延长演算过程，我总是尽可能挑选那种可充分分解的大合成数，比方说72（23×32）和54（2×33），这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是18，相当大，令人兴奋，但一旦再加进一个64（26），这个最大公约数便当场坠落也似的，只剩下最基本的2了；如果再来一个45（5×32），答案就抵住墙壁成为1了——这个阴魂不散的1每回都来得这么快，像《三国演义》里说司马懿的兵，除非作弊，你很难希冀四五个不同数的最大公约数不得出这个Game Over的1。多年之后我晓得了，这个1其实就是社会的主流声音，全世界最无趣的东西。

三十万人的最大公约数又会是什么？能是什么？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和交友不慎的关系，我常常会碰到一种年轻人，他们从事影像工作，藏身广告界赚很好的钱，但若有所思以至于随时郁郁寡欢的样子，总想着哪一天能放手拍一部电影，诚实的、尽兴的、只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好好拍一部电影。通常他们影片内容早想好了（可能二十五岁前），甚至就连演员谁演谁（通常就是身旁参与作梦的男男女女友人）都谈好了，但哪里有四千万台币呢？这类故事通常有几种不同的结局，惟每一种都让人不免难受。最常见的是这个梦想成为某种地平线般永远不会实现的东西，从此冻结在原地，以至于像个道德借口，一种定期的赎罪仪式，带着它更理直气壮、什么反省也不必的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另一种是这个梦想怪物般持续的在人身体里膨胀，但在现实中却又没出口，因此成为生命中沉重无比的负担，他可能看似和前者一模一样，继续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也过更好的生活，但人却像化身博士般裂解开来，白天是杰基尔博士夜里是海德先生，这两端的车裂拉扯力量很容易影响人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基本看法，他的眼光总是阴郁的、不信任的、仇视的、虚无的（依个人心志的抵御力强弱而定）；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多年后终于把电影给拍了出来，四十五岁人拍二十五岁时的东西，一部分自己出钱一部分用别人的钱，但并不因为宿愿得偿，这个“四千万元”“三十万人”的魔咒就会放过你，所有实质的困难在这一刻才正式开始——

在这样一再重演的励志故事里，如果要选出其中一项我最在意的，那就是“停滞”——你知道，一部电影的负载量通常只到一篇短篇小说的程度，还远远构不成一本书，这样规格的念头其实是不间断袭来的，像风吹花开一样，尤其在人比较年轻易感的时候，你若不当下抓住它实现它，不出一年两年它就正常的消灭了或说没用了。你让它结石般挡住在那里，阻断你跟世界、跟时间流水般生生不息的俯仰润泽关系，新的、更好的（理论上，25岁到45岁应该是一道不断向上试探的生命曲线不是吗？）念头就折箭般进不来了，因为这样而把自己冻结在二十五岁某一个晚上的偶然梦境里如化石，并不是一种好的驻留青春方式。

我们任谁都年轻过瘦削过，我回想当时我们是怎么跟这一个个梦境、这一个涌上来的念头相处的？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文字、活在“四十万元/两千册”世界的人，在这阶段简单的从书包里掏出现成的一支原子笔和笔记本，用两个收拢起野马般心思的黄昏（年轻时通常会选这款比较有悲伤味道的时刻书写，像博尔赫斯说的年轻时总喜欢“黄昏、郊区和哀伤”，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假装自己是哀伤的，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会得逞。”）就完成了；慎重一点的话，你会放在心里几个月，等长夏到来，一伙人买张最便宜的火车票，悠悠坐到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去，当时还写小说并广受期待的老朋友丁亚民的父亲任职屏东糖厂总管庶务，会借给我们一间木头地板的美丽日式宿舍（很多人搬出去住水泥公寓了），我们花一个礼拜写完它，剩下来的夏天日子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的全属于自己所有了——

