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懒·太笨·太俗

董衡巽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年轻人不懂事,总爱问一些很傻很傻的问题,比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先生不嫌其傻,似乎都说了他的答案。他说翻译谁最好,要分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董衡巽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先生回答:“杨绛最好。”董衡巽后来有机缘向杨绛讨教,读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着《吉尔·布拉斯》。杨绛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一九五九年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六一年开译,七六年完成。这十六年间中国政局风云多变,文革期间她还受了那么大的苦难,成绩居然这样辉煌,实在值得大家含泪向她致敬。

前几天听北京朋友说,钱锺书先生还在病中,夫人杨绛天天忙里照顾钱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去年编出《杨绛散文》,杨绛用一封致罗俞君的短简为“代后记”。那封信上说:“现在锺书仍重病,我心情不安,医院后勤工作也颇忙,我只愁身体不支,因为睡得少,吃得少,尽量不伏案动笔。”钱氏夫妇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的瑰宝,年老多病,熟悉两老着述的人都会深深惦念他们。四月号《联合文学》有余光中先生一篇《论的的不休》,广徵博引,畅谈时下文字不明简洁之道的弊端,是关心中文前途的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余先生文中谈到钱锺书,说《谈艺录》和《管锥编》里引述西文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拜伦致情妇书说:"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钱先生的译文云:“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拜伦是十八、十九世纪间的人物,用这样典雅的文言迻译,当然更加显得意远情旧了。确是高手。听说钱先生上大学时曾经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或许是钱先生一时的戏言,却也痛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