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水炉边

飞机上的厕所

看来应该跟你说说这趟美国东岸的旅程了,否则现在才是晚上八点,窗外波士顿街头零度天气,窝缩在酒店房间内的我又有什么好做呢?

这趟是出门不顺,早上八时多的飞机,那是我最痛恨的起飞时间,六时多须往机场报到,五时多须起床准备,小女孩被我吵醒了,睁着惺忪睡眼拉着我的大衣说,你要答应开完会马上回家,一天都不能玩耍啊!是的是的,一定一定。我哄着她,心里却想,可笑的孩子,开完会,还有一堆医生和护士在等着我顺道检查呢!这当然不算是玩耍,我没有骗你。

飞机准时起飞,我花了不到十分钟看完三份中文报纸,然后很不满意地对自己说,香港报纸怎么搞的?愈来愈浅薄,愈来愈只值得翻看而不值得细读。更不满意的却是此番在飞机上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厕所旁边,十四小时的经济舱而坐在厕所旁边,做了厕所“所长”,你都咪话唔闭翳。

天意弄人,无法改变,只好苦中取乐。西方人说:“如果上帝赐你一堆马铃薯,那就煎个薯饼吧!”我非西方人,却也只好如此,于是我借地利之便,一来比平常搭飞机多上了好几十回厕所,二来暗中细算男人女人的上厕所时间,验证一下女性主义者的“女人需要用更久的时间来上厕所,所以应该建多些女厕”的说法。

果然,女性主义者是对的,根据我在两个钟头内的统计显示(可信度不比钟庭耀的民意调查差),女人每次平均需花四分钟又廿七秒使用厕所,男人则只需三分钟零五秒,男女之别,非常明显。而且我发现,女人上厕所的频率似较男人为高,有五个女人于两小时内重复上厕所,男人则只有两个。当然,那五位女士到厕所不一定只是为了方便,但我猜,也不会是为了贪厕所香,化妆可能是主要原因。

就这样,我在十四小时的航程里做了这样的一个无聊统计,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我不会进一步无聊到把统计数字写成所谓“学术文章”,那只是沉闷旅程的聊以自娱,兼以写在这里,娱你。

发了疯的移民官

在芝加哥入境美国,天气严寒,我把头埋在大衣领内,再拿出皮箱内的毛帽,戴上,拉下帽缘,几乎盖住整张脸而只露出两只经过长途飞行而疲惫浮肿的眼睛,嘴巴呼出重重热气。这是我熟悉的天气,这是我住过两年的芝加哥,这是我喜欢的寒冷的北地。唯一可惜的是没有雪,没办法做个心情跃动而幼稚的“雪来疯”。

喔,不,尚有唯二可惜。入境时不幸遇上一位态度卑劣的移民官,检查我的护照,问我来此亚美利坚合众国所为何事?开会,我答,学术会议。

谈的主题是?他问。

跨文化研究与区域发展,我答。

住哪里?有地址吗?他开始有点不耐烦地追问。

哈佛大学的“哈佛教授会所”,我仍有耐心地答。

没有地址吗?有详细地址吗?你该有详细地址啊!他一番抢问。

没有。转机到了波士顿,我会搭的士,波士顿的司机都知道哈佛大学在哪里,也都知道教授会所在哪里。我开始有点失去耐性了,但仍保持礼貌地回答。

不知何故,移民官开始发狂,用极不友善的语气说,你不可能没有地址,如果司机不知道地址怎么办?你是否真的来开会?开的是什么会?主题是什么?重讲一遍。这番抢问令我开始怀疑眼前的移民官是由蔡疯华或红潮疯化妆所扮,目的只是考验我的耐性,而且电视台在远处设置了一部摄影机在偷拍。

我笑笑,复述刚才的答案,本来想嘲讽地把开会主题改说为“Racism and the Decline of USA”,但硬生生忍住,不想惹出麻烦而延误时间。只剩不到半小时的转机时间,若再跟这疯子纠缠,赶不及于五时前抵达波士顿,无法出席会议欢迎晚宴便极可惜。

我不顶嘴,移民官总算冷静下来,但仍刻意放慢手脚,盯住我的护照达三分钟之久,似在捕捉人蛇。最后,终于,把护照交回给我,然后送上一句非常美式的have a nice day。这是一句很抵死的美语,在美读书时常遭警察抄牌罚钱,抄完后,他把驾驶执照还给你时会附送一句例牌的have a nice day,故作礼貌,令你更觉气顶。Nice day? No damn way!

