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到了北京，第一次有那么长久的时间跟儿子一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份幸福。而在这份幸福感里多少潜藏着我内心的几分疚意，因为老人家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人活八十不易，尽管现在许多人远远超过八十寿命，但在我看来这是个很高的人生峰岭——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相反我的奶奶则活到了九十岁。

女比男长寿，这在我的家族里获得验证。不过，我最想表达对母亲的一份敬意是，她比我奶奶更具有铁一般的人生形象。奶奶是一生都细声细语的人，小脚，长相完全像个大家庭出身的贵族太太，但她的娘家是离我家不足五百米远的一户纯粹的农户。人不能貌相，我母亲相反，她出身则纯粹是一个“街上人”（苏南话，意思“城市人”）。我的外公是位商人，做布匹生意，往返于上海和苏州、常熟之间，这也许是我舅舅后来有了一位上海籍妻子的缘故。外公生意做得好的时候，我出生地的何市镇上有半条街是他的，但他最终不出息，赚了钱就赌和抽大烟（鸦片），最后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连孩子也卖给了乡下人——那个孩子就是我母亲。母亲半岁时，穷困潦倒的外公病逝，无奈之下，外婆把我母亲卖给了成为我后来外婆家的一户乡下人家。“街上人”的母亲从此也成了一个半农半城的人。因为母亲后来的家里太穷，房子全是茅草铺垒的。这一家的外婆家有我的三位姨妈和一个舅舅，生活不是一般的穷。据母亲自己讲，她懂事后就经常回生母身边。相比之下，“街上人”的生活好一些，可我印象中，我的亲外婆住的地方也很破落，两个房间似乎是被劈开的侧房而已，我的两位表哥住着。亲外婆是个天主教徒，吃素。

舅舅是个小职员，与我上海人的舅妈生了好多孩子，所以小时候我经常把表哥们认混，至今依然不记得他们到底谁是谁。舅舅、舅妈对我很好，他们都叫我“明明”。但舅舅、舅妈的晚年过得完全不咋样，听母亲说他们年龄大了得病后身边没有人，一起双双自尽谢世，这对我刺激很深。某些上海人的种种劣迹，从小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小气而心胸狭窄，没有人情味，稍稍触犯了他们的一点儿针头大的利益便会终身与你结仇。一个不争气的外公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我的姨妈叫江瑞娥，但人家都称她为“江大大”，大概是江家的“老大”吧，至今已九十多岁了。也许是父亲遗传的原因，我姨妈生来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她年轻时正值中国抗日烽火硝烟四起的时候。姨妈是个不安分“守纪”的人，她参加了被人称为“土匪”的地下抗日力量，给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做事，《沙家浜》中的那些阿庆嫂、沙奶奶式人物就是我姨妈她们当年的典型形象。但姨妈的命运不好，解放前参加地下革命被人当作“女土匪”。

解放后，由于她的天然革命性，总是与那些说假话的干部对着干，“文革”前又总喜欢讲刘少奇、王光美一家如何如何地好。王光美曾经在我们家乡那里搞过1964年“四清”运动蹲点，姨妈对王光美颇有好感。可“文革”之中因为这个原因，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造反派把她屡次吊打，断了一条腿，曾一时被逼疯，光着身子到处乱跑……那时正值我当兵年份，武装部因为有姨妈的这些“政治问题”，我的应征入伍也便成了问题。这是后话。对这位姨妈，我心中一直很内疚，因为她曾几次托信于我转交王光美同志，但我没有完成任务，现在王光美同志已经去世，为此我深感对不起姨妈——她一辈子受苦太深。

还是来说说我的母亲。

母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她原本应该是很不错的出身，却注定要彻底变样。年轻时代的母亲什么样，我没有多少印象，只见过一张她的二十多岁时的照片，齐耳短发，洋气中有股力量。母亲嫁给了一个人使她摆脱了那个姓“王”的穷家，她嫁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不过因为可能是父亲的原因，使我母亲这个满身“街上人”气息的女人后来则成为了一生的“铁姑娘”形象。

父亲是生产大队大队长，年轻的时候估计是这个原因才把母亲诱引到手的。听父亲自己说，大跃进时他带领民兵营在很多当地有名的水利工程上显过威风。其实在我家族里，当干部的父亲最没有力气，我爷爷和叔叔才是扛几百斤不吱一声的“大力士”。但父亲是大队长，年轻时肯定要“以身作则”，时时处处要冲锋在前。我知道父亲为此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他只有一般男人的力气，却要干出超过一般男人的力气活。那是绝不能作假的场面，过去的水利工程，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用力气挑泥——将河心底的那些死沉死沉的泥土挑到岸头。这种苦力，作为他儿子的我也干过，所以知道其苦力之苦。做父亲那类小干部的妻子，除了面子上光彩一点，其他的实惠根本不会沾边，只有更卖力的份儿。母亲就是在这种条件和时代下慢慢成了“铁姑娘”。

