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美丽但不祥的千古名诗《短歌行》，应该还背诵得出来吧，至少其中某个四句一组，当年他是这么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相传，这首诗写于（或脱口吟唱于）赤壁之战前夕的某个晚上，地点时间乃至于情境都有，而且诗人手上还持着一支原是仪仗歌舞用途、稍后不幸成为杀人凶器的大槊，《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相当完整的重建了这个犯罪现场——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地点是渡江的北军旗舰甲板上，诗人兼凶手的曹操年五十四岁（相当于现在小说家朱天文的年龄），职业是丞相（或汉奸），在场目击证人一大堆大致上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战将。事发当时据说曹操已先喝醉了，立槊船头，奠酒长江，又追了满满三大杯酒，回想着自己这一生遂慷慨吟成此诗。本来事情到此欢快的高潮歌声中就结束了，但偏偏冒出来一个好心但白目的家伙扬州刺史刘馥，他挑出诗中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批评曹操不该在大战前夕出此不祥之语，当场被曹操顺手一槊刺中要害而死，千古以来，这大概是创作者对评论者最激烈的一次反击，今天的诗人小说家咬牙切齿之际一定暗自羡慕可以这样。

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创作者，尤其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的创作者，更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还手握致命武器的创作者——两百多年前华盛顿的爸爸，都知道不能责备只能夸奖自承砍了樱桃树、手握斧头的儿子不是吗？

然而千年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指责或起码指出刘馥不懂诗、鉴赏力不足、文学素养太差云云，这有点奇怪，包括日后曹操的所有诗人同行比方说泛舟重返赤壁杀人现场的苏轼，大家都抛弃专业，不挺身护卫文学，宁可相信传闻当个入戏的电视肥皂剧观众。我猜，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刘馥已为他的文学评论付出生命代价，而是紧接而来更大的、据说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的悲剧。五天后的三更时分，果然刮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诡异的东南风，旗幡转动，旗带飘向西北，美丽景色的赤壁烧成人间炼狱，拙劣的文学评论反倒成为窥破天机的预言。当然，也因为死亡的人太多了，如斯大林所说一个人死是悲剧，百万人死则只是统计数字，刘馥的死亡并入了整个死亡统计之中，遂变得无足轻重了。

最终还有一个死亡发生，那就是诗的死亡——曹操写《短歌行》此诗是真的，曹操的渡江南征不成也是真的，但当我们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实紧紧扣在一起，用巫术的因果思维来理解它们，《短歌行》便不再是一首诗了；甚至，我们这么说应该并不夸张，全诗128个字只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四句，其他112个字皆被遗弃，只是用来掩藏、用来收纳一个毁灭预言的烟幕或无意义道具，不是吗？就连《赤壁赋》里，苏东坡想着的、引用的也是这样。

如果真要顺此吉凶逻辑来看，我以为，问题其实不在于《短歌行》这诗，而在于根本不该有诗，或者说，曹操根本不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想东想西干什么专心做个丞相——更根本来说，也许应该如柏拉图主张的那样，把诗禁绝，把诗人全数逐出共和国高兴去哪里去哪里。事情很简单，只因为所有像回事的、还可称之为诗的诗都是不祥的，至少都不难挑拣出一两句来为某个天灾人祸当替罪羊。诗的最深处情感是哀伤的是忧烦的，它总是从此时此刻流泻而去，或轻或重的碰触着生命无所不在的处处限制，包括能力的、机遇的、地理的、时间的云云，意识到孤独乃至于孑然一身的存在；经常，愈欢愉愈起劲会冲决得愈远，直到天涯海角某个真正无可逾越的高墙挡下它来，这就是死亡了，或者说人类真正独有的、异于禽兽那一点点不同的死亡意识，如翁贝托·艾柯所说有了界线才构成生命，生命这样才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可思索可计较的完整东西或说单位。因此，当生命本身作为对象被描述被拣拾被整理，总会蜿蜿蜒蜒的、或远或近的指着死亡，愈是欢快的诗，死亡的形状通常也就愈清晰愈逼近眼前。如果死亡被看成是禁忌的、讳言的，诗也就只能是不祥的、不恰当的了。

当然，每个人每种特殊处境下要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在那个赤壁之夜（如果真的是那一晚的话），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流走的大江远逝的清风里那一轮确确实实悬在眼前以至于比什么都更像是幻觉的明月（农历十五，满月），有人则一心记挂着马上开打的战争无暇他顾。但横槊赋诗，如果那个晚上此种情境，曹操乘着酒兴慷慨高歌的比方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吉利是真的很吉利，但我想，我们会宁可选择不祥是吧，我也不以为这样就能够改变这一场战争的成败，会吗？

千年后今天，眼前再没战争压迫我们了，这是我们的阅读优势，我们是不是该把被遗弃的另外112字给要回来，完整的、心无恚碍的读《短歌行》，看它有多好。

《短歌行》是四言诗，写在一个诗的格式已不必然是四言的年代（“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云云），它直接上溯诗经，其中有些句子更像是从诗经整块剪下来的，但它切割得更工整、利落，剔透。诗经里的诗行通常还是重复的、折返的，形成一种驻留不前的吟咏效果，让情感徘徊、迤逦、渐强，换字不换句仿佛各个角度耐心翻转摩挲成形成为实体，我们甚至察觉得出它原来完整连续的模样，相信它是被采集者修枝去叶再洗濯再整理的结果；但《短歌行》是纯粹的四言诗，射出成形，诗行全不回头，切线一样，对待自己几乎是残酷的，以至于对称得像结晶太完美的某种矿石，其间反射流漾的不再像是人的情感而是某种光线，全由直线直角所构成。我们几乎可以数学的对待它，甚至因式分解它，全诗128字恰恰好可用4一路分解到底——128先除以4得到32句，再除以4成为8组，八个单位，八个分别独立、如重新起头（本雅明语）的话题；每组16字再分解一次，就重新得到4，回到这四字一句的最基本单位，就这样切割得方方正正，没遗漏没碎屑没多余。

