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忽必烈汗式的概念思维，尖锐的、深入的、如昔日蒙古铁骑般一路征服过去，快速地抵达世界尽头，柏拉图曾以为“路的末端”是至善、是统一一切的真理，但大汗找到的却只是如棋盘格子画成的世界帝国，也是虚无，如海德格尔、德里达找到的那样——这是人类几千年来走的思维主流之路。

另一边则是马可波罗式的实体思维，专注的、兴味盎然的，把目光集中在眼前就这一小片木头上，然后，就像一朵花缓缓舒展开来的模样，从嫩芽、虫窝、一棵树、一片林子、筏木工、大河、码头商埠、人声鼎沸中单独静静等待的一个女人……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人，如此没有尽头地流淌下去，不舍弃，不放过，直到我们再分不清它是新知还是记忆，是经验或仅仅是梦境里的景象——这是文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小说。

卡尔维诺在他《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演讲中重新引述了自己这段惊心动魄的文字（对他这么谦逊不自恋的人而言，这个不寻常的举动饶富深义，至少可看出这段文字对他的重要性，以及难能找到其他作家有类似的文字可堪替代），用来揭示他自己以及人类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两种不同认识世界的方法。在那回演讲当时，卡尔维诺并没有也无意做出任何优劣或说偏好的判决，事实上，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忙碌不堪的思维者，总是反复在这两端冲过来冲回去、拼命在维持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不易平衡。

但我们得说，像卡尔维诺这样总是在两种极端之间寻求对话和联系的人是极稀少的（轻与重、快与慢、简与繁云云），这使他不像个“纯粹”的小说书写者，既写出如《马可瓦多》这样马可波罗式的动人小说，也有像《帕洛马尔》这样忽必烈式的、几乎是运用数学、天文物理学演算出来的奇特作品，这是卡尔维诺个人的独特野望，说真的也是小说的冒险，绝大部分的好小说家并不这样，他们毋宁专注地留在马可波罗的实体世界之中，包括在台湾饱受误解，好像他一辈子只在想镜子和迷宫的博尔赫斯在内。博尔赫斯直截了当而且还不止三次五次地讲，他是个实体思考的人，事实上，他说的是他只会这样，他根本就不会概念式的思考（“我想我重形象胜过注重概念。我不擅长抽象思维，正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我倾向于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不得不时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论，但我更偏爱做梦，我更偏爱形象。”）。

然而，一样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书中的另一次演讲，我们却也看到了卡尔维诺终究讲出了如此沉重的话来：“但或许这种缺乏实体的现象不但存在于意象和语言当中，也存在这个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和国族的历史，使得一切的历史变得没有形体，松散、混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在生命中察觉到形象的丧失，而我所能想到的抗衡武器就是——文学观念。”

在这段话语中，卡尔维诺用了“瘟疫”这样的字眼告诉我们如今现实世界发生的事及其迫切性，几千年努力下来，概念性的抽象思考已成为普世性的暴政，成功地建构出一个没形象没实体的虚空漂流世界，比方说市场，不再是那个摆满琳琅物品、时间一到大家都来了、人人大声讲话、挑拣、讨价还价、调笑、争吵、散播东家西家八卦的一派热闹聚散之地，它不在任何地点，也看不见找不着，更遑论触摸和感受，它就只是供给和需求而已，同样的，世界、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城市、政府……无一不抽象，无一不是概念，相应于此，卡尔维诺所提出的文学，便有着迫切且重大的救赎意义，它不再只是作为学科分类之一、作为书籍诸多品类之一的专业性文学而已，它还是一种人看待生命和周遭真实事物相处的态度，一种失落久矣的实体召魂术，一种全然不同但必要的思维方式，以它特有的实体思考，重新为整个虚无的世界装填丰饶可感的内容。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讲阅读小说，简单一点说，就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