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今天仍存在世间的一个名字吗？这个犬儒问题的答案，有简单实证式的，也有较麻烦的、理念式的——前者，你在任何一家超商架上都可找到，电视广告也有，允诺你英雄不仅存在，而且你还可以选择扮演为数达几十名不同英雄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你愿意花点钱上线，购买炫目的装备、武器和座骑，杀他个片甲不留；后者，我们基本得闭上眼睛抚平思绪，向自己尚未寒冽凝冻至冰点的内心深处寻求，这是回忆，也是召唤，但他很可能不那么方便有个现成的、完好的人形和名字，比方阿喀琉斯或者常山赵子龙，因此寻求的另一面其实是铸造打磨，最终，你说服自己他还存在，他就真的存在，然后你眷眷不舍的携带这样的人形信念和希望，果不其然会不断在现实的某个角落，从你认识不认识的人脸上身上以及言语行为里，看出来一些你过往视而不见、不留存于记忆的英雄碎片和闪光（可能以打击你十次给予你一次的比例进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是有热度的东西，你一一收集它们，一边修护、调整、丰富自己心里的英雄图样，同时在劳动中会感觉自己身体的温度比平时升高了些，像孟子讲的集义以养气。

以这两种方式存在的英雄，我们通常认定他们彼此是背反的，相互瞧不起相互嘲笑不吝抛给对方最难听的话，但有趣的是，他们也会合而为一，比方说这个人，菲利普·马洛。

第一感来看，菲利普·马洛当然是前一类的所谓架上英雄，因为他是雷蒙·钱德勒写出来的人，只能活在书籍和稍后的电影电视之中——马洛没有童年，也没有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垂垂老年，他生下来就是个潦倒不运的私家侦探，于一九三四到一九五八年这段日子里开业于彼时的加州，收顾客一天二十五美元，没雇用也大约雇不起一名作为备用女友、阴雨天闲着调调情的女秘书；他明显违背今天全世界最怕死最怕老加州人的生存最重要禁令“抽太多烟喝太多酒”（语出后来的推理名家苏·格拉夫顿，她的侦探金西·米尔虹果然是个每天跑步三英里以上而且生机饮食的加州阳光女性）；他的武器基本上是尖利的语言和用劲打出毫不保留的拳头，当然偶尔也开个一两枪，但他没有任何杀人不偿命的邦德执照，就跟任何时候的我们一模一样，遂行正义毫无特权还毫无保障，只有无尽的报复和麻烦（有好事的读者愿意帮我们统计马洛揍人和挨揍的拳数之比吗？），以及可大可小的法律面刑责，也就是说，正义不仅是一种孤独的高贵情操、一个内心的定言命令而已，正义还要努力找出方法，甚至仰赖接近专业技艺的诡计，你得同时是好人和坏人才能是义人，这是个挺让人悲伤的结论：彼时加州，远方有战争，但这里正用金粉黏贴打造起来，财富如雪融之后那种又急又快又浅的河，你都听得见它喧嚣撞击的声音，因而，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比马洛有钱有权而且有闲，包括上门来的顾客和你得负责发现他并惩罚他的坏蛋，也就是说，正义不但长相不体面，就一般标准来说，它还力量最微弱最孤立，据说这正是上帝喜欢的样子（不是说“上帝喜欢穷人”吗？）。

这里，我们得先停下来喘口气，并且跟董氏基金会以及类似思维的人讲句话，讲一个再简明不过的事实如此——所以说人贫穷、抽烟或喝酒不见得就不高贵，伪善、不义、太爱自己只关心自己以及胡言乱语才是。