即便活到现在这般年岁了，心中积存着这么多未竟未解的、像散落一地需要打扫的房间也似的数据、念头和疑问，我仍然不信任那种闭上眼睛、几天几夜静坐着一动也不动的思考方式，我以为冥思处理较多的是道德性的麻烦和抉择而不是认识和创作。时间长短不是问题，人思维的速度有时候快得跟光一样，而且还像穿过隙缝才形成集束有劲道的光，它最生动的时刻是在人的活动中、在人的持续操作实践里，一个念头召唤出其他念头，一个念头点起灯一样照亮其他念头；你要思维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绝，就先得让自己活成一条河流的模样才行。思维这么苦的一件事，如果说它还有什么让你感动莫名的一刻，就是这么一种快得像一闪而逝却又长得安稳得一如永恒的心思清澈澄明状态，仿佛勒住了时间的马头，又像置身在死亡面前，据说在那样一个刹那，放心足够你想完全部事情，来得及完完整整的、每个细节不遗漏的回忆你的一生。

话说回来，人的这些生生不息念头，如果说每一个都得花四千万才能实现出来，我想，不待那些最精算钱财的有钱人对你嗤之以鼻，就连我们这些习惯低估金钱价值的人都觉得不自在不怎么合理不是吗？说说看你认为有哪个短篇小说值四千万？契诃夫的？海明威的？莫泊桑的、博尔赫斯的？（它们要不就完全超越金钱价值，要不就很便宜，总之不会是四千万。）但四十万一次，尽管仍不便宜（台湾这些年让人语塞的道德数学是，这可供多少贫困学童吃多久的营养午餐云云，当然是真的），但显然就有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机会了，就一个编辑的实务来说，你可以把它藏放在好几本必定有两千册以上销量的书里如同把一片叶子藏在树林子里，博尔赫斯告诉我们但丁也是这么做，但丁为了写出自己最心爱的名字贝雅德丽齐，才写出《神曲》这部伟大的诗剧，把这个名字藏放在七十几个名字之中；你可以言之凿凿断言这本书，其实有大好机会卖得不错，用你的编辑专业欺负你的老板，事后损失你的一点信用和犯错额度，加上一个忏悔无奈的表情，资本主义市场，判断失误谁没有呢？你也可以试着哄骗你的读者，你深知一般而言读者只用三五分钟决定要不要买这本书，你也太清楚这短短三五分钟他能注意到的是哪些，封面？颜色？书背介绍文字？目录？等等等等；你当然更可以弃绝所有诡计，堂堂正正的跟老板据理力争，我所知道会从事出版的人通常还保有一点讲道理的空间，也多少还记得“理想”“意义”“价值”这些古老的东西，你不提醒他，他真的是会遗忘的；同样，你也可以堂堂正正面对你的读者，这绝不会让你丢脸还会无形的累积一点敬意一分信任，即便这次他敬谢不敏。而偶尔社会气氛对，偶尔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像是诸天众神全到齐，也会有令你不敢相信的好事发生，像当年一个来自东欧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小说家，一本奇厚无比而且不容易看的小说，一个长而拗口的书名，便忽然在台湾绽放开来的卖了远超过十万册，至今仍波纹荡漾，这就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类的事不是只发生一次，而是每隔一阵子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书籍角落冒出来。

说真的，一个编辑，如果一年不试个一两本看起来不到两千册的好书，我以为这必定是个很不怎样的编辑，因为没困境没折磨，你的编辑技艺必定很快退化趋于单调，也不会有任何想像力可言；更进一步说，一个编辑，如果看来战功彪炳没在书市失败过，每一本书都赚钱，我更相信这必定是个失职而且可替换的编辑，因为这意味着你只敢挑拣容易的书，你胆怯的远远躲开人类思维、创作的边界。严酷的胜负场上，比方说大联盟的职业棒球，如果你看到打击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必定是坐板凳只代打一两次的龙套球员；如果你看到守备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代表他不仅很少上场，而且守的极可能只是一垒这样最不重要的位置。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书写者，也一定会有失败的作品（有些我们看不到，只是因为他写完不拿出来），深入困难之地，深入到没人走过之地，怎么可能会不迷途会不失败？

