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世界广大如海，我们每一个个人依自己的际遇和选择，都只能局部性地和书相见相处，其间总会有些诸如遇人不淑的不幸情事发生，这种个人特殊经验和整体真实图像之间的种种参差背反，说起来没完没了，我想，比较正确而且公平的方式，还是得先整体地、宏观地来。

好书是不是真的愈来愈少了呢？应该不会，这是有恒定的结构性理由的。当然，我们从供给面来看，书籍从书写到制作到出版，的确有其不稳定的一面，没办法完全用固定生产线作业加品质管理这套工业机制来控制。然而，好也好在它不全然被纳入这套作业系统之中，始终保有一定程度的手工技艺特质，这使得书长得不一样，使得书自由，包括书写这一端的自由，并由此衍生阅读另一端的自由，在愈来愈强控制、个人独特性泯灭的工业体制之下，这是所剩不多值得我们认真保卫的自由。

不稳定，恰恰说明了自由的健康存留。因此，从宏观的供给面来看，说好书愈来愈少，一如说好书愈来愈多，大体上都不是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不稳定，不稳定用曲线画出来是某种上下起伏震荡的不规则图形，而不是持续上升或下探的漂亮线条。如果我们还好奇怎么个不稳定法，再进一步探究书籍出产的最根源处，也就是人的心灵，包括人的思维，人的理解、人的想像力及其不满，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的时间之中，其轨迹往往是松紧交替的脉动式节奏，而不是均匀平滑的流水般进行。因为个别心灵在孤独面对一己独特性的思考同时，也或彰或隐地联系着所有同时间的个别思维，在过往累积的思维成果之上，组合成一个大的对话，一个思考交替作用的场，这个普世性对话或场的存在，对个别心灵固然是个制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难以超越或甚至不容易意识到的所谓“时代限制”），却也是思考材料和启示的不断供应者，更提供了思考的基本视野和焦点。因此，一个人的瞻望和困惑，往往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瞻望和困惑，用不尽相同的语言和不尽一致的尝试路径在突围。在某一个特别聪明、或特别幸运、或特别鲁莽偏执的人冲出一个缺口之前，这个对话或说这个场，往往会有一段时间仿佛停滞下来一样的沉闷、焦躁并持续堆积压力。一旦缺口打开，清风吹入，一个全新视野摆在所有人面前，这些像被困在压力锅里流窜的强大力量，便像觅得生路般冲决而出，这就是丰收季节的来临了，是思维兑现为实际成果的好时光，如踩中节时繁花盛开。

比方说，念物理学的人都晓得，历代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从外表行为来看，往往还真像追逐流行时尚乃至于当红歌手乐团的少男少女一般，一段时间谁都在谈粒子，忽然又集体跑到场论里去，再一转眼大家又开口闭口都是弦。如此一窝蜂的乍看可笑现象，当然不免也掺杂有弄潮的成分，但其实更有着深沉而严肃的思维理由在，我们通常称此为“思潮”，思考的集体样态像持续拍岸又退回的海潮，一波起一波平，有波峰有波谷。

书籍记录着思维的如此轨迹，同时也是如此思维成果的最主要载体，因此，它的供应遂也不得不跟着波涛起伏，某一段时日好书倾巢而来像来不及似的，接下来却又跟雨老下不来般闷得人心慌。

当然，除开这种根源性的肇因于思维本身的不稳定特质而外，还有另一种较严重影响书好书坏的因素，那就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社会条件，就像我们的气候晴雨受到四季更迭的普同制约，也同时随你所居住地方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变化一样。一般来讲，这方面的作用远较稳定，几乎不太费劲就能观察并预测出来，比方说一个社会资讯开放和流通的程度，比方说一个社会对思维和言论的宽容程度等等。正是这种特定社会的特定有效作用，才让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有了难计其数的辛酸记忆，写错书可以致命，就连读错书也一样会脑袋不保。

如果我们不尽恰当地将书籍比拟成某种动物，找寻它维生的最主要食物，那大概就是“自由”。一个社会书籍的好坏、多寡、腴瘦，基本上又和该社会的自由进展（不只政治面，还包括经济、文化传统，乃至于宗教等等的整体结算）亦步亦趋，也因此，一个社会的书籍整体样貌，倒过头来又可成为我们检查此一社会自由程度的一目了然指标。逛一趟书店，往往比你认真研究其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还来得准确而且全面，毕竟，很多管制力量并不透过直接的政治暴力运用，很多自由的障碍是隐藏的，但这诡计骗不了书籍，自然也就糊弄不了真正够格的读者。

记得下次出国，拨点时间跑一下当地的代表性大书店，只要抬头宏观其书架，你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该地真相。

话到这里，我几乎想顺势武断地说，一个喜欢书的人，不管是读者的身份或书写者的身份，都应该是自由的信仰者和拥护者，可惜这并不是真的，人类历史的严酷实然并不支持这个应然的美丽断言，太多专制的、集权的、惟我的，乃至于丝毫不能忍受别人想法做法而不惜通过迫害屠戮予以去除的人，私底下也都是很棒的书籍书写者或是阅读者，名字太多了，事例也太多了，我们只能嘴硬地套用昔日列宁的名言：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背叛了自己书写者和读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