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早晚的事。有的人走了，我们喧哗一阵，又忘了伤感；有的人走了，我们热闹一阵，又冷清依旧；有的人走了，你却不想去轻易地提及他，因为那份深深的伤痛一直扎在心口上……程贤章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就是这种感觉。他走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出访，他走之前不久我到过他居住地梅州。那时他病得相当严重，瘦得皮包骨，但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是何等的高兴，他说我是他文学道路上最后一程的“挚诚合作者”，因为这，我感到程贤章先生的走，让我久久不能从悲痛中缓过劲来。

他让我想起了很多……他让我感到一个文学家是应该如何走完最后一程时保持尊严！

五年前我在作家出版社任社长时，有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两位年轻人陪同下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介绍他是广东的程贤章。这个名字是我熟悉的，但却是第一次见其本人。出于对老作家的尊敬，我请他说事，因为我知道老作家们找到作家出版社社长基本上都是愿望出书——从一听他的名字、一见他本人进我办公室起，我内心已经做好了“同意出书”的准备，老作家耕耘一辈子，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本自己满意的、不要花钱的书是何等的迫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而不做呢？

但程贤章老先生没有说他自己要出书，却说他要组织全国的作家写一本《中国治水史诗》：“水是人类文明的开端，水是中国历史的全部痕迹，水对今天的中国依然特别重要，所以我要组织全国的作家来写一本大书！”程贤章老先生说，那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直逼我：“你同意不同意出？”

哈，还是为了出书。我内心笑了。

“同意。只要有人写，有人出钱，就出！”我随口而言。

“好，你社长同意了！我们就干！”程老高兴得像个小孩子，竟然手舞足蹈起来。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这书到底写什么？谁来写？怎么个写法？”我问。

“是这样：我们要请名作家写，从大禹治水开始，一直写到现在长江三峡建设……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水史。我要请名家大家写！用报告文学形式写。对了，你是报告文学大家，你也参加。怎么样？”老先生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规划”，老实说，我被他的精神和动议所吸引。尤其是他给我讲了他梅州好友、著名企业家杨钦欢先生如何愿意出钱帮助完成此书的计划时，我被深深感动了。

“我写过长江三峡移民，如果你认为可以收进去，我把部分篇章发你看看。”我这样回答他。

“好。我和杨总看完，审定符合要求，就立即付稿费。”程老底气十足地补充一句：“千字千元！”

爽，广东人真有钱。我心里暗暗佩服。

“我今天来，除了问问你同意不同意出这书之外，还有一个主要任务……”程老眯着眼，笑着盯住我。

“说。”

“请你出山，当《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他突然异常庄严道。

“不敢不敢！我怎能做主编，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做。不要不要……”我一听赶忙推辞。

“不要推辞嘛！”方才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下阴沉了下来，又马上闪出光芒：“来之前我早把你在报告文学上的许多大作阅读了一遍！这个主编，非你莫属！”

“那也不行。是你们的策划，你又德高望重，你当最合适。”

见我坚持推辞，程贤章老先生想了想，便说：“那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当主编，你负责编务出版事宜，我负责组稿拉人。怎么样，说定了！你可再不能推了！”

看着老先生如此真诚，我无奈地说：“那……就照你的意思吧！”

“哈哈哈……何建明同志同意当主编啦！”不想，这位我心目中敬重的老者竟如孩子般的童真，双手举着，欢呼起来。“发消息，明天告诉家里人，何建明同志同意当我们的主编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程贤章老先生。

几个月后，北京已是雪花飘舞的寒冬。一天，我突然接到程贤章先生的电话，说他到北京了，住在全国妇联大厦，邀我去一下。

我去了。到了以后才知道程贤章一行五个人——其中四位是他的年轻助手。“我已经走了四个多月，到处约稿，刚从东北张天民那里回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仅张天民愿意为我们写稿，而且邓刚、刘兆林，还有江西的陈世旭、北京的李存葆、天津的蒋子龙、湖南的谭谈、山东的张炜、北京还有叶延滨、缪俊杰、王必胜……他们都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程贤章老先生一口气念了一大串著名作家的大名，又说，“有的已经把稿寄来了。你看……”

他的助手们立即从湿盈盈的包中的塑料袋子里取出一沓厚厚的稿子给我看。

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也可以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知道一项发动全国诸多作家来参与的创造工程不是那么容易，且都是些名家。但程贤章老先生竟然做到了。我能不感到格外的意外吗？后来才听说，这都是程贤章老先生亲自到一个个地方去登门拜访一个个作家才约到的稿啊！

一个年近八十、双腿患疾的老人历经数月、行程万里，在做一件与他本人毫无名利关系的事，这是何等的精神！

有这样精神的人，什么事不能办成？一年多之后，《中国治水史诗》顺利出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发式，引起了媒体和各界的热烈关注，连清华大学的著名水利院士都纷纷来出版社索求此书。为了三百多万的大型图书的组稿和出版，程贤章老先生跑累了那双有疾的腿，而他的壮举也获得了回报——当他支着拐杖颤颤抖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那一瞬，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到程老先生的眼睛在那一刻闪动着晶莹。

“我不要一分钱，我只想能够在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里做点文学贡献。”这是程贤章多次跟我聊的话，他那文人的童真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要在家乡梅州建一座客家文学院。”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经营多年。为了这个“客家文学院”，我先后三次到梅州去与他商议，最后这座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国客家文学院”于2012年11月在梅州正式成立。那一天程贤章老先生特别高兴，虽然他刚刚动过大手术，但精神格外好。那一次梅州之行前夕，我主持出版的十卷本《程贤章文集》也正式出版，这是给八十岁的广东文学元勋带去的一份厚礼，为此程贤章老先生送我一方他心爱的砚，并说他其他的心爱之物都捐给了公益事业。

“我安眠时，什么都不要，只要枕着你给我出的这套文集就行……”他说这话时，又露出一副童真之笑。

多么高尚的心灵！他的心里只有一样东西：文学。

也许他早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他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瘦得脸都变了形，但他依然跟我一南一北地在操办编辑出版另一本巨书——《中国海洋轶事》。

“海洋太重要了！中国南海、东海……不断有外国人在干扰，我们要搞本海洋的书，让国人和年轻一代了解了解中国的海洋历史和现状。”在完成《中国治水史诗》后，程贤章老先生又对我说。

新的工程又开始了，程老先生已经不能再像第一本书那样到全国各地走动了。他坐镇梅州，一边治病吃药，一边指挥着我们百余号人前后左右地工作着、写作着……这又是一部三百余万字的大型图书，参加的作家更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名单。

你走了——程贤章老先生。你在生命最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几乎是坐在轮椅上、以另一种方式在创作和编织着自己的文学锦绣，这锦绣还把其他许多作家一起烘托其中，共同闪烁光芒。

老先生，你走了。听说你走的时候特别安详。我想，你应该走得安详，因为我认为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可以组织几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战役、去实现一个并不属于你一个人的文学梦想，这是何等的奇迹！

我曾说过：我到梅州，是因为两人的缘故：一是因为这里出了一个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二是因为这里有个广东文坛巨匠，那就是你——程贤章先生。

梅州我还会再去，无数次地再去。我要去看长眠在那里的你——一个用最后的生命让文学更加具有尊严的作家。

2013年2月19日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