人的心思，人的情感记忆和渴望会长这样子吗？真的可以整理到这样演算吗？

会不会有人由此想到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画？把曲线全拉直，把层次变化的色泽平板化成为单一色块，紊乱但有情的偌大世界包含树包含海浪水波包含转动着风车叶片的风（都是他本来最爱、一直画着的东西），最终连隐喻连象征连符号都没剩下，成为一张又一张压克力板或地铁图模样的东西。蒙德里安后来尝试使用较明亮的颜色乃至于光点，但这丝毫安慰不了我们满心的荒芜也救不回画的虚无。拉直、简化、固定，源自于我们不够完美的思维能耐，是我们想进一步认识事物（尤其寻求某种通则时）通常被迫实行的方法，因此，它宁可是不得已的，也不要是过度兴奋的；宁可每多往前一步都更迟疑一下、多意识到危险一点，而不要是加速的、理所当然的。

直线其实是曲线的隐喻，或直接说就是曲线的“速记”，本来为的就是努力保存着曲线的轨迹、形态和意思，更为着我们得以在总是有限的时间和思维容量里尽可能不遗漏的画成、并同时呈现更多条曲线；简化是高度精确的思维作业，为的是掌握繁富丰饶。而且，所谓事物的核心是一种认识概念，取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疑问，绝不等同于固定的物理性中心，苹果核并不必然比果肉更深奥更高贵更美丽，除非你的疑问恰恰好是生物的传种繁衍；我们所住的地球最深处也不存在足以解释我们缤纷生命的奥秘，事实上那里除了高热的、磁化的、沉重无聊的铁浆模样东西一无所有，只有极少数地质学者、物理学者不得不感兴趣。

曹操的《短歌行》当然不是蒙德里安的画，这么说吧，它比较像京都——日本这座一千两百年的绝美古都是人刻意建造出来的，起始于见了鬼、为躲避宫中鬼魂纠缠逃出奈良的桓武天皇，但这个原名宇太村的人造京城其真正形制是稍后学长安城整理起来的，街名一条二条三条到九条依数字排列呈方格子状；也就是说，这个最华美也最鬼影幢幢的古都有着全日本最呆笨而且名称最土气最没想像力的街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京都最基本的骨架子而已，并非其内容，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也不会如此循直线往前走，真正的京都在哪里呢？老京都人会说，在那些“鳗鱼一样曲径通幽的人家巷闾之中”，就像同样蜿蜒千年于城中、谁也切割不了的洋洋美哉鸭川。生命是曲线的、连续的而且总会找到它要的缝隙，只要我们不消灭它，给它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样很容易在格局方正的《短歌行》中找到这样一道又一道看似直线的隐藏曲线，找到一条一条鳗鱼，看得出来写诗的人胸口满溢，悲喜交集，心思游动得很厉害很辽远，酒精大概也发挥了一定的助燃推进效果，跟汽油一样。写诗的人应该不是平常人，他站在一个比平常人稍高的位置；而且显然还正杵在一个稍高的生命时刻，踌躇满志，因此说是霸图如梦赤壁战前的曹操相当合理。星辰下，涛声里，他时而在晏饮欢快的当下，时而半窥探半言志的看向仿佛已伸手触摸得到已近乎实体的将来，却在过去的时间里逃逸得最远如同迷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们不晓得两千年前当时人们有没有我们这样的传闻，说人在单身面向着死亡那一刹那，人的回忆就像是这样子，把他自己活过的每一刻巨细靡遗的重演一次，或更神奇更难言喻，线性的生命像一张同时而且完整打开的大图呈现于眼前。因此，真要说这首诗有何不祥，它最不祥之处就已在这里了，在于人心里忽然装不下盛不住如涌泉的太多欢快，在于此时此际确确实实但不知驻留多久的幸福时光，在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的繁华，你要不要就此放松开来顺流而去呢？至于后头月明星稀那四句一组，我猜那只是当时真的发生的事，一只大鸟忽然嘎嘎向南边飞走，把人从迷醉中打断，明月一轮，江风清冷，人抖擞一颤，世界恢复成它现实的偌大模样。

的确，我们又同时察觉到写诗的人是典雅的、节制的甚至还是严肃的，他会刹车，会收起情感，酒也醒得快，某些界线他不会跨越摧毁反倒以为有责任要保卫（因此刘馥的过失杀人事件我们存疑），他的终极生命图像是圣贤而不是仙人。此情此景，换成后世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先动手为你捶碎黄鹤楼，你那边负责倒却鹦鹉洲，只因为周遭风景愈看愈不爽，又没制服妹传播妹一旁助兴（“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像极了两个喝了酒掀桌砸东西的有才华不良少年。真的，我们读李白诗往往就等这一刻，等他一次两次三次蓄足情感璀璨的爆发开来，怎么淋漓酣畅怎么奔流而去，这时他不会管诗的格律的，世界至此由他一人接管，遑论字多字少话长话短这等小事，像《蜀道难》，有五言、七言、九言，居然还有六言、四言以及三言，而且转换自如，没有规则，只有诗人自己的呼吸。

