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三十余年，还第一次见得这么早就下起那么大的雪——那天我走到户外，仰头望着纷飞的鹅毛大雪，突然心头一阵发紧：老天怎么啦？

老天——它真的出事了啦！它要无情地把与我同龄和同社同室工作了十四年的好兄弟杨志广带走了……大雪的第二天，我正在发烧，又赶上北京正迷漫在甲型流感的疯狂之中。本来不该出门，但因为是志广、因为是我的好兄弟，我必须到医院去一趟！

可刚出门，我就想折回——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想再看到那痛不欲生的一幕幕悲情……

我的父亲与志广患的是同一种绝症：肺癌，他患病时间比志广早两年，我父亲从查出绝癌到去世十一个月。所以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得知志广查出肺癌时，我内心紧张得要命：这还了得！

谁都清楚，患上这样的绝症，便意味着行将死亡。

活着的人并不清楚死亡的那一瞬是多么可怕。但几乎有些经历的人都知道，患肺癌的人在结束生命时候是最痛苦的，尤其是像我这样亲眼见过父亲离世情景的人更加知道这一点。

志广啊，你怎么也会患这样的绝症呢？你不该！你可以生各种病，可以一直不用上班，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患这样的绝症！

当时的我就是这种心境，然后每每见到志广时脸上则不得不总是挂着很不自然的笑容这样对他说：“没事，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你想休息就休息，你想上班看看稿子就来班上……”

事实上我心里在想：说的什么废话！

与志广认识是在1995年，那时我在《新生界》文学杂志当主编，当时已经知道我快要到《中国作家》了，于是借机邀请了一批《中国作家》的工作人员和汪国真、毕淑敏、徐坤等作家到我老家“沙家浜”采风，就在这一次与志广相识，第二年开始我们便成了情如兄弟的同事……

八九年弹指一挥间。2004年我开始主持《中国作家》工作。2005年，我、志广、肖立军又在筹划将《中国作家》由月刊改成半月刊，创办《中国作家》纪实版。2006年我们干得风风火火，受到同行的热切关注。而就在我们再次意气风发迎接新的挑战时，从内蒙古采风回来的志广在煤炭医院体检时被告知患上肺癌……

天！这是我当时在内心重重发出的一声叹息。因为我知道患上这样的病等于宣布你的死期，而且你必将面临死亡前的极度痛苦……

志广啊，你不该得这种病，善良而内向的志广，勤奋而志远的志广！

我的父亲离世的时候是七十二岁，这是男人的一个坎，他没有过去。而五十刚过的人却要接受死亡的挑衅实在无法接受。志广和我同是1956年出生的人，而且生辰的月份也非常近，又同在一个单位，十几年时间一直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共同在为一本《中国作家》的发展与生存奋斗，我们基本上又同处一样的职位。很难想象十几年里我们竟然从没有因为什么事争吵过一次、红过一脸，这或许在文学圈里是少有的。所以我们内心都把对方当成亲兄弟相待。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在志广患病的后期，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半天说不出话，当我连呼他几遍后，他才不停地哭泣起来，而且始终没有说出话来……我知道他太痛苦了，于是赶紧赶到医院。见面后，志广的表情好了许多……当我想多坐一会儿与他聊聊天时，他却一再让我“走吧走吧”。这样的提示只有亲兄弟之间才有，因为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他的好友，我知道他的这份心意。

这样善良的兄弟怎么可以就这样地走了？我很痛苦。从父亲患病、离世，到同室同事志广再患绝症的这四年多时间里，我的内心一直如此。

关于志广，作为同事，我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是后来才到的《中国作家》，他在《中国作家》的资历比我深得多，他对文学和编辑的理解与功力也比我强，他在作家圈里的影响也是人人皆知的。在我们的前辈中，京城早有“四大名编”之说，而我一直这样说，在继章仲锷、张守仁等四大老名编之后，京城的文学期刊界的编辑队伍中，志广是屈指可数的新一代名编。尤其是他对小说的理解和感觉，是被许多著名作家、批评家和大编辑们所认可的。我的这些依据一是来自《中国作家》内部，因为志广一直分管小说编辑室，而小说编辑室是《中国作家》的支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编辑部一直是志广领导的，即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双月刊时期，《中国作家》经历了冯牧、高洪波、章仲锷等几任领导，但干实际工作的始终是志广为首的一批业务骨干，而且可以这样说：作为编辑部负责人和主管业务的副主编，志广在这其中所付出的是最多的。

