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

(一)

司马中原先生在《中国时报》上写《三毛的生与死》,说到徐訏先生是三毛的义父,是海外文坛上最看重三毛、了解三毛的人。我认识三毛好像也是徐先生介绍的;先后在几个饭局上听她聊天,觉得她的确纯良宽厚,满怀爱心,跟徐先生说的一样。司马中原还说,徐先生去世后,他就成了三毛倾听心声的忘年交之一,有一次还陪她在香港逛摩罗街,从早上逛到晚上,看她一口气买了三把清代的大铜壶扛着走,司马先生觉得有碍雅观,替她揹回去了。我想,换了徐先生,一定揹不动。司马中原说徐先生文名籍籍,着作等身,《风萧萧》一书享誉文坛,历久不衰:“徐訏先生是一位深具历史素养、文化素养的先进作家,他所经历的,是中国艰危杂乱的年代,他在创作的最高意念上,始终坚守着民族文化的本位。但他留学欧陆,也深受欧陆文化的感染和激荡,在民族艰危处境中,他一心想以中西揉融的观点显示於作品中,寄望国族振兴与富强。由於国共之间撕裂性的矛盾而点燃的战火,使他流寓香江。他处身两大的夹缝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把他看成‘异类’。他的处境,和历史上忠诚忧国的文人,开罪帝王权贵而被放逐蛮荒的悲剧毫无二致,他心情的闷郁,可想而知。”

(二)

徐先生高大沉默的身影给人寂寞孤独的印象。我跟徐先生交往二十几年;我旅英期间常常和他通信,那时他的女儿尹白在法国念书,徐先生每封信都要我就近多照顾尹白,流露出他对这个小女儿的疼爱之情:“小孩子初出国,因为想家,常有家信,日子多了,慢慢惯了,交际一多,家信自然也少了。尹白似乎也是在这样蜕变。”徐先生那封信上还说:“香港有它特别诱人之处,但也有它不堪长住之缺点。我本迁台湾定居,但现在看看,台湾真也是个不容易适应的环境。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应怎么样安排自己才对。”徐先生最后还是决定不到台湾长住了。他认识人真多,也很珍惜他喜欢的朋友的友情,喝喝下午茶聊聊天,总是很开心。写小说的人往往要在寂寞中不断观察世间的人与事;徐先生有一次在信上说:“香港报上,一群写稿的女孩子倒是很热闹。我很少同她们来往,但偶而听到她们间一些是非;我现在知道,人就是用‘是非’来遣‘寂寞’的动物。”

(三)

我很早就觉得徐先生“深受欧陆文化的感染和激荡”。除了《江湖行》甚有中国情调,他大半小说的文字是最流畅的洋化中文,连人物的心理和举止都很现代,像极了毛姆的作品。没有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有徐先生这样独特的功力。徐先生晚年写的回忆小品火气傲气都在,文字却醇得惊人,我在《明报月刊》上登了好多篇,一边读一边学,几乎背得出来。这是他的雕虫小技,徐先生最想再写的大概是小说。他信上说:“有好几个朋友鼓励我应该再写一篇长篇的作品,我也相信我还有一部长篇的东西可写,因为它在我心中酝酿了十年之久。可是现在则觉得这份‘劲’儿越来越淡。”不写其实也不要紧;我出世的那一年,徐先生的《风萧萧》红遍大江南北:一九四二年是“徐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