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老师

(一)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去世之后,出版了一本《犹记风吹水上鳞》,收集了他论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的一批文章。八十年代我编杂志的时期,常常函电交加请余先生写文章,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时间写长文就写短文,无论什么题目都能写出有情有理的佳篇,顺手拈来尽见学问。才识浅薄的编者碰到余先生这样渊博的作者,确是福份。余先生渐渐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在我谋生和读书的路途上给了我太多宝贵的鼓励和启示。我几乎读遍他所有的着述,而且经常重读一些我格外喜欢的篇章。余先生的来信、余先生给我写的几幅字,也都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人生和学术的看法。我常常想起余先生的白发和烟斗。

(二)

《犹记风吹水上鳞》里说:“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十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平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余先生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后来知道钱先生刚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余老先生要他留下来跟钱先生念书。当时新亚学生不超过二十人,大半是从大陆流亡来港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没有图书馆,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佔满全部空间。钱先生要余英时写一中一英两篇文章,亲自批阅,决定录取。余先生就这样成了钱宾四的学生了。

钱先生整个人是儒学的化身,修养高超,尽量以理驭情。但是,余先生说,宾四先生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看一出描写亲子之情的电影,散场后眼睛是湿润的。听说他们师徒不拘形迹,无话不谈,“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有一年的暑假,钱先生患了严重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躺在一间教室的地上养病。余先生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钱先生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三)

这样的情景,读来难免教人眼睛湿润。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说“敬爱”,那是余英时所说的“真正能在成学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的老师”。一九九一年,余先生在短短两个半月之内,相继失去了两位他“生平最敬爱的老师”,一位是钱穆,一位是杨联陞。余先生说,他研究中国史受这两位老师的薰陶最深。杨先生早年在清华读的是经济系,后来转攻史学,在西方汉学界标举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成熟而健康的成份。他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於想像力,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可能“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这是一句妙语,余先生的中译是“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看到 horizon 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当年我和戴天编校姚先生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姚先生把这个字译为“天涯”,我们拍案叫绝!那部译文是翻译的典范,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爱的翻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