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蓝博洲这几年住台北市，深为声音所苦，台北市无所不在而且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声音已严重威胁到他的书写了，一如无处抽烟严重威胁到小说家骆以军的书写，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台北市正在失去他们，所剩不多的其中两名最顶尖而且最认真不懈的创作者（谁认真谁打混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或知道了也并不在乎，或有点在乎也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只能各自求生，一个拼命搬家，一个不断找哪里还有室外座位、风没那么大、热气没那么暴烈浇下的咖啡馆——长夏已至，如果你在某个路口看到累累如丧家犬的其中一位，记得跟他打个友善安慰的招呼，算尽尽人事。

这些年，台北市的确变好看了些，从眼睛的观点。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只从声音来听，你很容易听出来这个城市仍未脱昔日的暴发味道，像个打扮光鲜的人，但一开口就完蛋，甚至还打个嗝什么的。

二〇〇九年的台北市，负责举办听障奥运，意思是要接待几百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比我们都健康惟独独听不见声音的人，除了嘉年华几天，不晓得台北市还怎么想这件事，是说反正他们刚好听不见所以没关系，继续？还是台北市因此可以顺便想一下声音这东西？不必急着做什么的先就只是想一想（我最怕的其实是法律如发情公牛般急着闯进来）？

比方试着假设自己是个完全听不见声音的人看看，这也许很不容易——京都著名的“五山送火”，是这个千年古都令人等待的盛夏大事，五山其实只是环抱京都成半个盆地的北边这半圈丘陵的其中五座，每年八月十六日当天人们在日暮时分吆喝着携火上山，时刻一到依序如传火般点燃起大文字、妙法两个王体行书、鸟居、船等五个图样（大文字有二，一大一小）。要一座如此繁华、谁该听谁的大城市暗下来当然也不是件容易而且还挺危险的事（停电夜等于打劫夜是现代大城的基本公式），但悠悠千年时间有它奇妙的力量，那一个晚上，京都人们会熄了灯走出来，仰头看着忽然变得巨大也变得如此靠近自己伸手可及、带着火光不安定跳动如同忽然短暂复活的古老光之图像，你很容易在那个片刻离开熟悉乏味的自己，滑入到某一道时间大河之中，忘掉很多事，也心思空白漂流想起很多事——

人设身处地，也就是古老的恕道，用不那么道德急躁的话来说，是进入到某个“和自己相似的他者”，也可以说进入到某个“陌生乃至于不可能的自我”，这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万事万物的必然途径，可以时时发生。当然，有些时候你有必要积极的提醒自己命令自己这么做（也因此生出了第一层道德意涵），但更多时候，它的诱发系素朴的来自于察觉，察觉到我和某事某物的暂时相触，由此仿佛若有光的引诱我们进去，然后眼前忽然开阔一亮，让陌生的、隔离的成为可感可解。这样的认识成果可以是全面性的，至少一定是多样的、复杂的，道德结论不过是其中可能的一环而已，甚至副产品般只是某种认识告一段落、人安置自己心神如喟叹的曲终奏雅。当这个原来隔离的他者、这个陌生的世界，通过了认识已置放于我们的关怀之下，乃至于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我们很容易在此油然而生那种万物一体的光洁慷慨之情不是吗？

“相似性”是本雅明选择的用词，用它来进一步揭示这个“短暂相触”的内涵，让各自独立、隔离、静止的事物产生联系，赋予它们磁力般的动态。“这些潜在的相似性……形成一面镜子，使得思想可以在这种相似或共鸣的气氛中得到反射。事实上，这些相似性之间彼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正如轻纱引风。”“相似性只在闪电的片刻中出现，而且相似性的观察正是最稍纵即逝的事物……它们所固定的，只是流云的固定性，它们真正的和谜样的材质便是变化，正如生命本身。”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一个不知设身处地、不时时察觉人我相似性的社会，其真正的危险不是道德匮乏而已，而是在人变坏之前就先变得很笨很蠢。