马洛这样的基本造型，日后我们变得非常熟悉，我们去除掉一些深刻的、不安的成分（深刻的东西很容易让一般人不安，会威胁我们昏昏欲睡的舒适状态），把他的线条拉直，让他成为一种典型，这就是往后半世纪几乎谁都会写会复制的所谓冷硬派私家侦探，摹本的高下因人而异，但大致上仍有个规律——有形有状的外型最容易，你只要盯着一颗石头把它写成一个私家侦探就行了；思维的部分稍难一些，因为牵涉到书写者假装不来的程度问题，尤其当他选择写这样的小说终究得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而且如何算是善恶是非的输赢时；然而真正最难的仍属情感的范畴，我们这里指的不是故事里的勾勾搭搭或那种作者随时叫停情节呻吟感伤一下的情调，而是某种信念，某种坚持，某些你衷心希望永远不会消失掉的东西。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要它回归情感，只以“信念”这样不讲理又脆弱的形式保卫它，我们但愿它有更坚实、更普遍的基础，有让人无可质疑无法驳斥的丰富实证，是真理、是金刚钻那样本身就是个又亮又不坏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性无法证实它、妥善处理它甚至还会抵触它，尤其是人处于某种要命的时刻必须左冲右突好杀出一条血路（正是这类小说设定的基本现实），它不仅名贵瓷器般最容易在行动之中碎裂片片，而且还会迟滞你的灵活，妨碍你作出理性上最有利自己的抉择，并招致不必要的风险。在菲利普·马洛初登板的《大眠》书中，那名靠石油累积了四百万美元家产的雇主询问他算不算个诚实的私家侦探时，马洛的回答是：“诚实得很痛苦。”这我们都很容易听懂而且自身不乏生命经验，你不会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每天二十四小时讲百分之百不打折的实话，没有人能这样而且还活着，于是问题便不在诚不诚实这两端，而在于量变累积成质变那一点何在？你可以忍着不说多少实话、并容许自己“必要”时讲出多少以及什么程度的谎言，你依然可以不愧不怍的相信自己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诚实，不过是这组琳琅瓷器的其中一样而已。

我个人一直不信任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他太世故，而是因为他太天真，那种读书人第一次看见现实残酷世界以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天真。谁不知道价值信念不仅不常得胜而且往往因此才一败涂地呢？马基雅维利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只抵达第一层，以为人对自己的行动可操控自如，像电灯开关一样要亮就亮要暗就暗，可以在第一秒当个必要的恶人在下一秒再回头当个称职的义人，人心没有这样的弹性和自由，正如我们身体绝大部分的生物构造是不随意的、不任由我们意志指挥的一样，你何时指挥过自己的胃和肠要它们工作？命令你肝脏的肿瘤自行消失？

我们有时不愿违背价值信念，不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宰制让我们身不由己，往往是我们意识到它太脆弱、禁不起我们太大太暴烈的动作。

米兰·昆德拉在谈弗朗西斯·培根的精彩无匹短文中以这一串询问向我们揭示：“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因此，我们而今动辄断言英雄并不存在，极可能是事实而不是感伤，我们可放心称之为英雄的人物和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昆德拉所说“两个明显无从和解的东西”。这倒不是说真实的英雄是三角形的第四个边或正直诚实的律师那样纯虚构的东西，毋宁比较像一朵开放在高枝上的花，你用力纵跳起来有机会片刻的触及到它，但你无法一直停格在那个片刻里，除非死亡正好在那一刹那温柔的叫停时间，或我们把它移植到人造的、有暂停装置还能反复重来的世界里，诗歌、绘画、音乐、传说故事以及电视电影等等，否则它就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并闪逝，我们的失望不在于我们没见过它，而是万有引力那样的现实大地会马上将它拉扯回去，让它形容狐疑难识，让它不足以信任。这使我想起很久以前迈克尔·乔丹的飞翔灌篮经验之语宛如一则历史隐喻：“最难的不是怎么飞起来，而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安然着陆。”