四言诗本来就是最稳定最笨重的，割不正不食。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束/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基本上只适用于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巨大而简单的东西”，盛装不下个人随时的、碎片的、捉摸不定的心思，因此与其说它是诗经的，不如说它是尚书的。当诗真正下到民间下到生命第一现场，当我们想捕捉想记忆想存留更细微的事物和情感，当诗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渴望而不是集体的意志，人们自自然然就不再使用它了；它不再进展，反而缩回去进一步凝固成为某种“神圣句型”，只有在最巨大的历史对象面前最神圣的时刻才用它，祭天、封国、大战开打前夕的誓师、以及装模作样言不由衷又非得讲出点什么好话时等等。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无休无止的一路谈下去，一个念头转入另一个念头，一个故事想起另一个故事，一如《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那样。不只是《短歌行》一首诗自身已如此精彩丰富，写诗的曹操本人更是精彩丰富（他还有那两个很不错的诗人同行儿子曹植曹丕，以及环绕着诗环绕着绝世美人的紧张关系和险险发生的家暴谋杀事件；《洛神赋》也写多好多不祥，尤其是诗中光线和阴影的颜色、渗透、层次和变化，“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我们晓得人们曾经普遍而且甚有道理的相信一条河就是一个神，更多时候甚有道理的就是女神，但曹植让我们一分一分看着一条美丽的河变身成一个美丽女神的完整过程，在光影中，在渴望里，如同一次眼见为凭的科学报告），还有千年而来更为丰饶的历史线索。我们愈是这样读它想它，便愈发难以忍受刘馥那种吉凶阅读法，甚至很想没风度的在这里竖起一块牌子：“狗和江湖术士不得进入。”

刘馥这样神秘的、密码的、天机讯息的阅读法，正如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指出的那样，从未自人类历史消冥。才没多久之前，我们不还如此蔚为小小热潮的读圣经及其他古代典籍吗？斜着读，倒着读，跳着读，乱七八糟任意挑自己要的读，惟一不做的，就是一字一句正常完整的读。我不晓得虔信上帝的人怎么看待此事，但会用这种方式传递神谕的上帝还真满奇特的，而且不免有点可鄙，有点像那种欲彰弥盖、“我跟你讲你不要告诉别人”的传八卦三姑六婆对不对？如此攸关人类动辄数十数百万人生死的重大讯息，他要不就严正的直说，要不就严正的不说，就这两种，除非上帝认为惟一该鼓励的、该得到拯救的，就是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成天解报纸字谜的人。如此，一整部复杂难言、记载着一个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想像的《旧约》消失了，美丽而且满满人类学线索的《雅歌》消失了，“山中宝训”消失了，精彩思辩的《罗马书》也消失了，剩什么呢？剩几则把自己惊吓个半死的末世讯息，更糟糕的是全是事后讯息，总要等到发生完大地震大爆炸大屠杀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事后预言”半点用也没有，连警示、预防、劝诫的惟一功能都不具备，事实上它往往还取消掉人事后的反省，把灾难包裹起来全丢给宿命。反省绝对是灾难的最富意义礼物或说补偿，极可能还是我们惟一能取回代价的东西，把我们的思维逼上某些不寻常不可能的角度和深度，历史学、文学及其他，人类很大一部分的思维成果的确是被迫在事后废墟堆上耐心工作并缓缓学得的。

然而，我以为刘馥比我们有理由“犯错”，关键在于他面对着随时展开且已完全没回转余地的赤壁之战，我们并没有——这是人极特殊的生命处境。所谓的特殊，指的是死亡如此巨大如此逼近，遮挡住所有东西所有其他的可能生命视角，偌大世界只剩人孑然一身和它对峙，这一刻你什么东西都得先摆下，过这一关再说；更为严酷的是，你还非得摆下不可，你最珍视的东西，从具体的宝物，到不具物理重量但可能更不可承受的德行、信念乃至于情感，携带在身上可能只徒增危险，甚至给自己更多处致命的弱点。所以曹操当年被来自新疆的马家骑兵冲杀，胡子也割了，衣袍也截短了，牺牲了左护法典韦并赖右护法许褚力战，这才逃得一命；所以人淹没在无边战火之中，会宁可自己没有亲人没有妻儿，没有这些损失不起黏黏扯扯的东西，死亡如同归去如同休息如同大眠一场，会比较好应付。

正常时候，无关你人格心性倾向是悲观或乐观，也无关你对眼前茫茫未来的主张是较光朗或较晦暗，我们的生命处境和刘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则就有些亵渎了。未来仍留给我们一定的余地，在清算也似的大灾难（如果有的话）和我们之间仍有确确实实而且可贵的一段距离，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而且不可以像刘馥那样看事情想事情。

日本人有一句大致如此的世故老谚语，说“男人一出家门迎面就会遇见七个敌人”（女人大概会遇见八个，多一个，男人），这我们听得懂，可能还心有同感。所谓马路如虎口，人生处处是凶险，但这基本上指的是未发生、是不可测、是杞忧，依几率确有一定数量是敌意的，一如也有一定数量是和善的，我们顶多小心点就是了，过马路记得停听看并顺便扶老太太过街，还是每天照样昂首向前不是吗？人什么状况下不敢出门呢？当你晓得伺伏在门外的不是七个敌人而是一个持镰刀披斗篷的死神、是向着你冲过来那四名可怕骑士时。《十日谈》便是最清楚闭门不出的故事，外头瘟疫肆虐，空气中岂止七个而是无数个病菌病毒，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渗进门来，人每多活一天就是一天，时间是借来的捡到的，死亡如满眼仆街的尸体是具体成形的、传递的。

