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像谢晋导演那样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爱戴和普遍喜欢的。2013年11月21日，是我们敬爱的大导演谢晋的九十诞辰日。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世纪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我想也是，但我想在秋雨先生的后面再加一句话：即使谢晋导演在二十一世纪初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在世，然而他照样影响着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他的艺术生命始终并没有因为他的生命终结而终结过，相反“谢导”的影子和“谢导”的作品一直在被人们提及和继续地被当代人捧作经典来观摩与议论它。

2008年10月18日，是谢晋的去世日，当时这一噩耗震惊了中国亿万公众，因为谢导——全国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称呼他，走得突然，甚至走得有些让人不可接受。我和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有一种一时无法释放的悲痛……在谢导九十岁诞辰前夕，我收到了由他外甥宋小滨编著的《家里家外话谢晋》一书，读着里面的每一行动情的文字，不由勾起了我对谢导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泛起了当年谢导与我在一起时所谈及的许多“闪光的历史瞬间”，而这些谢导在世时不曾公开发表的诸多与他电影事业密切相关的史实故事，也从宋小滨那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证实——我以为发生在谢导身上曾经有过的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应该是新中国文艺史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在谢导九十岁诞辰时讲出来，算是对人民尊敬的中国一代电影大师的一份珍贵纪念吧——

谢导在旧中国时代就已经成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他考取了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家政治研究院”。在当年的6月11日的发言中，他就说过一段记在他日记中的话：“我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更是不应该老为个人打算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光靠近群众还是没有用的，要爱群众、关怀群众（像关怀爱人一样，这当然一时不易做到，但这是方向），并随时地向群众请教、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谢导一生走的电影艺术事业都是按这条路线走过来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历程。谢晋之所以得到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和关爱，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喜爱，这与他确定的这一艺术人生方向密切相关。他还曾这样说过：“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要像屈原、司马迁、杜甫……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

正是因为谢导的这份赤子情怀，使得他一生的艺术事业备受几代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厚爱。宋小滨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2007年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进行工作调研时，与谢导手拉着手，边走边聊的情形。当时习近平满眼深情地对谢导说：“谢导，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

看着谢导的电影长大的，几乎是我们许多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但我从谢导的口中还知道，谢导的电影还受到了几代中国领导人的特别关心与特别关照。

1960年，谢导执导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上映后，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同年，红色娘子军第二任连长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专门授予这位娘子军连长一支苏式自动步枪和一百发子弹，并举起大拇指说：“你很不简单。”1962年，就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前夕，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设立了中国电影“百花奖”。该奖是由全国观众投票选出的奖项，在中国是第一次，也是世界第一次由观众投票评选出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奖项。《红色娘子军》被评为最佳故事片，谢导被评为最佳导演。后来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看了该剧演出，评价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是好的。

谢导对我说过，他为了导演好《红色娘子军》，曾经无数次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的著作里，对农民运动作出了极其深刻而生动的描述，对我了解和把握革命中的人民群众和当时的敌我之间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谢导曾这样对我说过。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谢导是个幸运儿，因为他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而幸免于难。1957年“反右”斗争高潮时，谢导正被周恩来总理点名去拍《女篮五号》，这让他躲过了一劫。后来在“反右”时，还有人奇怪地去电影厂查所有的会议记录时十分纳闷：“谢晋这人平时喜欢胡说八道，怎么会议记录中没有他任何言论？”谢导后来笑言：是周总理让他“忙”得没时间去“胡说”。

在回忆一次周恩来总理召集的“电影创作会议”上发脾气的事，谢导说：那次会议是在中宣部的一个小礼堂开的。当时谢导坐在第一排，会上有人连说了几个这不能写那不能写，周恩来听了很生气，差点拍桌子，当场指着那个发言的人说句少有的“江湖”话：“你算老几？”谢导说，当时全场的人都傻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大家没有想到周恩来会对那些干涉创作的人如此讨厌。总理有一次批评创作中的大话套话时说：“你们文艺作品中写的大段对话，像报纸的社论。要作报告我作得比你们好多了，要你们文艺工作者干吗？文艺创作嘛，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判者。”