人的思维不喜欢停在暧昧不明的中间地带（所以但丁把这样无解如流砂之地置放成地狱的第一层，永恒疑惑之乡），它总是忍不住往两端跑；但我们的身体反倒只能生活在这中间地带，一端太亮太热会把所有具体的东西融化消失，另一端则太阴湿太冷而且永夜无光，我们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忧郁症会先来，沮丧和绝望成了这里惟一会持续生长的东西，在这里，死亡只是极有限的、但折磨的被延迟而已——真的，要怀疑、要说出绝望的话语、要拆毁一切信念价值如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甚至不必真有所感真的认真想过或有足够分量的悲痛经验，事实上你还有余裕同时照顾到自己的语气和姿态，让自己说来很快意很潇洒或欲说还休；但要安然居住在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世界却是不堪忍受的，我会说这几乎是生物性的，我们会需要一点明亮的东西，一些热度，一些干爽清洁，其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和饮水。

比较难说也难取信于人的话是——我见过，我信，我记得……

事实上，翁贝托·艾柯还好心的进一步告诉我们，如何跟这些我们见过、相信、记得的碎片相处，他提出的建言是“拥有”和“保存”，我拥有，我保存——这清晰写在他最好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最后头，面对图书馆废墟，面对昔日那场大火劫毁的碎片世界，连他睿智的导师威廉修士都不在了，见习僧阿德索一人耐心的捡拾收集它们，而且更耐心的用一辈子的时间收藏、辨认、重组、解读它们，往往还能从只剩只字词组的残破羊皮纸认出它们原来完好的样子。“拥有并保存吧。”阿德索把这个内心声音，说是“上天对我说的明显信息”。

基本上，钱德勒一生只写菲利普·马洛这名侦探，但我们来看这段文字，这个飞散得稍远的碎片，我们很容易认出来它仍是完整菲利普·马洛的一部分。这段文字稍长，但极可能是他自己为马洛所做最重要的诠释，因此知道钱德勒和马洛的人可能都读过，这没关系，可以再读一遍，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只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不是这样吗？

“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但的确是你居住的世界，有些铁石心肠、头脑冷静、能够跳脱的作家可以根据这些构想写出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发笑的模式。人被杀死并不可笑，可是如果他为了芝麻小事被杀，那就确实可笑。他的死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的脚注，这一切都还不足够。”

“任何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有一种救赎的质量。如果是高形式的悲剧，可能是纯悲剧，可以有悲悯和反讽，可以有强者嘈闹的笑声。但在这些凶恶的街道行事，一个人并非天性凶恶，既未被污染也不害怕。这类故事的侦探必须是这种人。他是英雄，是一切。他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普通的人，然而是个不凡的人。他必须是——套句老掉牙的话——有荣誉感的人。他的荣誉感是出自直觉，出自必然，无须思考，无须言语。他必须是他的世界里最好的人，好得可以踏入每个世界。我不太在乎他的私生活；他不是太监也不是色狼；我想他可能勾引女公爵，不过我相信他不会玷污处女；如果他对一件事有荣誉感，对所有事情也一样。”

“他相当穷，否则他不会是个侦探。他是个普通人，否则无法和普通人相处。他知道分寸，否则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他不会不诚实的收取任何人的金钱和忍受任何人的侮辱而不求公平的报复。他是个寂寞的人，他的骄傲就是你把他当作值得骄傲的人看待，否则就很遗憾认识他。他说像他年纪的人该说的话——也就是有些粗鲁机智，丑陋活泼，讨厌虚伪，轻视琐碎。”

“故事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实的历险过程。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冒险就没有冒险可言。他的经历广泛足以叫你震惊，但那是他的权利，因为那是属于他生活的世界。如果有足够的人像他，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不会变成太无趣不值得居住。”

