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温州人的交往很有限，但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最早认识温州人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北京街头。那时我也刚刚到北京工作。当时的北京，虽然也已经是中国人民很向往的伟大首都了，但那时的北京街头绝没有现在那么繁华和现代化。大部分北京人夏天穿的是塑料凉鞋，冬天穿的皮鞋也是常常掉跟的那种很低廉的皮革类东西，很容易坏。于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就出现了许多修鞋的温州人。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温州人的阶段。

我记得那时的温州人可以说是北京街头最辛苦和辛劳的一批人，他们每天早早地就在大街小巷的路边或十字路口摆摊，他们基本上都有一台补鞋机，有的是手摇的，有的是脚踩的。后来我到温州采访，才知道这种补鞋机就是他们温州人发明的，我还见到了当年发明这些机器的“元老们”——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缝纫机大王”，也有的像现今非常出名的“汽车狂人”李书福这样的人（李是台州人，是受温州人的影响而走向中国民营大亨的）。我住的地方就有几个温州修鞋匠，他们有老的，有少的，也有女的，很年轻的女人。夏天似乎见他们的影子少一些，后来知道夏天他们大部分回家做农活或到了东北地区去补皮鞋了——补皮鞋要比补塑料鞋多赚一些钱。

温州人会算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是一分钱一分钱加起来的资本积累。冬天的北京街头，温州补鞋匠是当时北京街头的一道绝对的风景线——也不知怎么搞的，那时的鞋子太容易坏了，还是人们买不起新鞋穿，反正我觉得补鞋的人特别多，常常要排着队等在温州补鞋人的面前。好像那个时候的温州人很吃香，谁要是跟他们熟悉一点，就可以获得补鞋“优先权”——这很重要，那时大家都很忙，上班时候特别重要，人们的自觉意识也很强，街头也没有那么多汽车，只有公交车，上下班主要靠公交车和自行车，在“时间就是生命”的年代，温州人已经先一步意识到了“时间就是金钱”——首都北京人那时是不敢这么说的，即使心里也这么想。虽然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就连我这样的军官也就几十元一个月，但温州补鞋匠的收入已经不少了，粗略地算一下，他们一天至少能挣十几元。一月下来就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可他们非常辛苦，这也是我对他们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在街头巷尾永远牢牢地“钉”在那里，从不轻易搬动，像汽车站的牌子一样，除非发生了特别的意外。令我感动的是，每每天下雪刮大风，大街上不再有人时，你透过窗口，看到大街上几乎连公交车都没有时，那些温州补鞋匠却依然坚守在他们的补鞋机旁边——像一尊劳动的丰碑，让我几十年不忘和敬重。后来我问过一个温州补鞋匠，问他为什么下那么大的雪、刮那么大的风，零下一二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也没有什么人来补鞋，可你们为啥还不到房子里躲一躲，他笑笑告诉我，这就是他们温州补鞋匠赚钱的秘密：你是服务于大家的，你不知道需要补鞋的人啥时候得空，他得空的时候可能是上班前，也可能是下班后，或者是星期天节假日，或者就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他得空，这个时候他要补鞋，可一下找不到你了，人家咋想？如果我一直在那里，人家想啥时来就啥时来，这叫信誉。信誉到了，生意就会不断，我们也就会积少成多。原来如此！我听后恍然大悟。

从温州人的第一桶金开始，就知道了什么叫服务，什么叫信誉！诸君知道吗？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不知者想赚大钱肯定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温州人比我们会赚钱是有道理的，人家老早就有这悟性了！

第二阶段认识温州人是在九十年代末，温州经验已经非常成熟了，全国都在宣传温州经验了，到温州就像这些年大伙往国外跑一样热闹和平常。那个时候我去过温州，作为一名作家去采访采风。那时我见温州大小街道上到处都是自己开的小店，以服装为主。许多外地客人喜欢那里的服装，时尚而便宜。但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太喜欢买衣服，可有一次朋友硬拉我去转服装店。走了一家又一家，温州朋友还不断向我介绍说谁谁都是百万富翁了、千万富翁了！那个时候的温州人脸上已经有了些骄傲的神色，但大多数人还很谦虚，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也十分注意听取别人意见。走了十几家服装店，我发现一个问题：温州人很会做自己的衣服，但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我曾问过几个老板，他们（她们）立即会红着脸朝我笑笑，说：哪能做得了品牌嘛！我们就想赚点钱，有的衣服是自己做的，有的衣服是从朋友手里转手来的，还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批发来的。没想到自己的牌子。我一打听，他们多数以前是农民，品牌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陌生，可以理解。

但有一个老板那里，我看到了他有品牌，是自己起的。不过名称很土，不是“秋艳”，就是“红绫”“春丽”什么的，有个男装店，他也有品牌，但起的名字也十分俗气。“你是作家，你给我们起个名吧！”这个老板很聪明，把球踢到我这边来了。为了不丢份，我硬着头皮给他起了一个：男人嘛，不是英雄，就是才子，你朝这个思路试试看！“好！好！我一定重新起个‘英雄’和‘才子’牌！”老板一听很高兴，连连向我道谢。这其实也就是现场的一次调侃而已，我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若干年后，在电视广告中我看到了“才子”男装的广告，我还开玩笑地对家人说：“这是我起的品牌名字哩！”当时也就说说而已，并未放在心里。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有一天邮局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几件“才子”服装！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谢谢何作家，我是温州某某人，当年你给起的“才子”服装，后来我已经做成自己的品牌了，现在生意不错，“才子”牌男装的生意更是火爆，为了表示感谢，特意送上几件“才子”男装给您……我一看，乐开了嘴：温州人真行！温州人真能干！温州人干啥就是能干成！那次我还给其他几个小老板起过商标名字，他们现在每年过节时都要向我问候什么的，很讲义气，不忘点滴之恩。

这是我对温州人的第二印象。第三印象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那时我应著名导演谢晋之邀，到温州创作一部农村教育题材的电影。我和谢导多次在2003—2004年里去过温州。这一次，我对温州人有了全新的认识，起因是在我和谢导为了最后拍摄这部反映乡村女教师题材的电影筹款而与温州老板们的打交道过程之中。谢导坚持认为一部八百多万元投资的电影，在温州寻求投资和搞点赞助不成问题。于是他老人家多次来到温州，甚至与温州企业家们屡屡接触。我也曾跟着谢导再次来到温州，与那些亿万富翁交流和介绍我们的电影，然而令我和谢导意外的是：我们竟然没能实现筹资计划。原因是温州老板们对我们的电影及投资项目一次次地论证着。后来不巧的是谢导因故意外去世。这样，我们的那部反映温州山区女教师的电影就没能如愿拍摄。

这也是谢导最后留下的遗憾。可那一次我对温州人的印象并未因为没有筹到电影款而后悔，相反我对温州人有了更好的印象：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什么事只有想通了才可以去下决心做。他们已经是财富的主宰者了！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温州人的成长史。他们的成长过程，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成长史，值得我们去歌颂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