谢晋对邓小平尊敬，感情也特别深。他一直保存着1997年参加邓小平追悼会的那身黑色西装、“邓小平治丧委员会”邀请他的通知书和参加追悼会时戴过的白花。有一件事让谢导在生前久久不能忘怀：那是1994年春节，邓小平和家人一起在上海过春节。当时的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提出要到谢导家看智障孩子阿四。谢导知道后十分激动。邓朴方到谢导家后，亲自为阿四系上红领巾。看着傻儿子佩着红领巾不停地在喊着“红领巾”“红领巾”的情形，谢导的眼睛里噙满了眼泪……“我感谢朴方，更感谢小平同志还惦记着我家有个傻儿子。”谢导动情地在我面前提起此事。

1984年，谢导拍了部当时影响巨大的《高山下的花环》。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过这影片。谢导对我说，有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北京军区视察部队，问秦基伟司令员：“怎么搞的，烈士抚恤金才五百元？”（《高山下的花环》里有一句这样的对话说了抚恤金的事）秦基伟司令员只好对总书记说：“这个标准是抗美援朝时期定的。”胡耀邦同志立即指示道：“得马上改一改了！”事后，中央有关部门很快将抚恤金提高了许多。此事在全军广为流传，大家都要感谢谢导的电影。甚至有当时的老山前线军人将自己的军功章寄给谢导以示感谢他对伤残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关心。

江泽民与谢导可算是“老交情”了。“那时江泽民同志已经到北京工作，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要职。有一个晚上他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不在家，他就在电话里对我老伴说：‘我是江泽民，你是谢晋导演的爱人吗？’我老伴一听连声说是是。江泽民接着说：‘我找谢晋导演，他在家吗？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老伴赶紧回答说我在外面拍片子，孩子挺好。后来我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此事。事后有一次江泽民同志见了我笑着说：‘谢导，我找了你三次，都找不到，你比我忙呵！’”谢导抿着嘴说他与江泽民同志之间的友情。

在拍《鸦片战争》时，谢导碰到了难题——资金筹措出现困难。他想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于是电影后来很顺利地拍了出来。在请党和国家领导人观摩的会上，电影放完后，影场里沉默了好一阵。谢导有些紧张地压着大嗓门，小心地问了一声：“怎么样？”没有人回音。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沉默：“很好！”是朱镕基的声音。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调去拷贝再放一场，会场外面至少停了五百辆车子。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对谢导说：“我们在办公时间看你的电影，这事以前从来没有过。”

后来谢导又筹拍《拉贝日记》，同样遇到了资金问题。他再度求上朱镕基。谢导的本事大，当时他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坐在与江泽民同志一起的一号桌。见朱镕基在二号桌，谢导见缝插针地悄悄跑到二号桌前，笑眯眯地将一封“帮忙”的信件交给了朱镕基同志。“后来中国银行的行长看了朱总理的批示很吃惊，说总理批准的权限是在五亿美元以上，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批准权限在五亿美元以下。可你谢导，朱总理批你的是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前所未有！我只是笑，不能告诉行长我使的啥‘秘密’招数。”谢导说这事时，连干了三杯茅台。他给我讲这些“故事”时总是格外得意。我知道后来由于涉及拍摄《拉贝日记》要用外籍演员问题，一时未能请到一位合适的这样的演员，所以有人建议把这一千万元贷款先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但谢导坚决不同意。此片最后还是因为版权及聘用外籍演员费太贵，谢导不得不放弃了。一千万元贷款也如数被谢导归还给了银行。

谢导一生坦途广阔，但也有不得意的时候。与我的合作算是件不怎么顺利的事，这也应该算是谢导最后的一件遗憾的事了。2003年北京“非典”仍处高发期时，他不顾风险，独自跑到京城来找我，说建明你写了那么多“教育题材”的作品，我准备要拍部“乡村女教师”的电影。大导演找我拍电影，令我十分激动。于是我们一老一少忙活了足有近一年时间，把剧本也写出来了，拍摄的点也踩好了，但资金却迟迟落实不了。主要是谢导的原因——他原本以为由他拍这样的关于国民教育大事的题材肯定有人会出钱，但结果就是找不到出钱的主，为此已经八十二岁的他，多次跑到北京，找这个领导那个部门，但就是没有最后落实，他甚至向时任国务委员的老熟人陈至立写信求援，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着落，一直到他在突然去世之时依然没有落定资金——这是谢导最后的一个遗愿。我知道他生前挂念着要为中国教育做件事，可惜壮志未酬人先逝，为此我听了谢导不幸去世的消息后，不由万分悲痛……

谢导一生，导演了无数精彩的电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他与他的艺术形象一样，也将永远留在我们心头，即使再过九十年、一百年，人们依然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