蓝博洲羡慕极了我的装聋作哑能耐，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定在咖啡馆里写东西读书，完全把自己暴现在城市吵杂声音的最前沿，一副过火不燃入水不湿的鬼样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试着提醒他，其实我们一样都没那么怕吵，除非声音超过了一定的分贝数、超过了一般性的生物忍受极限，比方说楼上电钻打墙的声音（一再修改破坏已建得好好的房子是台湾人数十年不懈的奇怪生活乐趣），比方说汽车只发动不走的低频声音或某司机第一次发现车上有喇叭这好玩东西的声音，比方说指甲或粉笔刮过黑板的声音（已随着我们童年差不多灭绝了，谢天谢地），比方说网球场上莎拉波娃奋力挥拍的酣畅声音（已测出超过110分贝，最新而且最缺德的形容是母象生产）云云。诸如此类有致命可能的声音，你专注书写的蓝博洲怕，没专注书写的一般人一样也怕极了，殊无二致，书写者并没比一般人娇贵脆弱也没要求特权。惟一惟一，书写者备感威胁的，不是单纯声音的大小高低，而是声音挟带而来的讯息和意义，关键应该在这里。我跟蓝博洲说，有时候善意的、好的声音往往对我威胁更大，比方说咖啡馆忽然又冒出Stand by Me这首歌（还好咖啡馆不大可能播放比方威尔第的雄浑合唱曲《奴隶之歌》），你好不容易完成的隔绝状态当场被穿透瓦解，心思碎片四下飘流，有些远在美国，有的远到童年，有些还嵌进了遗忘最深处，得再一次把它们一块一块找回来黏起来。

我吵杂的台北市咖啡馆，一如格雷厄姆·格林吵杂的刚果麻风病丛林——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他写大建筑师奎理第一次深入暗夜丛林之中救人：“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的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种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理的脸。”

顺便谈一下（有一块碎片切线般应声飞出去了），格林的丛林，不只相似于我此时此刻坐着的台北市永康街咖啡馆，还相似于我高中岁月的教室临窗座位——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红砖教室开向对面的植物园，灌满了风，你得时时伸手按住猎猎作响的数学参考书和计算纸（计算纸总是一整叠单面印刷的各家补习班家教班希望你考不上的传单），你知道那个联考夏天的蝉叫声音有多大吗？把噤声在地底下十七年的全部声音浓缩在七天内大叫出来，但奇怪谁都不怕不抵抗，每个人仍一座孤岛般背他的长串英文单字，解他走迷宫般的二次曲线，天可怜见，那年我们大家都考得还不错——

因为那声音完全是空的。由此我试着这样想，蓝博洲比我怕吵，是否因为一般性的噪音对我们意义不同的缘故？对一个至今仍如此坚贞守卫着左派信念的心灵，因为那声音并不是空的，声音里发生过太多事，装着太多东西，而且还住着狞恶的大神。我的城市自然噪音，蓝博洲太容易从中察觉出分辨出各种沉重的讯息和意义，是美好人性和价值暗哑远去的声音，是人类历史列车轰轰然开向错误未来的声音，是他不幸处在一个“如今没有几个人认真在反对资本主义”时代、信念微弱如火种很容易被吹熄、有时你得驼鸟般掩耳不闻才能保有斗志的各种讨厌声音——罗兰·巴特也是这样，我们寻常人抬眼看到也没感觉的海滩、街道、市招、建筑、人群和衣装云云这琳琅一切，罗兰·巴特有回几乎用尖叫般的语气说，这无一不是符号！无一不是讯息！它们海啸般铺天盖地的压过来，让人招架不住站立不了，既狂乱又窒息。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有限的阅读和记忆里，并没什么特别精彩的、让我长怀心中不去、一碰就跳出来的耳聋之人。我能马上想到的其实都不是真的聋子，而是某种相似性的暂时静默隔离状态。比方说在《忏悔录》书中，年轻的奥古斯丁去请托某博学的修院院长，惊奇地发现他读书居然不朗读不出声音这一幕。当然，今天我们的二次惊讶已不是低头无声读书这事（如今谁都这样了），反而是奥古斯丁当时的惊异莫名，唤回那个已遗忘于习惯里、人大声读书的世界，两者重叠，让我们此时此刻心思更复杂；另外，则是小说家聚斯金德讲他写《香水》一书前的一趟特殊经验，他曾在法国作过摩托车之旅，包覆在骑士头盔般的安全帽里和摩托车本身的隆隆引擎，让他隔离掉几乎全部的外头声音，风景一掠而过只剩眼前盯住的无止境灰色单调道路，因此，他留存下来的记忆全是气味，整个世界诡异的由各种侵略沉稳不等的气味交相渗透组成，这个记忆得不到格瓦拉大兄式的人间革命结论，它幻境般创造出日后的恶魔香水师葛奴乙。

