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静农先生似乎很喜欢“人生实难”这句古人的话，写文章和聊天写信都引用过。他怀念庄慕陵的文字里说：“我曾借用古人的两句话：‘人生实难，大道多歧’，想请慕陵写一小对联，不幸他的病愈来愈严重，也就算了。当今之世，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才能活得从容些。”台先生过世之后，大陆上的舒芜先生写悼文，提到台先生当年告诉他一件事，说是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发表后，台先生向鲁迅当面讚叹道：“先生这篇序，写得真空灵。”鲁迅笑答：“也只能这样了。”舒芜说：“可惜《龙坡杂文》里一个字也不曾提过鲁迅，恐怕这也是一种‘人生实难’吧。以静农先生与鲁迅先生关系之密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舒芜还宝藏里台先生当年写的长卷，抄录了鲁迅全部旧体诗。那是一九四六年在白沙分别之际送的，还有跋语，最后一句说：“此别不知何年再得诗酒之乐，得不同此惘惘耶？”

（二）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还是老总统蒋先生强人统治的时代，岛上从南到北处处都张贴“反共抗俄”的标语；公共汽车上也贴着“匪谍自首，既往不究”的告示。电影院上演电影之前播放国歌，全场肃立。满街的阿兵哥，当兵的是英雄。那真是卧薪尝胆的岁月。有一年冬天，我们大学里的同学发动大家捐出旧寒衣济贫，几个人赶写劝捐的标语，用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写扣人心弦的句子，半夜摸黑在寒风中张贴，校园每一棵树每一枝电灯杆都贴了。一宿无话。翌日醒来骑着脚踏车到校园一逛：我们的墨宝都不见了！不久，教官和学生辅导处的头头把我们几个“捣蛋分子”叫去训话，记得是骂我们给自由中国抹黑，把反共基地的宝岛描写成飢寒交迫的地狱。那年代说话都要小心。听台北来的大四老大哥说，有几个学生乱说话，半夜给军警硬从宿舍里带走，从此不见了，可能送到绿岛去。我们都半信半疑，大伙集体洗澡的时候照样引吭高歌《绿岛小夜曲》。台先生那时候在台大中文系教书，学术之外寄情诗酒书画，早年写小说的事都不便提，遑论跟鲁迅的交情。

（三）

最近看到赵耀新在台北报上写《从共匪到中共》，劝台湾矫枉不要过正，很有趣。他说：“我们从小就是骂‘共匪’长大的”，什么东西都加个“匪”：匪军、匪区、匪酋、匪兵、匪党、匪书、匪片，连音乐都称为匪乐，大陆出的中药也叫匪药。他是研究大陆问题的，自然可以叫“匪情专家”，后来废了称“匪”的指令，他的头衔於是改为“中共问题专家”。他说，孙运璿当行政院长的末期，喝过洋水的人多了，不好意思还在学术论文中说人家是共匪，国民党於是恩准“共匪”改成比较中性的名词“中共”。起先还有人反对，后来改过了头，报纸编辑看到任何“共匪”或“匪”的字样，全改成“中共”或“共”，有时难免闹笑话了。赵耀新说，有一次他在文章提到“张作霖在东北剿匪”，指的是民初的土匪，编辑一见迳改成“剿共”，误了史实，失之千里！赵先生说，现在两岸很可能即将为统独决战，“那又得改回了‘共匪’，君不见李总统带头开骂了吗？”台先生看到了可能又会说一句：“人生实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