“铁姑娘”是“农业学大寨”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她们是一支干男人一样的活的突击队，大寨大队的郭凤莲就是最典型的“铁姑娘”。关于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事，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对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来说，不用加任何解释都明白。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除了“文革”之外的运动，还有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不能不说这些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相关的运动有其进步意义。我反对一味对当时的这些运动提出批判，自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运动也会有许多违反自然规律的主观色彩，比如“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能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因地制宜行事，比如过度的以粮为纲措施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在许多地方反而倒退。但毛泽东主观愿望开展“农业学大寨”则是为了号召农民们像艰苦奋斗的大寨人一样获得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并通过这种精神促进落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这些良好的主观愿望不应一概被当作坏事。学大寨中广大农民激发出的改天换地精神和为国家多打粮的奉献精神，我认为非常宝贵，至今仍然十分需要。其他地方不说，我亲身感受到的即使在我的老家——江南苏州地区这样一个鱼米之乡，正是因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才促使许多农田基本建设获得巨大的改进和提高。虽然那时我年龄还小，却已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名战天斗地的小社员，并且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我仅有十几岁，由于“农业学大寨”的影响，我们那儿一年种三季水稻和小麦，冬天又要搞各种各样的水利建设，三个字：太辛苦！甚至有些不堪回首。无论如何现在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农民兄弟姐妹是不会经历那种苦生活了。也许正是这样的苦难生活，练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钢铁般意志和坚定不移的信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才更加深刻地敬重母亲作为那个时代的“铁姑娘”形象。

何谓“铁姑娘”？就是那些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表现出与男人一样干重活、干累活甚至比男人干的活更重、更累的年轻姑娘们。当年由于农村被“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农活太多，太繁重，许多地方的男劳力已经无法承担，于是就由妇女来承担，然而能够与男人一起拼打的只是少数或年轻的妇女，于是“铁姑娘”队伍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像我母亲这样的“铁姑娘”，生来就是。她们那一代年轻妇女，除要操持家务外，争强好胜的脾气和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我记得在小时候，父亲等男人们一到冬天就去外地搞水利建设了，留在生产队的妇女们就得顶起男人的活，比如挑河泥、挑大粪、抗旱等重活就得妇女们干。母亲那时身为大队长的妻子，她丝毫不会有半点“官太太”的特权，有的只能是比别人更卖力的可能。母亲太要强了，我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干男人们干的重活、累活。尤其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她和队上的几位年龄相仿的妇女们一直是生产队的顶梁柱，甚至连男人们都不愿干的事、胆怯的活，她们也都担当起来。夏天在炎热的气候下插秧、收割，她们冲在最前面。尤其是到了“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母亲天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早晨三四点钟就得起床为我们一家人做好饭菜，然后便披星戴月去拔秧和割稻子了。白天的干活时间除了几十分钟的吃饭时间，晚上还得干到九十点钟。想想她一天还有多少休息时间？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铁姑娘”。

七年前父亲患绝症，我回家探望。宅基地后面还有一块菜地，平时浇水一类的事由父亲完成，从河边挑一担水即使半满桶，也有八九十斤重。有一天我陪父亲在院子里晒太阳，父亲突然说：“你去帮你娘挑担水。”我回头一看，瘦小的母亲，竟弓着腰，从河边挑起两桶水，颤颤巍巍地朝岸上走……我赶紧过去抢她肩上的担子，却被她一手挡住：“还是我来。”这怎么行？我抢过担子接过来，却直不起腰来。

“看看，还是我来吧！”母亲讥笑我无能。那一刻我深感自愧，又对矮小我一个多个头的母亲肃然起敬：她都七十二三岁了，竟然还能挑得动近百斤的水担！

不是母亲有超人的体魄，也不是母亲身体格外健康。母亲的个头一般般，年轻时也属中等个，她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有偏头疼病，一到夏天就头晕；冬天怕热，一热又要晕倒。很可怕，我到北京工作不久，曾经让她到北京小住，哪知第一天进门就躺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她说她受不了屋里的热度，大冬天的零下十几度，她却要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外面吹风，看得我们直心疼。她却说这样好受些。转过头她就咳嗽，咳个不停——她的气管有病，也许就是这样生成的。在老家也是这样，冬天和夏天都是她难过的季节，然而母亲年年都要经历这些苦难。可她竟然一年又一年地苦过来了。

顽强地、从无怨言地、不折不扣地这样负重，这是母亲一生留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和最光辉的形象。

或许所有的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懒惰的毛病，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天性。但似乎我母亲骨子里就没有这种懒惰的毛病。无论对公家的事还是在自己家里，甚至在外人家，她是一生都闲不住的人。不干活对她来说是一种罪孽，甚至是痛苦。她的这种“铁姑娘”作风甚至遗传到了我姐姐和妹妹身上，与她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我这个“公子”是最幸福的，因为什么活都不用我插手。对此有时我深感惭愧，但又常常心安理得。在母亲面前，我经常想：一个人为自己或自己家里人干多少活、多干些活，不会有怨言，能自觉自愿，但如何为公家而干、为别人而干，没有啥报酬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到底是什么精神和出发点在支撑呢？

我问过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反正有人要干的事情，你搭一把手就干了。干了就不要去计较。”这是她的话，也是她一辈子的人生哲学。这是一个新中国锤炼出的“铁姑娘”的内心世界。

我亲爱的、苦命的、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敬仰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