再多想想《十日谈》里那等待瘟疫定谳的年轻七女三男都做些什么？他们写长篇小说吗？沉心研究古罗马史吗？试着解开希腊数学三大难题吗？或像达·芬奇那样一点一点改造实验调整飞行器吗？都没有，他们基本上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开轰趴，喝酒、唱歌、跳舞、狂欢还每天晚上轮流演限制级连续剧云云。在那样一个不止言语行为而是连人的灵魂都得时时接受检验的年代，薄伽丘狡狯的使用了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这场几十万人无言死去的大瘟疫，让人可以堂而皇之做他平日很想做但不会做不能做不敢做的所有事情，借由这十名奈何以死畏之的年轻男孩女孩之口，把自己所有最难听最尖利最冒犯彼时禁忌（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云云）的话全讲出来，一次出清。

死亡会带着宽容而来，一笑泯恩仇是人的豁达和气度，也是勉强的；一死泯恩仇则只是人性，自自然然的蒸发。这紧贴着死亡的奇妙宽容是全面，不止化解停车干架争风吃醋谁看谁不顺眼这类狭义恩仇而已，此种直面死亡的宽容，真正最极限之处不在宽容他者，而是宽容自己。薄伽丘清晰的目睹着此事，他在这十名年轻俊男美女登场前就告诉我们，彼时佛罗伦萨人救死不暇各自逃命，丈夫丢下妻子，父母遗弃儿女等等，别说法律公权力约束不再，人人任意而行，就连我们通常倾向于相信系天性、系源于血浓于水生命基本命令的人伦系带都应声而断，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我们不至于没在史书某一角看过“易子而食”这类更可怖也最悲痛的情事吧，至少彼时的佛罗伦萨还没绝望野蛮到这种地步——当然，可能也只是实际状况还不需要也不允许而已。依薄伽丘描述，瘟疫乍起人口锐减，当下是食物太多而不是太少；同时也是不敢吃，死亡的形貌是感染而不是饥饿，书中写到几只游荡到街头的猪吃了尸体，没两下子就发病倒地。

乱世，不管是战争瘟疫天灾人祸，的确如黑格尔所说往往是历史最丰硕的时刻，但由死亡加身的豁免，人可以自由到像断线飞翔的风筝一样，人的形貌、心性、情感、行动、思维可以一无阻拦扩张到、变形到我们以为的极限之外，如昆德拉所问还是可亲的吗？还是可辨识的吗？这不是人生命的正常延续，而是截断的，是某种死亡节庆、是历史的戏剧性时刻，甚至可以视之为很多研究者想做却不允许的人类活体实验，我们只有通过暴烈的灾难和死亡才得出这些结果，得到一个又一个平常得不到的珍稀数据。

因此，灾难的当下反思成果，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之学，你可以说它是多样的、难得的、证实的（针对我们平日受限于道德、法律和习惯所做的种种猜想），但其实很少是真正深刻的。一方面因为时间不够，所有旷日废时的工作，所有需要细心分辨耐心琢磨的工作全中止了废弃了；另一方面，人至此往往只剩、只面对着单一一个巨大而且是吞噬性的困难，那就是要如何存活下去，人处心积虑要想的、得磨练精湛的技艺、得说服自己做好准备的，也只剩如何和随时扑上来的死亡周旋并相处，所以说就思维的真正全面深刻意义而言，乱世之学在其自由华丽多样的外貌底下通常是单调的、只处理一件事的，它也只有在这单一命题上可能深刻，那就是和死亡庇邻的生命本体，剥除所有生活实况实情的终极性生命大疑，它直接挺进到最后也是不会有答案的那个问题，与其说询问的是生命，不如说探问的是死亡；与其说要如何生，不如说要如何死。也因此，乱世之学的层层哲思析辨，像是论理，但其实本质上更接近文学，以及一部分心理学；它最精妙的不是答案，因为并没有答案，而是揭示性、隐喻性乃至于异想天开发明的寓言，开向于一个不证实的、无际无垠的、消失于我们望远有限目光永不可及的空茫天地。博尔赫斯不止一次赞美耶稣是最会用口语用寓言说故事的人，其实佛陀毋宁更胜一筹，更精密更有知识也更富想像力，他揭示出来（或说发明出来）的层层生命图像和宇宙构成，可以数学般干净整洁，仿佛直接可以演算，连只爱抽象论理的人都神往，比耶稣更吸引读书人，同时像《阿弥陀佛经》云云又可以如此繁华而且具体，几乎是物质性的，以至于连贪欲的人都可安抚、都可能慷慨捐出黄金来投资。当然，最美丽的人还是庄子，他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寓言家和散文作家。

然而怎么说呢？死亡如此决定性吞噬性，时时高悬头上，但我们总是把它置放于眼角余光之处，更多时候我们得忘掉它才行，才能（或说才敢）生活才能爱某个人才能嫁娶生子才能相信才能工作，如卡尔维诺在他最后作品《帕洛马尔》最终讲的，你不仅得忘记，还要在它寻获你时不受它挟持威胁。也许正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解开它击败它以及改变它，它遂成为不急之事了，甚或成为某种游戏、某种“费马最后定理”那样的东西——“xⁿ +yⁿ =zⁿ ，当n大于2时没有整数解”。从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留下它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定理难倒无数数学天才，整整三百年时间无人能证明它，是最美丽的谜；但另一方面，“对它的证明看来好像并不会引导出更深刻的东西，也不会让人因此对数有任何特别深入的了解，而且似乎也不会有助于证明任何其他的猜想。”

