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一个讨厌出门旅行的人，要是出了一本游记，里头会记下些什么东西呢？到了黄鹤楼，他不登楼，因为他病了。“呆站在黄鹤楼入门处，感冒头晕，没法子也没兴趣拾级登楼。只图寻个温暖之地，等待朋友游毕高楼，齐齐跳上旅游车返回酒店冲凉睡觉。”在暖和的南亚遇上下午的阵雨，本是可喜的清凉，可惜他又病了。“躺在床上忽冷忽热，迷糊得死去活来；当病好之后，踏出旅馆大门，南洋的阳光射到眼前令我几乎站不稳脚步，第一个感想是，好想回家。”

好在，除了比较容易感冒之外，他也没别的大毛病，顶多就是鼻敏感：“当踏出北京机场，第一阵寒风吹进鼻孔，当开始打第一个喷嚏，我的鼻涕便没停止过往下流动。”偶尔拉拉肚子：“吃食是美好的，不美好的只是翌晨六点肚痛转醒，泻了两次，吐了一回。”噢，我差点忘了说，他的心灵也很娇嫩：“我有‘恐人症’，怕人多，人数在三十以上的空间便已让我胸口感到窒息，若在五十以上，而且又是近距离接触，眼前影像即会飘闪不停，非得找地方坐下休息不可。”

身为旅者，他不该有的毛病却犯了，例如惧飞：“飞机在欧洲的天空大摇大摆，我忍住、忍住，终于还是吐个狼狈。走道旁边的一位菲裔女士好心递来一个接一个的呕吐袋，她后座的一位印裔老先生更轻拍我的背，旁人不察，必以为是老爸照顾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怕黑怕鬼。

马家辉在台大念本科时主修心理学，他说：“大学毕业时不是没曾想过当心理医生，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不不不，你只适合做病人。”他这本游记有一个很应景但又颇不吉祥的书名，叫做《死在这里也不错》。假如要为它取一个副题，我会建议他用“东亚病夫”这四个字。

马家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长得风流倜傥（故有“香港文坛师奶杀手”之称），交游广阔（从朱天文到高行健都跟他有不错的交情），应该是很外向很长袖善舞的一个人。不，其实他不是。认识他十多年了，我所知道的马家辉极其内向善感而纤细，不喜欢饭局应酬，不擅长与人交往；他最适合做的事是躲在房里读书写作，或者坐在幽黑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流泪。为什么大家都误会了他呢？明明他自己都写出来了，有“恐人症”呀，你叫他怎么在公共场所谈笑风生？

近些年来，他进入了一个出书高峰期，又是电影又是散文又是评论，保证了每年两本的惊人数量；而且还是大陆出简体字版，颇受欢迎。可是你得这么看，他二十多年来同时开好几个专栏，笔耕不辍，累积下来的材料恐怕够出三十本有余了；如今这区区数本实在不算什么。

我们几个朋友喜欢叫他“马博士”。他是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师莱特（Eric Wright）的门人，博士论文用“博弈论”（Game Theory）来分析香港立法会。他的学养扎实；或者套用一句大陆的常用语：应该说他的学问还是较硬的。可是很奇怪，另一方面他又文艺得出奇，虽身在学院，却常以“文化人”自居。尤其在评论社会时局的时候，极少见他展露那一手科学分析的硬功夫，各种社会理论也不大愿提；相反地，他喜欢摘引诗句小说，常用塑造角色般的文学家之笔去描摹政客的处境与性格，于是写出了最像散文的时事评论。

面对《死在这里也不错》，这种不调这种矛盾，也是个很好的阅读主轴，而且能读出它的特色。可不是吗？你何时见过一个又怕飞行又怕人并且根本不喜欢旅行的人写游记呢？

除非是个扶手椅上的旅行家，否则任何一趟旅行都必然是肉体的迁移。听起来像是废话，但这却是常被遗忘的事实。在机场与车站之间来来去去，行动的基础始终是血肉之身，而非抽象的心灵。所以，一个人的身体条件很自然地限定了他的旅行体验：眼睛不好，你看到的花丛就像一团彩雾；脚踝受伤，每一步就都是测量地面平准与否的尺度了。这让我想起某位新晋食评人，他很关心一间餐厅过道的宽窄问题，那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壮硕。

文弱书生马家辉虽胸怀壮志，尝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驰车疾奔，豪言：“香港有马，其名曰家辉，辉之志，不知其几千里也。”可惜一离开驾座，这匹壮马就只剩下观赏价值了。看他写黄鹤楼最是有趣。

如今的黄鹤楼是一九八五年重建的仿古赝品，“有点似深圳翠亨村之类的港式茶楼”。但当地的导游还是要催促游客登楼，领略一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滋味。我们的马博士不堪寒风折磨，这天患了感冒，就不和团友爬楼梯了。他趁着别人凑热门的时候去了楼底下一个人烟稀少的景点——“黄鹤楼研究中心”。“所谓研究中心原来只是照片展览厅，几道墙上挂着大大小小黑白照和彩照，从五十年代开始，什么什么权贵高官来过，外交部长、国家总理、西方政要，原来是用名人效应来肯定黄鹤楼的文化价值。”如果他当日不病，上了黄鹤楼，心情是会更好还是更坏呢？

中国文人游山玩水从来不是赤裸的，看到什么都能联想起无数的诗词和掌故，每一处名山胜境都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文艺而善感如家辉者，遇上今日种种化过浓妆的景区，血脉里的文化传承和眼前的俗野现实，其失落甚至愤恨可想而知。不过，文人毕竟是文人，从小背起的文字可以把肉眼解构得分外浪漫。就算到了三峡，分明一座水坝，他还是在江面冷风如刀的夜里想起了“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日三千里，郎行几岁归”。千年前的李白把诗句铭刻进今人的肉眼；纵是平湖，你也看成了水急如箭的老三峡。

不喜欢远行，却偏偏要搭跨时区的长途航班，于是马家辉的挑剔就变为品味的讲究了。这品味不是《GQ》里穿什么上飞机才不丢脸的那种品味，而是更难得更贵气的品味；他讲究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时机。“深夜不好，因为累了，城市累了，你也累了”“下午更不好，因为城市太热闹了，红尘滚滚，你半途插入，根本没法替自己定位”。只有清晨，“早上之好在于从容二字，这本是生命里极难做到的一种姿势，你因坐了一程飞机而得，就算是奖赏吧”。

读《死在这里也不错》，比起其他也写得相当好看的游记，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的诸多矛盾跃然纸上。和许多立志当专业旅行家的人不同，马家辉不会对世界好奇宽容到放弃自己的地步。由于他的旅行往往带着一点不情愿，所以他总是反复无常，有时候好像看得很开，有时候又想躲回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之内的温暖习性。出入之间，总是犹豫，总是敏感。我几乎想用“鸡婆”这句台湾话来形容这位台湾女婿的旅行书写。

行旅于他，好比抽烟；十多年来老听他说戒烟，但没有一次戒得成，真正印证了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戒烟很容易，我戒过十几次了。”他究竟真的喜欢抽烟，还是只是受迫成瘾？是真爱旅行，还是无可奈何？离开“抽烟如做贼”的美国，他发现了伦敦的好，“原来肆无忌弹可以如此过瘾”。到了烟民王国，他又觉得“烟枪们分布各桌吞云吐雾……烟雾在暖气的笼罩下久久不去，隔眼望去，一张张男人的脸，眉头深锁，眼含怨怼”，不是个好地方。也许他还在寻找，一个真正死在这里也不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