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叶老师再一次会面，在约定的那天下午。

早到二十分钟，在社区楼房后面的花园里等待。坐在紫藤花架下。不是花期，只有暖煦的阳光从棚顶洒落下来，照得人昏昏欲睡。小区里安静，没有什么声音。有人在打麻将，麻雀偶尔发出几声鸣叫。日常生活波澜不惊。

想着那一对楼上的老人，经历过时代一波波变迁和冲击，互相陪伴，相濡以沫。如今白头到老，岁月静好。她何尝不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敲开门，叶老师出现。她休息了一天，很有精神。坐下来，我泡了她事先准备好的茶叶。

上次曾提过想看看她以前的照片，她已认真准备。分享老照片是很难得的机会。我说，昨天蒋大姐说，你有一张特别漂亮的结婚照片。她微微一笑，没有续上这句话，只是接着往下说：“这些年彩照出来得很快，拍的机会也多，但以前拍照不太普遍。一般是要离开一个地方，或是朋友之间有活动，很多人在一起时才拍。洗出来的照片也很小。”

她在一堆照片中解说了几张。

“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全国音乐舞蹈汇演。上海机床厂在工业部是比较出名的，因此要推选一个人参加。工会知道我会弹琴，让我去。我的演出得了一等奖。又被推荐到机械工业部演出，被评为上海市演出奖。

“这张是在部队文工团的照片。那时抗美援朝，衣服是文工团的连衫裙。”

她说，只有在进部队之后，弹琴停了好几年。做的是宣传美术工作，而且参军不可能带着古琴。从成都回上海工作后，她去打听琴社的事情，找到师兄姚炳炎，老师也都是原来认识的。跟他们联系，开始恢复练琴，参加活动。

之后，平时都会去琴社，除非礼拜天要加班。后来到包头，要回去上海，每次经过北京转车，也问问北京的情况。常去一些老琴人的家。所以对于古琴，也可以说并未中断。肯定会忘记一些曲谱，但很多年轻时学的东西，记得比较深，基础还是在的。

照片中年轻的她面容清秀，气质干净。却想起桐含谈起她的一句话：“她的经历也很颠簸流离，其实一直被时代的潮流拨弄。经常莫名其妙就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首先肯定是考虑生存，很多时候这是最大最基本的问题。”

她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是她的父亲。一个道士装束的男子，留着胡须。这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在温州。他是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过去的第一年，在温州过世的。那时她父亲年纪大了，平素喜欢到清静的地方走走。父亲对她影响很深。

“我的家庭简单。七八岁时母亲去世，她才三十几岁。兄弟姊妹三个，哥哥在上海，弟弟在温州。小的时候几乎一直都在逃难。当时在温州还有叔叔一大家子。开始我们想出来，父亲没有路费，就跟他的姑妈，我叫姑婆，借了二十一块钱。

“他说带你出来就是靠姑婆借的二十一块钱，以后有钱要还给她。

“刚到上海时住在亭子间。后来父亲找到工作，租了一个后楼，就是楼梯上去，客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空间也非常狭小，没有灯，但比阁楼要好一点。住了大概一两年，又搬到亭子间。

“父亲是中学文化程度，会打打字，英文也认识一些。在上海是普通职员，在房地产公司收过房租，有时候去哪个公司打打字。找工作很难，也不稳定。公司一旦经营不好，他就失业。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平时喜欢听民族音乐，买了一个旧留声机，经常放《阳关三叠》等琴曲。我慢慢被潜移默化。十三四岁开始学琴，后来一边学琴一边教琴，有了一点车马费的收入，也算可以把家维持起来。”

只要一打仗，父亲就没有工作，她的书也无法读完整。刚刚付了两个月学费，打仗了，就又要离开。生活很辛苦，无尽颠簸。

她记得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自己还在外面教人弹琴。一天到晚拉警报，后来都习惯了，等警报停了以后就走。到了晚上，电灯用布罩起来，玻璃窗用纸贴上，怕空袭暴露目标。

后来房子被日本人炸掉，他们逃回温州，又逃到乡下。有一次在温州市里，走到半路快到山坡时听到拉警报，她赶快躲在边上，看到日本的飞机丢炸弹。“我在石头后面，看得很清楚，一枚炸弹在前面掉下来，然后就爆炸了。”

后来日本投降，美国人进来，上海也是乌烟瘴气。

她说，即便有战争和动乱，但那个时代，艺术氛围仍离人的生活比较近。学乐器或者是学画画，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事情，比较平常。很多人会这么想，会这么做。不像现在，艺术好像是跟大部分人没有关系的事情。很多人不去想，也没什么人想真正从事。

“古琴很难，学古琴的还是少。但不管怎样，我自己学琴是非常努力的。想着一定要学好。

“以前在上海，接触的一些人经济条件算是好的。家里总挂着一张琴，不一定会弹，但显示自己尊重和热爱中国传统。父亲当时有两个医生朋友，很注重琴棋书画，在意文化氛围。他们都已五十多岁了，知道我会弹琴，提出跟我学。

“我教一个弹了《阳关三叠》，后来还一起合奏，感觉很好。另一个家里也有琴，我也教。用的也是比较传统的教法，没有琴谱，就是靠脑子记。

“学生里还有一个男孩跟我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是上海帮派的，有一些名气，叫徐朗西。当时他读高中，我一个礼拜去教一次，大概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弹得很好，后来也参加今虞琴社。在社里经过指点，更是进一步提高。后来听姚炳炎说，他在文革中跳楼自杀了。因为父亲是帮派头子。”

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能够画画、弹琴、教人弹琴，也曾经想过以后年龄大了，就把教琴、教画当成工作。当时这种想法跟父亲讲过，父亲说，妇女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不能依靠别人。他经常讲这类的观点。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向往。

后来世事的变化谁能预料和知晓。

我问她，认识的老师和朋友，或者年龄大了，或者离开了，或者是发生变故走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她照旧绕开了我的问题，只是提起往事。

“以前李明德老师过得很辛苦。他在公司里面工作，薪水没有多少，住的房间很一般。他到我家教琴，我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招待他，就请他吃一碗馄饨。他死得太早了。突然之间脑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