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了两年，《英华沉浮录》终於写到最后的一篇了。明报出版社已经出了八卷单行本，手头存稿正好还可以凑成第九和第十卷。十卷小书，聊作这两年来业余写作的纪录，不算多，不算少。我写文章又慢又费神，每星期五篇，起初五六百字一篇，后来成了一千多字，又要保持不脱稿，难免更觉辛苦。一九九八年转换工作，顺便让这枝吃力的笔休息一下，想必合理。笔也是肉做的，像人，会累。

《英华沉浮录》是以语文为基石的文化小专栏，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走笔之际，往往妄想自己一下子脱胎换骨，变得才隽而识高，采博而鉴细，小题文章也能透入神窍。结果当然是办不到了。都说语文水平普遍降低，我也的确天天看到许许多多虚弱失调的文字，自己於是加倍努力写得认真一点，希望文字多两分血色，少三分苍白。学问无涯，人生无师，那是相当可怕的处境；这两年里，我常常怀念我的老师。袁中郎说过一则故事：昔有书生携一仆入太行山，仆见道上碑字，误读为“太形山”。书生笑说：“杭也，非形也。”仆固执不信。两人於是决定等路上遇见识者请教，谁输了罚一贯钱。行数里，见一学究授童子书。书生上前发问，并且说明两人打赌的事。学究说：“太形才对！”仆大叫大笑，书生拿钱付给他。走了数十步，书生越想越不服气，转身再找学究说：“向为公解事者，何错谬如是？”学究曰：“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教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袁中郎说，“此语极有会。”我没想到读书可以读到这样势利，这样狡黠，故意要那仆从一错到底。知识人的心胸沦落到这样狭窄的景况，也真败兴。

（二）

我的好几位老师都辞世了。人到中年，我还侥倖结识了三两位愿意教导我做人治学的长辈，实在可喜。此外，这么多年来，我的确也读过很多很多好书，那些书自然也就成了我的老师。世事多变，价值多元；文章有道，文人有心；这期间，是非黑白、入世出世的牵扯始终是一门值得探讨的课题。吴雨僧先生说他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两匹马之韁，硬要使之并肩同进：“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怡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於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着作，此又一道也。”这两匹马的确常常背驰冲突，很难并行，而吴先生竟不甘罢休：“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吴雨僧清楚知道万一“吾力不继，握韁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所以，“此宓生之悲剧也。”我没有吴雨僧百分之一的学问，却不难体会吴雨僧二马之喻的困惑，两年来所写的《英华沉浮录》，自然也就处处流露出浅薄的疑窦和深沉的偏执了。我始终无意掩饰这一层不足之过，正如我从来无意掩饰我心中的两匹马。学问原是这样进步的。我会非常怀念这两年来灯下沉浮的苦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