我惟一想到的正牌聋子其实是个有趣的“失败”聋子，那就是侯孝贤《悲情城市》里幼年从树上掉下来丧失听觉连带无法学会说话的梁朝伟——精巧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失败的人是已故的名导演杨德昌，我记得我们才从西门町的试片室走出来，若有所思半条街的杨德昌忽然说，梁朝伟演得不好，梁朝伟让人感觉他不是听不见，而是说不出话来。

多年后物换星移访旧半为鬼了，我至今仍不时想起此事引述此事，只是问题已慢慢变成：为什么这么简单、明白、理应照眼就看出的失败，自始至终只有杨德昌一个人指出来？是的，不是为什么深夜传来狗吠，而是为什么狗没有叫？

我的猜测之一是，我们也许大集体性的进入那段历史了，或者说，我们对那样一个时代已有了某种选择性的、优先顺序排列的结论乃至于主张，我们可能认定当时悲剧的核心有着迫促性，尚不在于讯息和知识接收的局限、破碎和扭曲，而是人没有表述的自由，有口不能言；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当时人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已远远大过而且沉重于他能讲的，问题在嘴巴而不是耳朵，这样的隐喻转换过来当然是哑巴而不是聋子，所以不只是梁朝伟把它演成了哑巴，侯孝贤自己也把它拍成个哑巴（聋子只是哑巴的原因），我们也得其所哉的接受是个哑巴不觉有异。

如果《悲情城市》里梁朝伟真的是个聋子，那这部电影可能会有点不同吧，至少，它的悲剧不会如此干净一致，会生出某些人迹较稀的岔路，也会有更多疑惑、更多悬而未决的东西也说不定。毕竟，人的基本五种感官有着不同的能耐和限制，我们眼前的世界图像乃是全部感官统合所完成的，抽去其中一样，不是少五分之一的问题，而是整个认识世界的方式得重组，当然，某些得靠声音接收这部分会抽掉，造成空缺，但我们也一定会想到，其他部分的感官会伸进来，会因此放大其比例，增加其负荷，而且更专注更不受干扰（我们的感官当然也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因此也可能会多出什么来。

人类很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发现这一现象，不断从某个生物构造有先天缺憾的了不起之人身上。在古代中国，对此最好奇也走得最远的人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庄周，《庄子》一书几乎是搜集也似的装满各式各样生理残缺的人，但完成的不是一家悲悯的救济院收容所，而是一个随时跨越人基本知觉限制，充满认识和想像四面八方爆发力的灿烂夺目世界，自由无羁令人目眩神迷。也因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对某些心思特异、有奇怪远志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五官如此完整齐备，造成某种太均衡、缺乏动能又得一一费心照顾的限制，得人为的破坏它，所以菩萨垂眉，试着封闭掉自己的视觉（不必自宫也能成功），坏东西不看，好东西也不看；还有更激烈更不打算回头的，相传大音乐家师旷便不惜熏瞎掉自己两眼，把世界的灯光关掉，只留下声音这一条幽微的通道。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伟大睿智的瞎子，却不见什么同样伟大睿智的聋子呢？这可能和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感官知觉的不同要求有关，其背后隐藏着一部人类认识世界的演化史。