死亡真的非常有魅力，一种绝无替代物的垄断性魅力。再说一次，不因为“有用”，不因为深刻（还没开始何来深刻），而是纯粹的不可能，全然的黑暗，彻彻底底的单向从没有回返的人（除了传说故事里、诗歌文学里如奥德赛、但丁那样的人，这曝露了我们的渴望）。因此，我们退而求次，转头向那些堪堪触碰过死亡的人，那些九死一生的人，那些也许不意瞥见过死亡小小一角的人，我们满心谦卑的聆听他们的故事和见闻，并依比例折算死亡魅力赋予他们荣光。作为人类学者的列维·斯特劳斯最方便察知此事，他说这在初民社会中是普遍的，所有历劫归来、通过生死试炼、带着伤疤回转部落的人，都被视为得到某种超凡的知识、智能和力量，乃至于某种“身份”，成为部落社群中的权威，列维·斯特劳斯不无讥诮的接着指出，如今在巴黎的文化沙龙里，那些从南极回来的人、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人、乃至于只是某种冒险家旅行人，同样能演讲、出书、开摄影展、瞬间吸引所有的大众传媒前来，殊无二致。是的，死亡仍是未开发的浑然状态，至今从西欧到大洋洲非洲众生依然平等，也许愈现代化的地方还愈萎顿愈不如人，因为社会相对的安全，人们相对的谨慎且理性，丧失了必要的鲁莽和迷执。也因此，乱世之学尤其是死亡之学遂成为人类最不容易过时的“学问”，技艺会发明更新，文学会迁徙深化，知识会清理堆栈，乱世之学死亡之学无法进展所以永恒如新，永远魅力不褪的立于灯火阑珊之处。

对某些不会惑于如此表象魅力、有深究实质内容习惯的人而言，对此也往往会柔和的收敛自己，他们会意识到其间人的不幸、不得已和不公平，生出某种欲言又止的同情，这是死亡巨大宽容的一部分——严苛而且脑子清晰骇人的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无法调降自己不可让渡的文学判准，因此，在被问到索尔仁尼琴以及当时受迫害濒临死亡的俄国流亡作家文学成就时，他出奇温柔但坚定的选择不评论，纳博科夫那几句简单的回答我个人奉为圭臬，用以提醒自己如何在人的不幸和是非善恶之间稳住自己：“我只从文学角度谈论同行艺术家。拿你所提这几位勇敢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谈论系属于专业评论，不只谈论优点，而且谈瑕疵。我觉得这种客观的评论对勇敢的俄国人不公平，他们忍受着政治迫害。”

我猜想，孔子当年也是这样面对接舆这一干以活命为最高原则的所谓隐士狂人智者，他知道人有理由这样主张——孔子曾远赴东周王室去见老子，意思是他亲身到过现场，见识过彼时破坏最彻底、之前之后（整个春秋战国几百年）一直是杀戮战场、也正是老庄乱世之学所发生的这片土地；相对的，他自己较幸运（归功于父母而不是自己）活在一个还稳定、还有一点从容可能、堪称当时大图书馆的东边鲁国。他比纳博科夫更宽容，更愿意处于低下的、受教受嘲讽的位置，几乎已到骂不还口的地步，但他并没被说服。孔子只有一回曾软软的回嘴，说他是人，选择的是人间之事，比起老子乃至于日后的庄子，他的确走了一道比较耗时、比较纠结盘缠、也比较深刻的路。

我们晓得，纳博科夫当然是流亡者，终其一生再没踏回俄国一次；孔子也是一生忧患不绝，数度濒临杀身，偶尔也心生乘槎归去、放松开自己的感叹。但这种乱世的宽容，他们只用于真正受苦的他者，不拿这个来豁免自己装饰自己；他们也不用死亡来吓唬自己，因此从容不迫立地皆真，该做的事不被打断依自身的节奏进行，而且不知老之将至可以使用一整个人生。我们很不幸的一再看到这样的事实，经历过乱世的人通常会终其一生被那样可怖且不公平的经历“攫住”，即便历史的暴风雨已停歇，即便他已远离于千里之外，以至于他只剩一种“余生”，一件事，一个使命，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和一个未竟之志，不管日后他还活了多久，像逃离死亡牢狱只剩复仇的基督山伯爵爱德蒙·邓蒂斯。离开俄国还活了六十年的纳博科夫，一直“暂住在小旅馆、小木屋、带家具的公寓和租给教授们的房子里”，有一种永远身在异地、随时拔根走人的不安定感，纳博科夫自己的回答是：“我想，主要原因（背景原因）是：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但他仅止于肯让自己成为一个离乡者，拒绝让自己成为一个流亡作家，不管这在当下怎么符合彼时美国和西欧的冷战需要、怎么方便、怎么为自己作品带来加值的光环云云。纳博科夫能写进西欧，写进美国，写出《洛丽塔》这样离他生命经历不可思议遥远、连他自己都惊讶并因此沾沾自得的小说，保有一整个完整的文学世界，日后就连米兰·昆德拉都还无法这样，这惟有拒绝宽容自己才成其可能。

因此，我以为所谓的乱世，我们顶好更严苛更狭窄的来想它界定它，诸如必须是明白而立即的致命性云云，以避免误用，更避免人自怜亵玩，把它留给真正遭逢那样不幸的人吧。人的一生也许险阻重重，人类历史也许起起伏伏，但仔细看绝大多数只是困难只是麻烦只是延宕，或某种开放性可能（你会娶另一个人或去另一个地方），但并非大斧头砍下来的终极判决，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多了这样的电影电视和广告词，通常只是吓唬我们好贩售东西的江湖术士伎俩而已，你真相信负责扔下“肥仔”和“小男孩”两枚该死核弹的美军轰炸机若在太平洋上空失事坠毁，日本就会逆转胜吗？历史走向就一定更糟而不是更好？或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若在D日前中风昏迷乃至于隆美尔将军把坦克部队布署在正确的位置，人类就从此万劫不复吗？历史开放、随机、难以言喻，极可能连结果的形态和内容都会改变谁知道呢，但绝没有那么多关键（或说有着数不清无法穷尽的关键，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指出的那样），更没有伺伏着那么多次世界末日。

