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岁的阅读，你看见了更多隐藏于字里行间的东西，有时它是发见，也有时会是揭穿和破除。

博尔赫斯在谈书写技艺时曾毫不留情面指出来，时间一长，很多文学的诡计都会被看穿。这原本谈的是文学历史的迢迢时间效应，但阅读者却也发现，随着阅读的数量和年资渐增，随着年纪的日长，我们也有了更多看破诡计的能耐——精确点来说，这既是眼力，同时也是一种资格。我所谓的资格，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你发现自己年纪已然大到超过了大多数书写者写其书的年纪了，年轻时我们看这些人全是天才、是怪物、是长者和智者、是遥不可及的天神一样人物，忽然，他们还原成“正常”人了，甚至，其中一部分还是你的小辈。依据年纪，他们只是你的弟弟妹妹，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学生，或咖啡馆坐你旁边座位跟自己女朋友大吹大擂吵个你半死的毛头小伙子。

尼采说，耶稣要是再活久些，到他说这话的年岁，应该会收回那些天真昂扬而稀疏的教义，大体便是如斯心思。

举两个熟悉点的例子吧。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不朽文献《共产党宣言》，这份末世启示录般的神圣宣言，很长一段时日你根本只敢卑微地仰望它，不解的地方你不敢认为是它语义不清或书写者自己没搞清楚，你只会认定一定是自己程度不够没能弄懂；看到不安的地方你也一样不敢相信它会讲错，同样一定是你自己想法不对有问题云云。然而有这么一天，你忽然想到了，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根本不是你深印脑中那个须发怒张、仿佛才从伦敦大图书馆书海浸泡归来的老马克思，那个恩格斯也不是晚年书卷味十足、眉宇间透着睿智的好看恩格斯。一八四八年纂写好宣言那会儿，恩格斯二十八岁，马克思三十岁，用台湾现在的流行年龄分类学来说，这两人彼时皆是你现在满街看到的六年级小鬼。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源于天赋，有些可一步到位直接获取，但有些则非得耗时间缓缓堆叠不可。那个小小年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可以写很好的诗如普希金，也许可写出不复杂不世故但才气纵横夺人耳目的充满潜力小说，打天下无敌的篮球或飙出时速一百六的快速球，但说到总结人类的总体思维成果和复杂万端行为，从而找出历史规律并据此断定未来那些还没出生的人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走，你真正能赞叹再三的便是他们两个毛头小子的勇敢无匹，可以凭借这么单薄的知识准备把话讲到如此巨大且斩钉截铁的地步。

另一个实例则是张爱玲小说。这位生长在极古遗老家庭和极现代（当时）租借地交壤之处的天才小说家，从小拿老人家东长西短的真实故事传闻当童话听、因此一直被看成是个精微洞视一切人情世故的无与伦比小说家。张爱玲小说在这上头的确惊人，就她书写时的轻轻年纪而言，但等你自己年过四十了，被迫知道人心的复杂种种，你再回头读张爱玲，不管是《怨女》、《金锁记》或其他珠玑般的短篇传奇，你很容易发现原来她是如此“文学”，小说中诸多人的反应、诸多触及人性复杂幽深的地方，张爱玲往往力有未逮，她只能凭借自己惊人的聪明去猜去想去编，并仰靠自己漂亮灵动而且气氛营造能力十足的笔盖过去——真是苦了你了，孩子。

附带说一下，那些熟读张爱玲的学养俱佳专业文学评论者如夏志清，如王德威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这些呢？我猜，这恰恰好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学养俱佳的原因，他们太专注于学院书斋的睿智世界了，代价是，他们于是在社会大学的人情世故里遂相对的简单、相对的天真，看不穿张爱玲如美丽迷雾烟尘的“诡计”。

如此来说《共产党宣言》和张爱玲小说，我们当然也冒了不小风险。但这种因着阅读者年纪到了的一眼洞穿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坏心眼的刻意揭短，更不会是犬儒的、虚无的尖酸嘲讽，所谓“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这句充满恶意的话系出自于某个可怜悯的脸部残疾者之口）。我们并不因此丧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对张爱玲的尊敬，只抹消了表层一些神圣泡沫而已——至至不济，你也得真心承认，今天你放眼四望，哪里找得到这么聪明、这么视野恢宏而且基本配备如此超越自身年龄限制的六年级之人呢？我们更该回想一下自己在那个年岁时又是个什么样子。

对一个真正热爱阅读的开始老去之人而言，如此年纪的诡计揭穿，纯粹是寸心得失之事，其效应只达对一己的除魅为止，让一大部分浮沉于不假思索的、人云亦云风中的尘埃落尽，像秋日滂沱大雨过后的干干净净街景，暖暖阳光，有点森森然金属味的凉风、乃至于空气中的微小分子，毫无阻拦地全直接沁入你皮肤。禅学把这种凉爽清醒的感受称之为“体露金风”，很漂亮的一种说法。

这无疑是人四十岁之后阅读最为舒适的一面，你得到了某种平等，对书籍的仰望角度在时间中缓缓微调，如今已大致呈现平视、不弄酸脖子的人性角度，阅读亦从下对上的学习转成平辈之人的对话。

对话，光看字面就知道远比学习悠哉不迫人，也远比学习绵密，有较大让阅读者的思维自由自在回身的空间。我们以学习为主体的阅读，通常会把绝大部分注意力严重集中于书籍的主轴线上，甚至就是书中最清晰、教训最明白、应该手持红笔画下来熟记的那些部分，我们无暇亦无能力去掌握书的整体，更轻易就忽略过书写者状似不经意的部分。然而，一部完整的书，其实包含了它未说出来的部分，开始于它文字出现之前，包括启动它的意念，困扰它的疑问，它思维展开所依据的前提和假设，它不得不暂时搁置的思维缝隙，以及它画上全书完句点之后的另一阶段瞻望。简单点说，在对话为主体的阅读中，书写者不再是个全知全能的导师，而是一个大体上比你认真、比你缜密、比你学有专精而且在此话题比你先走一步的思维者，你也不再只是唯唯诺诺、忙着记笔记的学生而已，你同样也成了个思维者。阅读者和书写者在此平等地分享同一身份，建立起双向的往复联系，摆在你们中间那些有限数量而且有限负载能力的文字遂丰饶起来、深邃起来，借由隐喻，借由联想，借由它的语调、声腔、触感甚至不经意的转折停逗，它“说出”了远比它的直接呈现更多的东西——是的，这我们其实都有经验的，作为一个对话者，你不会只满足于听对方说出来的话，你必定寻求可述说语言背后真正的心事和烦恼。在书籍之外的现实世界之中，我们以为这才算真正了解一个人；一样的，在阅读的世界中，我们也说这才算真正了解一部书，呃，或者说，这部书背后那个孤独但认真美好的心灵。

也因此，四十岁以后的阅读节奏遂有了松紧变化，多样起来生动起来，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往往就只一种速度贯穿到底，伴随着均匀且坚决的进行曲乐声，而没变化的节奏最容易转变成催眠曲不是吗？四十岁之后的阅读，有些书你看看就好，如踏花归去，但有些书你却一字一句不舍得放过、不舍得快，如促膝长谈，那种你提着心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的油然孤寂之感，最让你又时时听见时间的汩汩流水声音，骇怕东方既白生途悠悠。我总会无端想起年轻时候莫名背下的一首司空曙的诗，诗名忘了，但字句却历历分明——

故人山海别，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照雨，幽竹黯浮烟；

又有明朝恨，举杯席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