讲白一点，很长一段历史，人们隐隐觉得听觉比视觉要高贵要睿智，会听声音的人比会看东西的人要聪慧要难得。比方说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透露着如此信息，甲骨文有两个强调人长一只巨大眼睛的字，一是，平凡无奇的“见”字，人只要有长眼睛就看得到，另一是，大眼睛的人跑到某个山顶上试图看得更远更无阻拦，但这个字仍只是寻常的“望”字，也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说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你的膝盖关节或心肺功能还允许。但长一个大耳朵强调听觉的字就不一样了，，这是“圣”字，指称着某个天赋异禀的人，会比我们更早而且更多知道事情的人，我们得安静听他转述这非比寻常的讯息并照着去做，所以这个字补了个“口”的嘴巴符号，把他所听到的再翻译给我们，连起一道声音再传递转译之路。

《庄子·齐物论》的讨论便是如此从声音开始（相对于前一篇《逍遥游》由形体的大小开启讨论），从大自然风吹孔洞声音的“地籁”，到人为发声乐器的“人籁”，再试图采问吹响、停止、主使、控制这万事万物声音是谁、是何种存在的所谓“天籁”。于是，所有这些高低大小不同的自然的声音，如激浪、如弓弦振动、如怒叱、如吸气、如呐喊、如哭号、如轻笑、如哀叹云云（用原文来看可能更富想像力“激者、谪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宎者、咬者”），便都有了表情和内容，可用以建构意义猜测真理；甚至，我们得再进一步去听各种声音的复杂关系，或前后因果（A声音引发B声音），或相遇成为共振，或高低大小追逐构成和弦或对位的更美丽效果（“前者唱于而随着唱喁”）；还有，当风戛然而止，所有孔窍一起静寂噤声，无声遂成为某种更富意义的声音及讯息，《庄子》这里讲得再精巧再漂亮不过了，在声音暂时停歇这一刻，他仍要我们留意到树枝草叶款摆颤动的样子，听觉转换为视觉（“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样的无声遂更富张力、更惊心动魄更让人竖起耳朵，像大交响乐的休止或极弱极弱音。

听这些声音并分辨讲述这些声音的人是南郭子綦，家住城南的某个绝顶聪明之人，他专注到不仅身如槁木，还心如死灰，把自己和外头世界的其他联系管道彻底切断掉，那古怪的样子让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吓一跳。

所以，人们会愿意牺牲视觉来强化听觉，以为是人神圣的、向上的提升，以听觉来换取视觉则成了最不划算最不长进的事；换句话说，瞎子极可能是某个身怀绝学、拥有我们难以企及心向往之一整个深奥幽玄世界及其秘密的某人，而聋子只是人单纯的不幸。

人对自身知觉的奇怪厚此薄彼，我们也许可从生物学很快得到一部分的简明解释——其实纯粹从器官构成的演化来说，人眼无疑远比人耳更精密更复杂，也方便好用，一翻两瞪眼，是什么不是什么难以遁形，而耳朵这相对简陋的知觉工具，则无法如此明快的处理它接收的讯息，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它得更多仰赖人脑子的支持，第一时间就要求人启动思维，并记忆那声音如所谓的绕梁三月，好仔细分解它听懂它。工具愈锐利，人的介入和解释创造空间就愈小，谜会消失，讯思驻留在我们心里的时间也愈短，来不及发酵、变形、演化并横向展开。

我们也可能从物理学得到一部分解释——不太挑剔的说（比方光也是波），我们听见声音，意味着我们感知到振动，特定的声音源自于并说明了某种特定的活动，它于是比视觉更代表着“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天神震怒或哈哈大笑的一记响雷，或来了远方有兽群移动的大地灰尘浮动声音传送云云；更重要的，声音的持续发生并此起彼落，让静止的、偏向于单幅存在的世界视觉画面恢复了动态，世界是活的，草叶伸长，大地呼吸，河水汩汩向前，露水叮一声在星空之下滚落，日月凭空御风而行，我们人不是孤单的但多么寂寞的存在——

