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对阅读的程序有种有条不紊的理想假设，由浅入深，由一般的、基础的书再缓步进入高段的、最好的书，如同看电影由普级到辅导级到限制级再到A片一样，这基本上是对的，你是得这样子。

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某种诡异但再真实不过的阅读现象，那就是不管社会整体，抑或我们个人的经验，书，总是从最好的那一些读起，尤其是那些舶来自“第一世界”的翻译著作，出版社先供应的总是最好那一级的，读者买的读的也是最好那一级的书，我想，这种“不合程序”的有趣现象，不适宜把原因赖给寥寥几个出版公司选书人操纵我们的阅读走向，他们绝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耐和霸权，这是由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所共同决定。

有关此一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有各种描述方式，这里，我们仍尝试由“时间的压缩性”这个概念入手——我们要以一当十用二十年来读人家的两百年，要在短时间里把人家长期思索经历的东西转为己有，我们再自然不过会做的，首先，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我们会试图先掌握其基本整体图像而很少直接钻入某一部分细节之中，因此，横的展开重于纵的深入，走马看花的多样性优先于孤注一掷的专注性。其次，在横的、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下，你选的、读的当然就是“每一样”中最好或说最有名的那本书（当然，最有名和最好不见得等同，但重叠度不低）。比方说，你要用仅仅十本书的规模快速掌握人类小说书写的总体成就，毛姆的做法便是找出他心目中最厉害的十个小说家，将他们各一部代表作组合，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高老头》云云这么一组的确可称之为最好的小说。比方说，当年台湾银行找出一笔钱要引入一整套经济学经典名著，其基本架构也是从亚当·斯密一路数下来，包括李嘉图、庇古、马尔萨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哈耶克、熊彼得、米塞斯等一网打尽。当然，这一网因为彼时的政治禁忌，放走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而且，台银只消化预算做书，完全不晓得怎么卖书，以至于一整套一整套大概通过赠送、而受赠者毫无意愿阅读的几近全新书籍，最终辗转流入当时还真的都是旧书摊的光华商场，我个人手中差不多齐全的这套书，便是十元、二十元从旧书堆里抢回来的，不管是全白封面的平装本，或绿色带塑胶套的精装本。

于是，很长时间中（至今依然），我们眼中的书籍世界遂有一堆伟大的“一书作家”，比方说梅尔维尔好像只写过一部《白鲸》，塞林格只有《麦田里的守望者》，马克·吐温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吉卜林只有《丛林故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好像只各自完成了一本忏悔录，而纳博科夫几十年灿烂的创作人生只交出了《洛丽塔》一书，这当然都不是真的。

这样的书籍出版方式、阅读方式，基本上当然是聪明的、有利的，这是后来者、追赶者的必然优势，他可以挑拣，去芜存菁，减少摸索的时间、心力和资源耗损，还能避开错误发生的代价——然而，如果说书写者有什么得时时提醒自己的必要警觉，便是最是在最有利、最聪明、最讨巧、最方便、最不耗力的顺境时刻。只因为阅读追根究底有着自讨苦吃的一部分面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只能在困境中发生并存留，我们拿它一点点办法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