“志广”，是杨志广的名字，但又是我们大家对他的称呼，在杂志社，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他。这是一份亲切，一份特别的没有距离的亲切，在我们同辈之间，这是兄弟间的称呼；在与老一辈之间，这是一份亲切；在与年轻一代，这是一份尊敬。一个人能够被人这样称呼并非易事，但志广做到了，他以自己一生的谦和、平实、善良、包容的美德获得了这份广受的尊敬和称道。志广这样优秀的编辑家、批评家现在在文学圈里已经不是很多了，这一点更让我感觉他的匆匆离别，实在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我到作家协会比志广要晚，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成为杂志社的主编。作为副主编的他，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内心产生过不悦，相反在日后的几年里，他始终如一地支持帮助我，并且与我一起设计、策划《中国作家》的几度改刊和新的发展思路，其间我们一直并肩战斗，使得《中国作家》从双月刊变成了全国唯一的文学半月大刊。特别是将一家文学期刊明确地分为“小说版”和“纪实版”来办，这是文学期刊如何适应当下市场需求的一种有益尝试。近几年，如《当代》等一些大刊纷纷增设“原创”或“长篇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借鉴了《中国作家》的改刊经验。2008年6月，当我离开《中国作家》时，我们在总结近十年的办刊探索之路时就与志广谈过一个共识：文学期刊要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获得进步与发展，就必须经常地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调整，否则就难有出路。实践证明我们的探索是成功和有益的。在我离开《中国作家》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新主编艾克拜尔的领导下，《中国作家》越办越好，人气不断聚增，令人欣慰。而这其中，患病后的志广的贡献毫无疑问仍然是重要的，并且更加让人敬佩。

在开始得知志广患绝症的那些日子里，我特别担心他会很快彻底地垮了，但令我惊愕和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面临绝症时表现得那么从容、那么坚强和那么无畏！这份从容、坚强和无畏表现在志广这样性格的人身上，在我看来是极其伟大和超然的。因为换了我和其他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另当别论。两年多时间里，志广一边治疗，一边上班，基本上仍然承担着副主编的角色，而一个人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的同时，仍然如此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也充分证明了志广对文学、对事业、对人生的那份执着、热爱和淡定。每每想起这些，让我更加对自己的好兄弟、好同事——志广有一份崇高的敬意，并且禁不住泪水盈眶……

志广是不该这么早就走的。如果身体不出问题的话，毫无疑问他应该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单位的一位表现十分突出的主管领导者，也毫无疑问他是全国众多作家心目中的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好朋友。

我知道，《中国作家》创刊近二十五年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今天那些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几乎都受恩于《中国作家》的滋润，而他们又几乎都接受过志广作为编辑朋友式的指点，于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志广在《中国作家》的二十几年间一直在为别人默默无闻地作嫁衣，但经他之手“出笼”的一部部作品却早已响彻中国文坛，为广大读者所熟识，并且永远地写入文学史册。从这意义讲，志广短暂的一生留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其实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对此，我想文学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总结和褒扬。

人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珍惜许多东西。似乎只有到了真正患病和离世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叫珍贵，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又有谁在没事的时候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痛苦，这话不无道理。问题是身处这种痛苦之中的人常常还在这样的痛苦中自添百倍的痛苦来折磨自己、折磨别人。志广在患绝症后与我有过多次谈话，当我十分关切他的病情发展情况时，他却平静而真切地反倒一次次地提醒我：“建明，你的脸色不太对劲，有时间去查查。”“你瘦多了，得多注意了！”这些话是我离开《中国作家》碰见志广后他常对我说的话。那一刻，我的心头会顿时涌起一股股暖流……这不就是兄弟间的亲情吗？

志广和我皆属猴，猴性应当是活跃和聪明的灵性之物，相比之下，志广要比我内向一些，但他的活跃和灵性不像其他属猴的人那样容易表现于外在，而是常常表现在他的幽默和突发奇想上。所以我们一对“猴子”在同一个单位共事，共同执着地为《中国作家》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几十年中一段最舒心和最难忘的时光，所有这些可以归功于志广的功劳。他的忍辱负重、他的包容宽厚、他的勇于担当、他的无私奉献、他的任劳任怨和甘当配角等美德，使我和诸多同事获益匪浅。我相信，留下志广大半生心血的《中国作家》一定会在艾克拜尔主编、肖立军副主编的领导下继承志广的职业美德和高尚情操，越办越好。我想这也是志广为什么在患病后的几年里仍然一直没有放弃工作的一种期待，因为《中国作家》是他的生命，它可以成为志广和我们这些曾经为之努力奋斗的志士的理想的追求圣地——既然已经存在了二十五年，那么它的生命还应该有五十年、一百年……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志广的、我们的《中国作家》仍然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朝气，那么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作家们！

志广，我的好兄弟，你听到我们这样对你说了吗？现今，在天堂里的你，可以好好休息了，《中国作家》的工作人员和广大作者们、读者们，将永远惦记着你……

安息吧，志广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