有一种还活着的化石生物我们叫它鲎鱼，满身盔甲挺坚强有挡的模样，但我曾读过一份科学报告，记录了这个活过亿万年岁月的小东西活活吓死自己的经过——我不晓得这是定期性的、偶发性的或仅此一次。科学家观察到鲎鱼体内的讯息似乎发生了错乱，它“以为”自己正遭到致命性的侵入，于是动员全身进行反制，但讯息显示敌人实在太强大了还源源不绝，最终，它壮烈的瓦解自己，选择和这个可怕但并不存在的敌人同归于尽，英勇但非常笨。我的医学知识严重不足，但我猜过敏大概就是类似的讯息错乱病症吧，我们的身体误以为有异物入侵或高估了入侵的程度和敌意，遂展开一连串节节败退的防御作战，流鼻水流出它，打喷嚏喷出它，咳嗽咳出它，体内白血球大规模集结且像赶工生产畸形成长的军火工业，最后气管也肿胀起来进行隔绝不放危险的空气进来。今年春天大沙尘暴从中国北方沙漠袭来，朱天心便因此急诊住院，躺了好几天才把这个连呼吸都打算禁绝的神经身体安抚下来，险险成了一只人形鲎鱼。

没看过这份鲎鱼科学报告也没关系，我们可近取乎身回忆过去台湾这十年左右时光，情况相当接近。当然，一个社会要像一具自动化、绝大部分机能不随意志操控的身体般把自己吓到死是不至于，但每天每时警告自己正处于历史关键一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云云也够瞧的了（可能只是定期选个地方首长或发生了一宗弊案而已，都是正常社会必然的或应该发生的事）——这正是台湾最停滞最消耗的十年。比较奇特的是，过去会遂行如此公然恫吓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吓你才有钱赚的算命术士，另一是吓你才能冻结你正常权益、才能让你加税、服役或至少闭嘴的掌权者。我们如今是恫吓者和被恫吓者合而为一，抢匪和被害人同一人。

当一个社会说服了自己正处于如此关键一刻，不论高贵或不怎么高贵的动机，不论人是勇敢或懦怯，通常都不会再做正常的事，如同刘馥那样（正常时候，他可能懦怯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的身份差异，或正确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文学程度的差异云云）。正常工作中止，取而代之是策略性的行动，正如同一名士兵得放下家庭，放下情人，放下梦想，放下自己比方说《罗兰之歌》的史诗长期研究工作（借用一下格林《密使》的小说人物D）赶赴战场，一切得等胜负生死尘埃落定再说。策略性的作为通常是针对性的，当它瞄准的惟一目标消失，其价值当下归零，不会有内容的实质累进意义，一如两千多年前的策略顶尖好手苏秦和张仪留不下任何东西一样；更糟的是策略性的作为还是消耗性的，总是有所妨碍有所牺牲，正常时候其价值还是负值的，日后有一堆副作用得忍受得清理。因此，策略学其实是乱世之学的一环，是其积极性、致用性、攻击性的形式，最淋漓最肆无忌惮的成果便是兵法（所以中国古来纵横学、兵学的哲学背景总是老庄而非孔孟）；这意谓着它的正当性来自乱世，而且其正当性大小和战乱生死的距离长短成反比，在杀戮战场矢石交下那一刻，它甚至是崇高的神圣的惟一的。

要让策略作为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关键就在于时间——时间会让人的作为反渗、沉淀、内化，让人习惯当下遗忘原初，改变人的思维暨其基本世界图像一如它夷平高山剥蚀巨岩填平沧海。策略行为的欺瞒永远有着严重的反噬倾向，它原本要愚弄的是眼前的生死大敌，但最后一个上当且又深信不疑的总是自己；它要求人装扮起来好深入卧底，但最终是自己真的变成那一个人。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哀伤的揭示这件事，让我们看着那些曾经壮怀逸兴、在二战期间一次次成功愚弄过希特勒的苍老间谍如今模样，战争真的已停歇很久很久了，世界重新昂步向前，只有他们几个人仍留在那里，他们必须相信战争甚至召唤战争，好说服人们世界仍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一度站在世界最前沿的人成为被世界远远抛掷到最后头的人，消弭战争而来的人成为时时想方设法制造战争的人。

有一幕真人实事我猜我这辈子是忘不掉了，发生在二〇〇七年中的台湾——彼时台湾很普遍相信二〇〇八领导人大选是台湾是生是死的决定一战，几乎是男废耕女废织的参与这一役（参与的方式大致是交换传闻、看电视、不断咒骂以及失眠云云），整个社会呈现着死亡前夕极度焦虑又极度狂欢的诡异样态。一位真的为台湾民主选举、民主建构奔走一辈子、也真的是什么都抛下来生死不论的前辈（我说不出口他的名字）认为，成败的惟一关键在于中南部的地方派系土豪劣绅，为了救台湾必须全面买票，钱撒下去，他愿意去说服自恃清高的候选人甚至愿意亲身下去云嘉南操作此事，舍我其谁。三十年时间，他理不直气仍壮的成了自己当年要打倒的那个人。

