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那桨声,看那灯影

一天,楼道里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帮人拥进来了:“牛鬼蛇神们都站起来!”有人喝令:“谁是俞平伯?”苍老苍老的俞先生转身回应。“《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低不低头认罪?”俞先生耳背,说话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楼顶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断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俞先生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完全出於虚心,他们却看成是顽固 ,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权威。

他们真的是这样对待一位一辈子朴素用功的老学者。朱寨写俞平老的“书生气”,写到这里忍不住说:“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服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俞先生“即使个人处於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刚被揪出来的那一天,俞平老也跟别人一样去打扫院子。可是他拿着扫帚不知道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那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飘飞的树叶和纸片。

知识是罪恶。文字是罪状。所有的书籍都被查封了。语言文字成了那帮人的专利品。逻辑史专家沈有鼎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大词家张伯驹向一个女红卫兵报到,她递一张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张伯驹说:“识一点儿。”在什么都不能阅读的时候,俞平伯只能默诵思考。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时候,俞先生一边团捏着煤,一边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他在背诵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生日,是中国文化的忌辰:不要为千千万万砸烂了的文化尊严烧香点烛,中国民航会错以为是飞机场的跑道。宁愿让岁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桨声灯影里的那个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