历史知识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印刷术普及、大复制时代的到来不过几百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人类从个体生活实践一点一点缓慢结晶、确认、累积来的各种技艺、认识、有效生命经验乃至于所谓的智慧，主要是藏放在声音里并依此传递（藏放和传送在这里几乎是同一件事），这意味着，视觉相对来说反而是不经济、没效率的方式，如沙中淘金，获得的往往是原物料、是未处理的原始素材，等于从零开始；听觉才是快速的、狡猞的学习之道，几乎可用偷来形容，也因此老师的地位才崇高如是，打骂凌虐，超越一般道德和律法的约束。但凡还有一点生命企图心的人，从学会用木头做一张桌子到宇宙生命的奥秘，其生涯几乎都从寻访一位好师父开始，你愿意先投资几年去找，走几百几千里长路（孔子就从鲁走到周），送肉干，并摆低姿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跟今天台湾追逐并容忍他们劈腿的巨商豪门二代公主王子一样（还得不管他们长得多不像传说中的公主王子），当场就能减少三十年的辛苦奋斗不是吗？太初有言，智慧是有声音的，所以当年奥古斯丁才这么惊讶无声的阅读，仿佛目睹了某种异象某个预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相信师徒制极可能还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师徒制的精髓是声音。

师者与天地并列，是帮你捕捉、过滤、存留、重现、放大并负责翻译解释真理声音的人；倒过来说，寻访老师的极致，便是你已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了（“收藏书的极致，便是你自己写出了那样一本书来。”），你知道了怎么扩大并善用自己的听觉，或更像《猎杀红色十月》电影里第一个发现隐形潜航的黑人声纳员，他有把握在冰冷广漠的大洋深处再一次找到它，一种类似海底火山活动的微妙声音：“现在我知道该听什么了。”你也不用人翻译了，无须中介者，声音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振动而已，声音已直接就是语言了。

“一个远古的时代，那时地心中的矿石和天空中的星尘，仍在照料人的命运，而不是有如今天，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听不到那和他说话的声音，更别提那些会听他命令行事的声音。新发现的行星在星象盘上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矿石为人发现，受人测量、检重和检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带来任何讯息和用途。它们和人说话的时代，早已一逝不返。”

按理讲，今天我们远比当时的人们更知道人类感官的限制，我们知识丰硕多了，知道比方说人的视觉只集中于红色到紫色这一段光谱，我们也只能接收一定频率的振动声音，像电视热门影集《CSI》那样，我们得借助另类的光源，或使用各种化学药剂，才能“看见”本来就一直存在那里的某个指纹、掌印、血迹或伤痕云云。但很吊诡的，我们却同时更满足于我们感官的有限能耐，比昔人更少意识到其限制，更不向往感官的超越（如直视太阳的鹰眼，如狗的嗅觉听觉，如各种昆虫的神秘感知能力云云）。这一部分也许是来自错读演化论的流俗成见，觉得我们人是“完成”的物种，拥有臻于“完美”的构造和器官，以至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听不见的声音和难以察觉的振动，必定是无谓的，可以忽略可以淘汰；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再不信任那些幽微隐藏的东西了，丧失了持续的好奇心，从而不愿意再辛苦的磨锐自己的感官知觉，更遑论为着单一感官的突围而不惜关闭、牺牲甚至永久毁弃其他的感官，所以师旷那样的自残行为是疯子神经病，大真理时代和义人的确如本雅明说的一去不返了；但更麻烦也稍稍值得自我同情的是，我们人为的制造出太多而且太快的东西了，灯火阑珊的城市不会有星空，琳琅满目的颜色每一种皆一闪而逝，这个声音会掩去另一个声音断去线索，我们的感官一直处在于某种疲惫的、消化不了的状态，因此事情有点不一样了，当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些晕眩的话时，他隔离自己是为了盯住某事、某声音、某个持续的思维，不是我们今天真的只想排除一切赶开一切，倒头呼呼大睡。