的确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味道了。浸泡的时间够久，人不仅从心智到身体全面适应乱世，还会偷偷喜欢上它迷恋它——毕竟，从另一面来说，乱世太舒服了，尤其是这种不是真的、并没有死亡和苦难伺伏、幻觉式的乱世。奉死亡明天就来之名，人可以摆脱一切，自由轻灵得像只小鸟，或更像一阵不再有实体羁绊的风似的。你不必下班准时回家，你不必生命苦役般继续你每天八小时十小时的那件事，你可以同时谈几个彼此相濡以沫没明天的凄美恋爱，你可以不再听从自己心中的道德命令声音而不担心忐忑负疚与失眠，你不理会生命的所有基本承诺包括对别人对自己因为你已说服自己根本不存在兑现时间了，你可以恣意放大夸张每一分其实绝大部分不值一提的当下感受感情、不怕恶心的大哭大笑大口喝酒大声唱歌等等（我在台大附近一家此类燕赵慷慨之士聚会的餐馆，便看过墙上高挂这样的一幅字，鬼画符般写着“酒，就大口的喝；泪，就尽情的流；歌，就痛快的唱出来吧”之类的）。这样的宽容不当使用在自己身上，就像偷偷打开来的糖果罐子一般，人不会仅止于自恋、虚无和不负责而已，接下来，我们会一整套的看到，人堂而皇之的自私，人堂而皇之的残酷，以及人堂而皇之的势利眼，这才是假借乱世自我宽容的较完整模样。自身有难，匍匐救之，所以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缩短乱世时间的方法因此有二——一是别恫吓别夸大，别听江湖术士之言，千万不要在正常时日延续乃至于制造乱世幻象；另一个比较难因此仅仅是一种期盼，但我们的确知道有人造次颠沛乃至于死亡高悬头顶时仍不改其志其行，战火有间歇，轰炸机投掷完炸弹会返航重新加油装填（格林的二战伦敦大轰炸经验是大约有六小时空当时光），你还是有机会掌握死亡的行迹、规律和死角，不被它完全掌控。当年一批东欧的年轻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我以为非常非常动人的主张，他们决定不等战乱结束，不等专制统治瓦解，不等死亡远扬，他们决定当下就过正常的生活，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思考、著述、研究、交谈、演讲聚会等等。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是，“他想吓我，可是我并不怕。”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是，“仁慈，自豪，无畏无惧。”他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好的行为。

正常时候，一首诗只有好坏，没有吉凶问题；正常时候，你有非做不可的事，也不会不必去问是吉是凶；正常时候，你还有绝不可以做的事，就算有人告诉你引诱你这有巨大利益可攫你也不干；正常时候，我们甚至有点瞧不起会因此改变自己行为的人，称之为自私或者势利乃至于短视（意思是他可能更笨而不是更聪明）——这完全不是高调而且实践起来也不困难，仅仅是我们每天每时的基本生活事实而已。事实上，所谓吉凶利钝并非新角度新观念新配备，它时间久远到不可考，也曾以各种工具各式可能途径且动用过最庞大资源（它通常由掌权者垄断，如殷商甲骨，当时一枚运送几百里的大龟甲有多难得多昂贵，花这么多钱怎么可以不准？）充分开发过，而且还不只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部落某一个国家，是普世皆然；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从那个世界走出来或说挣脱出来的，它在我们现代生活里之所以有点灰扑扑又有点不光采的僻居一小角，不再如昔日主导人们所作所为，其实是历史结论，是人们数不清多少次硬碰硬试用的结果。孟子严正的作过义与和之辨，要求我们秉持信念舍弃利益，不是讲得不对而是真的有困难，依我们对人性极有限的信心和极充分的同情，我们很难相信信念会长期而且稳定的获胜，历史经验显示，时间一久，占上风的总是实利。因此，有着实际利益承诺的吉凶探问占卜之术之所以衰落，只能归咎于它自身的“失败”，人们逐步发现了它的不可靠、局限和不适宜，愈来愈无法有效掌握、揭示、解释人类日趋复杂、有多重目的意义和渴望的行为并作出建言。

吉凶利钝其实是个非常粗陋非常笼统的概念，但真要追究起来，在专业不足、配备不足、人只能模糊一团跟整个偌大世界周旋的初民社会，它还有着较具体较迫切的生活内容可言。比方气候问题，当时人们从身体的保卫、粮食的获取到行动的可能，皆严重受到天气不时的限制和威胁，不像我们今天有堪称精确的气象预测，而且还能局部调控让自己珍稀宝物般一天二十四小时活在恒温恒湿的状态；比方说狩猎，当时的确是英武而且颇危险的行动，人和动物处在一种较接近公平决斗的状态，但如今像海明威那样，那哪里叫做狩猎，别丢人了，那根本只是去冷血屠杀动物而已不是吗？此外我们看航海，不管是希腊尤利西斯或中亚辛巴达，都把航程描述成九死一生，各种致命的危险已不是机遇而是冲着你来的特定敌意，包括神祇，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妖物怪兽，但这两位无畏英雄跑了哪些地方呢？摊开地图一目了然，就是地中海东侧那一小块蓝色内海，地形是有点破碎没错，但程度只介于内陆湖泊和真正的浩浩大洋之间，至于那些可怕的妖物怪兽，其真实面目大约就是马赛鱼汤所使用的食材。

有些事是不能开玩笑的，而且可能的话还不该玩机运，人们在最威胁自己存活之事上头，得寻求、发展出更可靠的预测、掌控方法和知识，一个个专业从糊成一团的吉凶之术分割独立出去，于是，不止笼统，还不断陷缩，并且空洞化。