正因为这样，书籍这么个寒伧的行业，会在其末端呈现着如此繁花盛开的惊人模样，我想不出来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能如此深如此广同时如此多样如此精密——人类的思维，包括每一种想法，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梦境，管它多细琐、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时宜，乃至于多幽黯恐怖邪恶，你在世界其他任一个领域任一个角落就算不危险，也无不撞得鼻青眼肿，便只有在书籍这个世界中，每一种你都有机会找到实践的可能，有机会碰到某一个还肯一试，并负责编好它、送它到读者面前的傻编辑；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时时遭受遗忘威胁的记忆力之外，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一处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并郑重相待，那必定是书籍了。

世事维艰，你对这可厌的世界知道得愈多，你愈会认为这是奇迹没错。当然，此一奇迹的成立，还有一块绝不可或缺的拼图，那就是另一侧的需求面，掏钱买书的读者大爷。在台湾这么一方小岛上，很长一段时间，就跟信守着承诺一般，只要书还算认真，就算深奥一些专业一些，读者这一边总会期期艾艾的推出个两千人左右出来负责买书，有时聚集得很快、有时淹漫过季节岁月需要个两年三年，但你总可以耐心等到他们，这是“两千册的奇迹”最好的部分，令人振奋，拉住你不向虚无处坠落。

究竟是怎么构成的两千人呢？作为一个编辑心生感激之余也不免会时时好奇，我模糊的想法是（出版界没什么能力详加调查追踪），如果我们想像这是个同心圆模样的构成，最核心处是一簇准确的、一定会买的读者；再光晕般围一圈跨界试探、一样有足够阅读能力、你相信他仍会读完全书的读者（比方学经济学历史的人也会要读本好小说）；然后是一大圈“假装”的读者，他们也许还没足够能力和必要知识准备念完这本书，但偶尔心生善念想让自己变好一点、变聪明一点，每隔一段时日会花钱并逼自己振作一下。更多时候，这是一群仍愿意相信有所谓“好书”的读者，并相信正在读一本好书是光荣的一件事，尤其一不小心被身旁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时。这样的读者其来久矣，事实上我们年轻时还做得更夸张更恶心，流行存在主义当时你会随身带本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书并很自然的让封面一角亮在胸前，注意到每个迎面走来的人微微一睁的眼睛；最后，最外围那一圈则是一群错误的读者，买错了，供给和需求之间发生了误会，这部分的书只被购买但不真的被阅读，它的意义是纯粹经济性的。

很抱歉，就跟任何政党都无需争取核心铁票一样，出版界里，负责营销的人员贪婪的注视着最外围的错误读者，代表性的话语如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詹宏志说的：“在他们还没搞清楚时把他们全骗进来。”但编辑兴味盎然的比较是第三圈的假装读者，编辑自己很可能仍是这样的人，或至少是这样出身的，保有着这个记忆，所谓的“久假不归”，弄假成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书籍版图的扩大（用“扩张”就太自欺欺人了），乃至于社会智识的缓缓进展，其实正是来自于这群假装读者在时间里的正向变异。