赵元任的学者女儿

很想告诉你一桩高兴的事情,但你必须先答应不会笑我幼稚。嘿,在杜维明教授的派对上,我终于有机会坐在赵如兰教授旁边,跟她聊天。

听来很像fans见到偶像。是的,不怕你笑,我的心情的确如此。我是教育工作者,对学问感兴趣,自然对大学者有崇拜敬佩之情。赵如兰教授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元任夫妇于二十年代任教于哈佛大学,后返中国,赵如兰十七岁赴美,住下来,读书,教书,毕业于哈佛也任教于哈佛,并曾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女院士,成就骄人。

坐在赵如兰教授旁边,我请教她有关中国音乐的疑问,她耐心地答着。我忍不住告诉她一个“温暖”的经验:数年前我在威斯康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内找到一本《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作者杨步伟,亦即赵元任夫人,亦即赵如兰的母亲,而书的扉页竟然有着杨步伟的亲笔签名!

杨步伟把书题送给一位洋人,名字我忘记了,但当时我极好奇,跑到图书馆查数据,终于在一个文学档案里找到该洋人的来历背景,原来他是英国人,曾在香港大学任教,杨步伟出了自传,路经香港,签名送他一本。不知何故,该书辗转被收于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图书馆内,而今天找到此书的我亦来自香港,抚摸着扉页上的杨的签名,刹那间,几个地方于我的手指头上串连起来,数个世代串连起来,感受特别窝心。

是夜我也见到赵如兰教授的丈夫卞学璜,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航学工程教授,刚退休,白发苍苍而文质彬彬,极具学者风采。据说赵元任和杨步伟是“绝配”,赵是语言学家,却很安静,在应酬场合上总是杨步伟滔滔不绝,赵则坐于其旁,沉默微笑;赵如兰不仅继承了赵元任的语言和音乐天分,以这两方面的研究学问扬名,连夫妻相处竟亦雷同,赵如兰很健谈,滔滔不绝,卞教授则坐于其旁沉默微笑,好一对学者夫妻,文理相配,动静相宜。你一定比我更羡慕他们。

在寒夜校园里吃粥

东岸的天气冷而干,躺在旅馆床上,墙边喷出来的暖气令我心暖,却也使我干燥得嘴唇裂、鼻血渗流,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放在焗炉内的烧鸡,炉火加温而我无所逃于天地间。恍惚之间隐隐梦见一杯一碗的鲜橙汁、生鱼汤、甘蔗水之类润喉佳品在眼前飞来飞去,很想伸手去拿,但手脚无法动弹,非常痛苦,如此挣扎到天色微亮,床头电话响起,morning call,是时候开车上路了。

收好行李,办妥check out,离开教授会所,召唤的士载我到机场租车。的士驶经校园,这么早竟然看见赵如兰教授在路上缓缓散步。天寒,她身披绿色风衣,把苍苍白发埋在头巾之下,怡然走着、走着,很有淡然的典雅。我忽然想起哈佛燕京图书馆张凤小姐在《哈佛,哈佛》书内谈到的一幕情景,某年春天她与赵教授在哈佛校园闲逛而谈到东亚系的某位洋教授,笑他总是“头前脚后紧张地冲来冲去”。赵如兰教授认真表示“洋人大多是那样走路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总是脚先出来,再是挺出来的肚子和高抬的手……”,说着就在那哈佛老园的水泥路上,踱了几个京戏老生的台步,人人都笑弯了腰,她也不以为忤。

