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阅读的角度谈记忆，我们可能得先帮“记忆”这个词清洗一下。让它回复干净面貌——记忆，尤其是动词性的记忆，最起码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懂事之前就有成为脏名词的倾向，至今犹然。这个动词性的记忆一词，我们通常直接称之为“背诵”，把它和理解对立起来，势不两立。

但事实并不真的是这样子，它们是兄弟，而不是寇仇，而且通常记忆还走在理解前头，是兄长的身份。

背诵，一种强制的、刻意的记忆形式，之所以让阅读者感觉不堪负荷，其实是一次要阅读者做两件事——在背诵之时，一个人不只是扮演读者，而且还是个书籍的印制者、出版者。从书籍（甚至该说文字）被发明出来，到书籍大量印制取得，其间断隔着几千年的漫长时光，在这样书籍的复制、流传、存留极其不便的情况下，阅读者除了享受前人的思维创造成果而外，也得负担书籍保存传递的义务，他得用一己的身体，尤其是大脑中的记忆区，作为书籍的印刷机，尽可能一字不漏不易地背诵下每一整本书。绝大多数状况下，我们思维理解所需要的记忆，并不必要到如此激烈彻底的地步，这超出思维理解的过度记忆部分，其实隶属于出版工业，而不是阅读活动。

一件事大家不假思索地做了几千年，便仪式化了，不容易记得原初的目的，也因此生出了惯性和黏着性，没办法所有人同时说改就改，尽管时移事往老早就不需要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