“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说的同时也是你不要去听其他什么什么——当然，听觉的隔离远比视觉的隔离麻烦，你可以闭上眼睛，但你无法一样的闭上耳朵，因为我们的身体没这构造；你可以掉头不顾，但你难以不听见，因为视觉是直线的、单向的，声音却是四面八方来的；你可以索性把灯熄了，乃至于像普鲁斯特那样，大白天也拉上厚厚的窗帘，让自己二十四小时置身阴暗之中，但声音的传递途径和介质不同，它在黑暗中常常显得更清晰更缠绕不去；即便你已沉入完全的无光无声之中，让整个外头世界隐没，你仍会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音、血脉汩汩奔流的声音、耳鸣的声音，单调而沉重，并随着人的年纪一直放大其音量。

高傲不求人的纳博科夫在这上头有点像蓝博洲，一辈子为无法隔离无法防御的声音所苦，卡车声、厕所冲水声、楼上的脚步声，尤其是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乐声歌声等等，他甚至颇违背自己信念的主张法律应该规定人必须使用耳机听音乐——真希望他有机会来台湾住住看。

至少，纳博科夫生前人类还没发明手机不是吗？一种声音的恶灵附体配备。

于是，今天当我们还愿意说“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时，我们得更意识到自己比之前所有说这话的人处境艰难，光做个瞎子不够了，还得进一步成为聋子。这处境说起来好笑，真的还有点像我母亲之于洗衣机的恩怨情仇，她一辈子努力在找最阳春的、除了基本洗好衣服什么也不会、没那么多按键的机种，因此被逼像个怀旧的人，最理想的总是坏掉了、市场又已淘汰的那一型。她不愿意为那些她一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功能付钱并费神学习记忆，她也不认为洗衣机必须长得多美多梦幻，成为家里摆设的一部分。“把船划好、把鱼钓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人总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对她而言就是好好把衣服洗干净，这一刻她并不要洗衣机告诉她今天钢品的价格涨跌或环法自行车大赛阿姆斯特朗的新排名，家里有订报纸，也有电视机，晚个五分钟或五天一星期知道真的不会怎样。电视机里最蠢的广告，便是那种你好不容易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古希腊神殿或下着雪的露天温泉，然后总有个笨蛋神气的抽出最薄最贵的笔电开始办公，还以为自己占了全世界便宜人人称羡。

正因为你要听的那个声音更微弱了，你得排除掉更多其他声音而且用更长的时间来听它——我们人主要在做着的那件事，本来就是经年累月的工作，可不像洗衣服那样立等可取。且不论终身之忧式的、没假期没终点、只有死亡才能打断它的志业，就光说志业的一次实践、一个单元，像蓝博洲写他的一部《幌马车之歌》，书写或从某一个念头、某一个触动、某一个偶然的画面或声音而生，总而言之，都是露水般稍纵即逝、一曝晒就正常蒸发掉的东西，你得护卫着它踽踽穿透过日夜、穿透过星期、穿透过一次一次的月圆月缺，此事古难全。书写者自身也许是很刚强的，但这每一天的工作却是颤动、脆弱的；书写者的根本信念也许是清明的，但作品却每一刻都是困惑，而且系由这样一层引发一层、独特而峥嵘的问题催逼着盘桓前行。

说起来有点神经病，这些问题还不能太快有答案，或正确的说，不能有太快速方便的答案。快速的答案是普遍的、公约数式的强势声音，不可能有焦点有深度，因此不会有任何创造性，只能是一整团膨松的大道理，一堆甚至还押了韵的两句两句格言，人人朗朗上口，还贴在每一家早餐店红茶店的墙壁上。它真正的功用不是解答，而是消灭问题，如本雅明讲的，保护人不被真实尖利的问题吓到，把你拉出隔离性的特殊状态，回归主流的暖暖太阳下。我最近读到英国剧作家纳撒尼尔·李的这几句话当场大笑出来，实在很想也转述给蓝博洲一干人等听：“他们说我疯了，我说他们才疯了，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很不幸的是，他后来真的被隔离到精神病院去了。

