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更多知名的真学人

(一)

我说过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之余,往往也会倾覆文化;文化认识的深浅雅俗,决定语文境界之高下清浊。有读友来信说:“文化”何其深奥,乾脆说穿是“人情世故”如何?我想并无不可。文化包罗万有,未必都深奥。洞识人情,看透世道,胸中自然养出一点悟性;这悟性,当是文化之一环。比如我说“读友”,其实是戴天文章中学来的。说“读者”有点抬高自己的身分;彼此既是“读”文字的人,赐函赐教,也算相识了。小戴这点比我懂得人情,大有文化。

当然,“文化”也指学问:多学多问的习性。知得越多,乃见其难,长话於是都短说了。人老了文章会简练,道理在此。况周颐说,文笔贵简,“逸马毙犬於道”,说成“有犬卧於街中,逸马蹴而毙之”,那就累赘了。明祝氏《猥谈》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网巾,吏草榜云:‘前不露边,后不露圈’,守曰:‘公文贵简,何作对偶语?’吏曰:‘当如何?’守曰:‘前后不露边圈’。”这样的旨趣,真可以举一反三,受用不尽。

(二)

郑滋斌在《信报》写《如何提高本港大专生的中文水平》,结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各大专院校应增加中文科目的学习时数,放大内容,完备课程;二是增聘教学人员,接近师生比例,发挥欧阳修为文有三多之说,即看多、做多和商量多;三是改革内容,留意实用文字之外,还须拓大学生视野,增长知识,深化思想。第三点我尤其赞成。他说:“语文,从纵的说,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从横的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不论如何,总是表现了人们对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等领域学习、追求的智慧,这些都不是实用文字所能规限的。”大学里注重通识教育,大学生修读本系科目之外再去旁听别系的课程,多跟学校里有大学问的老师交往请益,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世界,这些都是增强语文能力的途径。郑滋斌文中还说,“今天,报章刊物大多以不严肃的态度处理中文,严重影响读者的分辨能力。至於广告设计者滥用同音字,扰乱原来的字词,更甚的是语病频生的句子,触目皆是,实在令读者失去了是非的裁判能力。”这也是实话。我在香港传媒机构工作多年,虽然时时刻刻都在注意这些问题,却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顾此失彼。

(三)

传播媒介是文化普及的渠道。那天《信报》同一版上梁福麟的《“写稿佬”的自白书》一文,正好也谈到美国学术界中人的着作已走向通俗化,行文不钻牛角尖,文章注释尽量简单,名教授写的书要普及、畅销。在报章上写专栏、写评论,的确跟撰写曲高的学术论文不同,既要独特而有物,又要生动而亲切。有学问的人满腹文化,正应该经常走出象牙塔向群众传授专业知识,散布文化,阐释人生。香港需要更多知名的真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