我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两千册的奇迹”哪天会这样宛如一夕间消失呢？老实讲有的，但不愿——有，是因为多年来其实征兆不断，而且征兆不容人侥幸的只朝着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剥洋葱般可卖两千册的书不断在缩小中。作为一个编辑，已经好几年了，你被迫不断削减自己心中的书单，厚一点的、陌生一点的、深奥一点的、时间久远一点的，或制作成本高一点的，比方说像以赛亚·伯林以为是“十九世纪最伟大自由主义著作”但厚达千页的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像欢快无匹、前现代小说瑰宝、拉伯雷的《巨人传》，像理应每个短篇都被珍视阅读不可遗漏的契诃夫全集（我自己只来得及出版他的两个短篇集子），像一堆伟大作家只此一本之外的其他伟大作品（《基姆》之外的吉卜林、《死魂灵》之外的果戈理、《黑暗的心》之外的康拉德、《喧嚣与骚动》之外的福克纳、《唐吉诃德》之外的塞万提斯、《包法利夫人》之外的福楼拜、《高老头》之外的巴尔扎克……真的太多了），你只能逐本放它们回书架最上层，让它们在时间的尘埃中苦苦等待如同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再来的弥赛亚。作为一个老编辑，你的经验和最基本知识告诉你，真正会来的大概不会是昔日那个“你编好它，他们就来了”的美好时光，而是某个临界点。当这样一分一分的不断剥落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可能会整体的牵动出版世界的基本图像和作业方式，从书写、编辑、营销到终端贩卖的改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比方说采购人员不愿下单、书店不肯陈列乃至于进书），这就不是这本书那本书的问题，而是某一种某一类书被逐出市场机制的集体消亡问题，就像昔日达尔文的无情断言，当某一个物种低于一定的数量，灭绝便很容易来临了。

对了，还有一种书的出版可能也消失了，那就是人们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买、纯粹诉诸编辑个人执念的书。这样纯属编辑任性的书曾经是允许的，如同你辛苦工作两三年总会得到一次不必讲道理的红利，可以吵一回没理由的架，休一次不必交代干什么的长假，出一本肆无忌惮的书。正因为它不被赞誉也不会卖，它背反着所有既存的市场限制却仍然在书海中出现，这样灯火阑珊的惊心动魄一刻，尽管很短暂，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堆善后得你一人收拾，作为一个编辑，你会感觉自己和这本书坚强而且直接的联系，你们之间再没有别人，这是一本你的书（尽管作者另有其人），它的存在证实了你自身的存在。

多年下来，我在出版界听过最好的一段老板的话如下：“作为一个老板，你得允许你的编辑出版他认为（但不见得是事实）会替公司赚钱的书，也得允许出版他已知道不会替公司赚钱，但却是一本好书的书；还得偶尔允许出版他认为既不赚钱也不见得好，但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理由他必须出版的书。”你可能猜错了，慷慨说这段话且真的这么做的这名老板并没破产跑路，也许有人认得他，他叫苏拾平，此时此刻还生龙活虎在台湾出版的第一线。

不愿猜测和预见，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你要继续下去，你还有一些未竟之书要编辑要出版。有些未来的确知是很有用的，可趋吉避凶，比方说明天会滂沱大雨，提醒你要带伞或干脆别出门；有些未来的确知则必须相当程度抛开它遗忘它，以免乱了心神，比方说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亡这件事。如果我们用韦伯“职业”“志业”的分别进一步来讲，当编辑工作某种程度成为你的志业，你其实已交出了一部分趋吉避凶的灵活性，“要不要做”的完全自由抉择已转换成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的想尽办法突围，所以知道会天降大雨又怎样？你还不一样要昂首出门，当然，多带把伞是可以也是必要的。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入睡前我还有几里路得赶一下——

说真的，我这样一个已沉睡的编辑并不很为那些犹在赶路的编辑忧心，就算那些信守承诺而来的读者真的只剩一千个，就算“两千册的奇迹”这一公式已不再精确如昔，我以为这一算式的形式，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意义和关怀仍是成立的，而且是必要的——你也许必须提高书价了，你也许必须放缓脚步更耐心也更机敏才行，你也许必须调整卖书的方式以及地点，你也许必须找出发现读者以及让读者发现你的不同途径和语言，你甚至必须用华文大世界而不再只一个台湾来重新聚沙成两千人（或相当的经济回收）云云，有一堆琐碎痛苦不堪的事得一一去做去加减乘除，但重新让此一公式成立仍是很划算的，确确实实的计算一次可供你保固个好几年。它有点像《圣经》里那一道洪水停歇、鸽子衔回橄榄枝、人和凶暴大神协议各退一步相安无事的美丽彩虹，它给予你一个适度隔离、不会被资本主义时时骚扰逼问的位置，是编辑志业的“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和“私人房间”（本雅明），保卫着不尽如人意但确确实实的可能性和想像，让你工作而不是天天恨人骂人。每一代有志业负担的编辑，必须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公式。

