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一辈人学语文打基础多靠背书。郑重说画家唐云小时候在杭州读私塾，看迷了有山水插图的《千家诗》。八岁转入一家紫阳小学插班读三年级，老师规定他读《古文观止》，不只是那写景的散文他能熟背，就连那些策论、杂说，他也背得很熟。读到《陈情表》、《祭十二郎文》这些感情文字，他更是声泪俱下，动了情了。那年代，掌握诗词文章，讲究的是沉吟潜思，是“读书千遍，其意自见”。俞铭璜在《背书》一文甚至主张反覆咀嚼、玩味、体会，才能逐渐理解书中意义；书读得多了，见识大了，头脑複杂，才能逐渐融会贯通，回过头来再深一层去理解其中意思。大陆上有人说：“背书是好的；不过要注意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防止死读硬背的倾向。”俞铭璜不以为然。他说，譬如初学外国文的词汇和文法，往往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死记。“祝君早安”为什么是“古头猫脸”（good moring）？为什么“我是”（I am）、“你是”（you are）、“他是”（him）都各是其“是”？这些都只能死记。我在台湾遇见过一位熟读英国文学史的老先生，学问渊博得不得了，没有到西方读过书，学英文全靠逐字标出国语音念出声来，讲英文念英文都是“古头猫脸”的中国话音调，要听惯了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位老先生的学问是书本一字一字背出来的。

（二）

我赞成学语文要背诵经典篇章，也赞成要注意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这样才不会把“学问存放在东京”。“学问存放在东京”有典故：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福泽谕吉说，有个书生在江户求学，把朱子学派的书抄了几百卷，回家时抄本都掉到海里去了，他的学问也尽葬鱼腹了。福泽谕吉於是发议论说：现在的洋学家也有这种毛病，看他们在都市里的学校读书和讨论问题的神情，十足学者；一旦收回他们的书籍，让他们到乡村去，恐怕他们遇到亲戚朋友的时候就会说：“我们的学问存放在东京”。俞铭璜说，福泽谕吉发这个议论，是为了论证实践比读书更重要。我想他还有一个动机是说明读书不可全靠死读死背死抄，而是要从基础上去理解、融会而贯通之。

（三）

学习语文重实践，不外是多听、多讲、多读、多写。学英文多跟外国人来往，多看西洋电影，多看电视上的英文台节目。学白话中文要学国语、说国语、写国语。“基本功”到底不可闭门造车。王宗炎说，十年前，他问过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领导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说是给院方买了一些世界名画集。那位领导说：“先前我们对学生讲画史，讲画理，他们觉得模模糊糊，摸不着头脑，研究了名画集，他们便懂得人家如何构思，所以自己的习作也有一些新意了。”王宗炎於是引申到学翻译不能只读一些理论书，而是要细心玩赏优秀的译品：“琢磨名画，就晓得怎么构图；琢磨名译，就晓得怎么下笔”。琢磨者，边看边想，来回斟酌，背熟喜欢的句法，日久自然生巧，我藏有唐云一幅花卉，佈局脱了传统的胎骨，色彩染出新颖的浓淡，可见是过了背诵观摩的阶段，登上《千家诗》和《古文观止》之外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