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灯儿,不亮了!”

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我的爸爸曹禺》,说她爸爸本性不会隐瞒,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任何时候都在控制他:

“过去家里常常来人,要他做一些没有意思的事——题字或参加宴会,他觉得很烦恼。我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於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的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来人走后我和他开玩笑说:‘爸,你演得也太过了。’他说:‘我真的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的。”

写作的人求真:真的经历、真的感情、真的信仰、真的演绎。严肃的作家为了忠於自己的作品,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现实生活中营造未来作品的情节,甚至故意亲近周围某一些真人,用行动与语言去激起他们的反应,以期将之塑造成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好多年前隐隐约约看过一位外国文学批评家也写过这样的推论。曹禺晚年不少奇怪的言行,果然反映出他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创作欲望,既充满了挫折感,也呈现了高度的文学意境。他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靠安眠药入睡,经常在迷迷糊糊之间说出最清楚的潜在意识里的情景和意愿:“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他女儿说,“那你就写呀!”曹禺翻个身睡着了。不一会,万方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枕边的确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他说的话都很像他写的戏剧里的对白,随时可以插进《雷雨》、《日出》里。

后来,曹禺渐渐放弃了他的痛苦,连强烈的愿望都放弃了。他也许已经深深感觉到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了:“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文学的激情消亡之后,曹禺憧憬着自己由文学的热的世界转入学术的冷的世界,可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学问不足够:“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说。

曹禺不可能再跟托尔斯泰痛苦下去,却又走不近钱锺书的花园里去。他的舞台虽然落幕了,幕后的对白并未沉寂:“我爸爸的语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语言大师’那一种语言,是一些恰恰没经过思维的、冒出来的话。比如他的钢笔没墨水了,他需要人给他找来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话是:‘这灯儿,不亮了!’我看见了他桌上的钢笔,我就懂了,是钢笔不亮了。当他想让人帮他关掉灯时,他就指着灯说:‘把这个,取消!’很多东西都经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袜子,取消裤子,取消电视,他说取消我们都明白了。”这是文学家的“弗洛依德口误”:曹禺的语言始终是文学语言;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不满足於直说钢笔没了墨水;他的笔是他的灯,灯怎么可以不亮?他的笔怎么可以写不出字来?他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