我比较真实的忧虑仍在大一点的、比较缺乏自觉缺乏抵抗力的另一面——我得到的较完整讯息是，今天台湾出版的总体数字其实并没太明显的衰退，真正严重受创的是这种卖两千册的书。也就是说，这波灾变出事情的不是出版业本身，它只是在进行自身结构的变化调整；我们真正快速失去的，集中在书籍世界里深奥的、精致的、独特的、富想像力的，以及不懈探向冲决向思维边界这一部分。这当然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是人的阅读习惯和能力，乃至于整体社会的思维人文水平，都属较本质性的东西，其变化轨迹总是黏着的、积累的、“缓变”的，不会像流行事物有如此戏剧性的、翻脸般的起落。因此，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台湾社会并没在这几年一下子变笨变坏变得单调无趣而且怯懦，而是这两者之间断去了原有的联系，仍然有这样认真想事情认真写书的人（比方说了不起的小说家舞鹤，就我所知正沉静的开始一个极棒的长篇），也仍然有想买这些书看这些书的人（比方你我），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这两端的需求都还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一种“有效需求”了，无法通过商业市场得到满足，正迷途流窜在空气之中。如此，真正变笨变坏的危险尚不在此时此刻，而是这些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出口的书写和阅读需求可能无法长期撑下去，比离水的鱼好一点，但它们仍会窒息、死去并分解消散。

如果从我们前面对两千名读者构成的猜测来说，我相信快速消失的不是核心的读者，而是外围的“假装”和“错误”读者——后者精明起来或谨慎起来，而前者不再装了，这部分的丧失才可能是快速的，因为他们的假装和误会必须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得不假思索的信任某些价值、某些他们还无法企及的确确实实向往和梦想，并保有一分必要的敬畏之心，而这恰恰好是台湾社会这几年流失最快如崩解的东西不是吗？

这样的断裂究竟是出版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落现象，抑或一个长期向商业陷缩乃至于历史倾颓时代的必然，这是得认真去弄清楚并对付的问题，但此时此刻，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用最现实最白话的语言来说，就差那区区五百到一千个买书的人，或说就差这五百到一千人（原本就可能只买不看）的一小块收益数字，我们让书写和阅读的最有意义需求变成无效，让繁花似锦的书籍图像一夕消失，让人类思维最深厚、最精致、最勇敢、最富想像的那一块失去凭依成为可悲可笑，并开始一个坏的连锁和循环。是，就像因为少了一根铁钉却覆亡了一个王国。

也许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台湾这几年如此折磨出版从业人员的大型灾变，我们居然胆敢把它（暂时）化约成五百到一千名读者的缺席。但要不要试试看？试着先把这根小铁钉给钉回去看看，在今天动辄数百亿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大游戏中，有能力有资源钉钉子的人，乃至于各种钉钉子的手段其实相当多，从政府到民间，从业内到业外，从集体到个人作为，从商业利益到文化关怀。

作为一个编辑，我们自己当然对此有更复杂难以言喻的感受和理解，志业的困难一定持续袭来且一再更新的，解决了这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正因为这样，我们会比任何人更不相信有一次的、终极救赎般的收拾方法，我们不会等天上地下的事全弄清楚才行动。因此，我们这不是化约问题，而是试图把千头万绪的困难转化成为可执行的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所谓“当日的要求”。这句看似平淡也不安慰人的话，正是出自于那个睿智、悲苦、心思清明如水、且拒绝任何方便解答的人口中，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一个够好的编辑也许不必知道韦伯就已经这么做了。但再听一次这样的话仍有助于我们的勇气、决心和内心平靖：“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他自己的精灵——那一个握着他生命纺线的精灵——并且服从它的话。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