中国的易经存留着古老的占卜之术，这部带着古老魅惑和恫吓力量的典籍，让人心生敬畏，算是较少被剪裁被整理的，里面仍留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比方说需卦第六爻“入于穴，有不远之客，三人来，敬之则吉”，你可以隐喻的读它，也可以具体的、预言的读它，更可以（我以为今天最必要的一种）人类学的读它；或比方说渐卦，渐者进也，像放慢时间，让我们看清楚每跨前一步的可能变化、视野和凶险。渐卦可能是易经最美丽如诗的篇章之一，它盯住一只由河上飞来的大型水鸟（鸿），先是看着它飞到（或说暂时停歇于）河岸砂地，再来是飞到了河边大石头上，再来是离岸上陆，再来是树林子，再来是啪啪飞上小丘，最终是深入抵达内陆，如此六个阶段（由此我们知道《围城》里的方鸿渐，从坐船回国到深入内地这一趟旅程的一部分来历了吧）。就算你不像初民那样坚定相信个体生命和世界存在着如斯响应的紧密对应关系，如同数学函数般一对一的亦步亦趋同向变化，你也可能在凝视、追踪、揪心关怀它振翼飞翔、停歇、眺望、犹豫的过程之中，自自然然找到你和水鸟生命的“相似性”，如相触，如某种生命气息的风在你和它之间流动，并从而得到某种启示或仅仅是暗示。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小说中告诉我们，人可能（而且严格来讲都是）借助一个错误的或至少凭空想像的模式，来发现真相找出某些道理，如同书中威廉修士借用了圣经启示录模式发现了线索，正确预言了接下来的谋杀案并揪出了凶手（更妙的是这个假模式还影响了凶手的作为，一方面让他利用误导，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暴露）。多年后我自己重读易经，愈来愈相信这是一部实用于生命现场的书，它可能起始于某一个简易的神秘公式，但真正的完成靠的却是人的世故，有点像统计学，收集了人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命经验和教训编纂起来。它预言的坚实基础来自厚厚一叠而非一次的过去，来自人一再重复类似处境慢慢察觉出来的事物某种惯性和人心某种趋向，这每一种特定的处境，都一定程度制约窄化了未来，引发着特定的变化乃至于其规律节奏（尽管仍是开放的，有偶然变量随时飞来，无法穷尽），未来因此有一部分可推演可猜测。易经由此逐步整理出来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人生基本处境。不同的当下生命样态和其间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拓荒时，耕植时，收成时，繁衍时，建构秩序时，扩张分裂时，探向陌生未知土地时，渡河远行时云云。我们很容易发现，简单二分法的吉凶很快不适用不准确了，它持续被分割得更细也更有具体内容（无咎、无不利、吝、穷、泥云云）一如传统八卦跳升为六十四卦、卦名亦由自然物天地山泽复杂化为种种社会处境，而且还是短暂的、还会变化的、无法安心但却也不必绝望的，戏剧性定格式的吉凶无法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有益可执行的建言；此外，吉凶的变化同时会被人自身的行为所牵动，很多困境其实来自于人的不知不慎和不灵动（拘泥于习惯或单一道德云云）。所以孔子判断易经来自于稍后的中古乱世而不是天地伊始，他心中的作者形象是个经历了忧患的人而不是天纵英明的数学家，是受过苦的人而不是巫师，他有点神经质，有点小心翼翼，喜欢告诉别人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一定还会生变，悲观，但非常好心。

由此，我也相信“完成”后的易经是不用也不该占卜的，它是一部搜罗整理生命际遇变化的参考书、小小百科全书，你要寻求它的协助，总得先为自己做点事，先反省自己，先起码弄清楚自己大概身在何种特定人生状态，你才能查询，才去找出那个卦，也才听得懂它对你揭示的有限可能未来和殷殷叮嘱。

为什么非六十四种不可呢？当然不一定也理应不止，用博尔赫斯讲但丁《神曲》的话来说是“它的格式韵律限制了自己”，不得不舍弃更多整理不起来的生命碎片。

吉凶二分，如果说两三千年前那样简单生活的人都发觉不适用了，怎么可能对我们今天有所助益提供建言呢？我们生命中不再容易出现是生是死的单一迫切危机，却多了数不清实质生活的每天忧烦和困难；我们自由而且各有主张，可能性眼花撩乱而非太少，以至于我们再难跟自己说清楚什么是成功是失败，我们甚至讲不出来自己要什么——幸福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

那些把自己牢牢闭锁在古老简易公式，只用吉凶，尤其只用最浅薄一层非名即利判准看世界的人，只能得出一种古老粗陋的世界图像；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此种江湖术士，无可避免因此无一不是自私而势利的不及格之人。朱天文是我所知心思最安定的人，生命之路走得直直的，她年轻时识得一名号称神准的八字老师，每隔几年会冷不防打电话来，今年春天三月，最新的一次天机讯息用人间语言翻译出来大致是——过去三年，朱天文的生命运势糟透了，糟到让人不敢打电话跟她联络；但今年可不得了，春暖花开，两岸开放，无往不利，不止红遍台湾，还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红到大陆。

仔细想来，除了必要的夸大之外，这可能说得都对。但对朱天文这样以小说为生命志业的人，没收入不露脸的埋头下来三年五年，其实是经常而且还是她主动选择做的事。我日日和她相处见面，看着的只是她一道无声大河般的向某个我不知道的天际流去，倒真的忘记她也是个有衣食之忧的人——是的，说得对，但这样子的对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