我自身的经验和我所知道的是，如今每个读了这段文字的人都不禁有某种久违了的动容，但同时有点失望和意犹未尽。然而仔细想想这很正常，因为这仍是用碎片堪堪黏起来的英雄人形，满是裂痕，每句话都试探但踌躅，都一面在找寻最适当的刹车点。如今，全世界最不可能的任务之一便是，堂皇的、武断的、边角切得利利落落的描述一个全然正面的东西，不包覆“然而”“但是”“极可能”“基本上”“某种程度而言”诸如此类的海绵质料保丽龙质料文字衬垫。我们的文字语言已变得又干又硬又脆，感染了怀疑的病毒，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病毒系来自我们自己内心，就像伊波拉病毒在刚果黑森林沉睡百万年被我们叫醒出来肆虐一样。

钱德勒所说的“还不足够”，指的是他推崇无比的达希尔·哈米特，这个早他半步让这组廉价黑街小说脱胎换骨的人。钱德勒曾经这么说哈米特：“哈米特最初（几乎、直到最后都是）为拥有尖锐积极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他们不怕事情丑陋的一面，他们就生活在里面。暴力不会令他们迷惘，因为就在他们居住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交到那些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手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用我们刚刚的话来说是，哈米特是先把英雄引入到和英雄不相容真实世界的人，但硬颈的哈米特有较古老的坚持，他要他的英雄得胜，而且是干净漂亮不打折不留余地的得胜，更不能在获胜过程中暴现自身的弱点，因此哈米特的英雄只能更快更轻更机智，用最坚固的盔甲把自己身上最柔软的部位给挡起来不被人发现，最好能割除它一了百了，就像《血腥的收获》里那位把黑白两道恶棍一个不留玩于股掌的无名探员自己说的“已长成了一身硬皮”，没眼泪，没悲悯（“他和上帝不同，上帝会悲悯”），没情感，没道德禁令，不要信念；另一方面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要合理的击败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能太大太强，它得是有限的，而且是具体的，用拳头打到会痛会呻吟倒地不起，用子弹击中会流血会毙命，也就是说，它不能是真的是一整个世界，只能是一些代表性或者作为隐喻的所谓坏人而已。

你如何用枪瞄准一个乱世？宰掉一个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

由此，我们回头再来检查钱德勒对英雄具象但语焉不详的这番描述，很容易发现，他更想指出来的不是这样一个人的攻击锐力，而是他顽固防御不松手的东西；不是此人的坚硬，而是那些最柔软最不确定到令人提心吊胆的部分，“救赎”、“完整的人”、“不凡”、“荣誉感”、“最好的人”、“贫穷”、“寂寞”、“诚实”、“骄傲”云云，因此，钱德勒式的刚强比哈米特多了（或说恢复了）好些面向和质量，所谓刚强至少还包含了忍耐、希望、以及人对自身生物性欲望不屈不挠日复一日的抵御。你也可以说，哈米特把英雄引进到现实世界，但钱德勒原本想的只是个好人，但他发现了一个不得已的事实，那就是他直言告诉我们的，“你要做个好人，得先是个英雄。”我个人最近听闻的最好实例发生在台北县淡水镇，淡水，就跟台湾其他地方一样，有诸多被遗弃被驱赶而且动辄被伤害连自生自灭都不可得的流浪猫，也有一些愿意花钱、花时间、花心思还花感情（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喂食它们并保护它们的好人，定点定时，风雨无阻而且愈风雨愈非出门不可，很简单，只因为愈是恶劣湿冷的天气，猫愈迫切需要食物和热量，而且它们来一趟远比人艰难，它们没雨伞雨衣没厚重的御寒外套不是吗？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的确如钱德勒所言，淡水好人中有一名最高壮的男子还因此每天练身体练肌肉，原因无他，因为他得负责吵架，负责冲突，负责挡在前头吓退那些源源不绝来挑衅、来恶言相向的自私冷血人们。（你很难想像有多少这样的恶人，也很难想像人在面对自己完全可宰制的弱者时可以坏到什么地步，事实上，人面对流浪猫永远比面对流浪汉加倍的、肆无忌惮的残酷，昆德拉告诉我们：“面对一个同类，人永远无法自由自在的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限制着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对一只动物，人就是自己。他的残酷是自由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