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笔记两则

其一

林徽因和林徽音都没有错,是同一个人。我在《香草美人杂钞》里提到林徽音,王煜先生来信说是“因”不是“音”,我於是写了一篇《文洁若写林徽因》,提了王先生的指正。文章登出来之后,黄俊东来电话说我没有写错。前几天上海陈子善先生看到《沉浮录》第五卷里收的这篇小文,立刻来信说:“……林徽因最初在《新月》发表诗作就署名林徽音,在《学文》发表小说《九十九度中》仍署名林徽音,只是当时‘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的姓名中有两个字与她相同,读者经常误作同一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她发表作品才改署‘林徽因’,以免与林微音混淆。所以林徽音是林徽因的原名,不能算错,谢国桢、陈从周等先生都是对的,王煜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名字中间一个字是‘微’,不是‘徽’,又及)。另外,金岳霖在认识林徽因之前有过一位外国夫人,后分手,此事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陈子善和黄俊东都是潜心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陈先生写书编书尤其下深功夫,新出版的《捞针集》是他的书话文集,九月中旬秋凉之后会到东京的大学做研究半年。我一碰到跟书籍和现代文学有关的难题,常常向他们求救。

其二

昨天晚上我读罢关鸿写的《最后的苏青》,想到小时候看过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隐约记得一些情节,总觉得没有张爱玲好。我正好跟子善先生通长途电话,聊起苏青。苏青和张爱玲都是敌伪时期在上海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之后都受到非难。关鸿引了苏青的表白,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的问题不是卖文不卖文,而是在於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听说张爱玲也做过同样的表白,意思与文字几乎差不多。张爱玲和苏青是好朋友。张爱玲后来去海外,苏青留在上海。柯灵先生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张爱玲机会红起来;苏青也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红起来。柯先生说:“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苏青五十年代编历史剧,为了编写《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贾先生后来卷入“胡风事件”,抄家抄到苏青给他的信,株连苏青,坐牢一年半。她晚年得肺病,写很多信给《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关鸿说,“苏青晚年的这些信件是留给后世最后的文字”,到一九八二年六十九岁吐血过世。苏青的信上说:“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有的老,有的忙,有的势利),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还有一封信说:“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了。”关鸿听一位谢先生说,灵堂里没有花圈,没有音乐,也没有人致悼词,只有几个子孙冷冷清清地向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