自我隔离，只紧紧盯住一个幽微的声音，的确时时有发神经病的风险，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考察再正确不过了，他以为独特性只能来自足够的隔离。独特性不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或者说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的独特性早已用完），一如雕刻家的第一刀不会有太大不同，一如动物在胚胎阶段你甚至看不出它是兔子还是人，你得保证它足够长的时间，让它用自己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各种方式去生长去突围才成其可能。就像今天澳洲的有袋类独一无二生态，系来自于它孤悬南半球千万上亿年时光的单独演化。古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其实有袋类生物也曾在南美大陆繁盛一如澳洲，但遭到北美洲强势生物的南下侵入，遂快速灭绝，只留下一些朽骨。

快速的独特性是一种悖论，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台湾今天缘木求鱼的麻烦，我们活在一个太平坦、没死角、声音传送毫无阻拦的岛屿上，曝露在强大绵密的资讯天网里，任何一种有趣的声音才起来，不是迅速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大声音里，就是被主流声音吸纳并改造，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们所能有的，其实只是一种重复性、装饰性的新奇而已。其间不是完全没有某些有趣的、有潜质的东西，但轻轻的浅浅的，且如朱天心指出的：“好，好得全都一样；坏，也坏得全都一样。”

最终人的装聋（就不要作哑了），还得抗拒得了一种终极性的致命声音，那就是由它们总体汇合而成的一种沮丧的声音，一种绝望的声音，一种告诉你什么都不可能的声音。卡尔维诺曾用“石化”来指喻，他说整个世界不断在硬化，再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你每天睁开眼能希冀的充其量只是它不要变得更坏而已。有时你不得不驼鸟般不要听见，好避免陷入虚无，好保有勃勃斗志，不让自己脱口说出“去死吧”诸如此类难以回头的真心话来。是的，卡尔维诺劝我们不要直接瞪视它，它像女妖梅杜莎的可怖头颅，会把瞪视它的人一一化为石头。

如此说来，蓝博洲干吗还会欣羡我能坐稳在咖啡馆里呢？答案是一样的，到咖啡馆原本就为着隔离而来，隔离自己的家，隔离善意的声音，隔离掉所有熟悉、舒适、温暖的东西；正在写长篇的小说家林俊颖一人独居，如今却也冲出到咖啡馆来，他笑着说，书架一直在那里叫你，你一碰到困难，借口翻翻资料，寻找感觉，接下来你就发现自己又埋进某本书、某部小说里两小时了。

所以所有像回事的作家最终几乎都在早上书写，趁着整个世界才刚醒来，还跟你暂时处在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你还有能力把它挡在外头——就连海明威这种浮夸好热闹的人都告诉我们，在早晨进入写作之前，不做其他任何有企图心的事；纳博科夫一直工作到下午，直到黄昏散步时才找报纸看，才放世界溜进来；在淡水写的舞鹤甚至不读报，他只在喂食镇上街猫时顺便瞄一眼头条，知道没发生战争、末日还没来就可以了。

我在咖啡馆里，一再看到不可思议的画面之一便是——早晨八点多，外头车声人声犹是空洞的、没内容的，感觉非常好，我旁边的年轻女生才落坐，不等咖啡上桌，便跑去抱来一整叠二十公分高的八卦周刊，那般光景显然不会是读骆以军的专栏吧（如果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如此急切读骆以军那就好得太过分了）。好奇怪，这世界还没惹你，倒是你自己急着泡入到那样一个最腐烂、最虚假、最胡说八道的泥淖角落里，每一天如此铭印世界图像，干什么呢？

但是，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你只能继续当个聋子，不当聋子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