赵教授于一九六○年以《宋代音乐史料和诠释》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十四年后取得正教授资格,是哈佛前十位女教授之一,也是东亚系第一位女教授。赵教授于一九八三年与陆惠风博士合组“剑桥新语社”,约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交替在赵家和陆家举行文化沙龙,纵论古今中西大事小事。文化沙龙有一项特别的“吃粥仪式”,主人家每回必煮粥款客,让大家边填肚子边聊文化,赵家煮的是红粥,陆家煮的是白粥,红白交替,是哈佛华人学者每月一次的“红白盛事”。此番会议,曾在哈佛苦读七年的张隆溪教授亦有与会,他对赵如兰教授笑道,他在城市大学亦是每月筹办一次文化沙龙,亦承续了“吃粥仪式”,这是文化生活的延续,人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文化自亦不会中断。

在异域的国度里

在返回繁华喧闹的香港以前,匆匆游了波士顿近郊一趟,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小姐很热心地担当导游兼司机,兜兜转转,看了宋美龄就读的女子中学,看了梭罗在《湖滨散记》内所日思夜念的湖和小屋,看了埃默森的房子,看了《小妇人》的课室场景,看了独立战争第一战场,当年在此响起第一响枪声,一个新而美而勇敢的国家于焉诞生……

归程时已是傍晚,停车于一间超级货仓前面,进内买了两盆圣诞红,然后驱车往看胡的父亲。胡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往加州,读了两个学位,到燕京图书馆工作已然二十年,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出缺,有人推荐她,她都拒绝,嫌做馆长要掌管太多行政,结果必是“做人”多于做事,她宁可死守馆内阵地,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学人整理、添购精神食粮。我们谈到汉学家费正清,她说,费于逝世前可能有预感,许久许久没去燕京图书馆了,忽然去了一趟,也没借书,就只是看几眼,然后没几天便病逝。汉学家死前犹惦记着满馆的中文书,可见其学问生命之真挚。

胡的父亲已八十多高龄,是国民党高官,曾任军校副校长,打过日本鬼子,打过他眼中的“共匪”。老了,离开那愈来愈不中国的台湾,垂老异域。我们到老人宿舍看他,他不良于行,却仍耳聪目明,勤看报纸杂志,故对陈水扁政府毫不陌生,当然更是批判多多。我轻轻问一句:“你觉得民进党上台,如何?”他即滔滔不绝抒己见半小时,令我联想到张大春小说《四喜忧国》内的主人公。国家兴亡,匹夫忧心如焚,在天下崩塌之前奔走疾呼。可惜,要崩塌的天下仍是要崩塌,再呼再叫亦无用。胡伯伯于异域颐养天年,在这安静的国度,心情却仍是沸腾的。

生命之书,忏情之书

走在哈佛校园忽然想起Edward Said。他的理论巨著《东方主义》知名于世,其实他另有数本对媒体的分析批判同样精彩,可惜没有中译本,华文阅读世界谈之不多,他的《知识分子论》中译本于去年出版,出于学院而批判学院,冷笑学院众生,傲然思考混沌。书和作者同具魅力。萨义德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少年岁月在开罗和黎巴嫩度过,身为阿拉伯人而为基督徒,身为巴勒斯坦人而持美国护照,游走于不同文化身份与语言之间,造就了一个敏感的心灵,由是写出《东方主义》以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理之所当。

忽然想起萨义德,可能因为前阵子读完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Out of Place),书内有一张他在哈佛念研究所时拍的照片,高大英俊,鼻架墨镜,头抹发油,好一个中东新潮帅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于九四年发现患上白血球过多症,当下心愿是从纽约移居波士顿哈佛,回到这个曾经给他不少“学问温暖”的地方。哈佛人无不眷恋哈佛。

萨义德说获悉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时的最大感觉是恐惧,念及即将离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彻夜难眠,其后是急于“回归”,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许许多多的回归,尝试回到已经不再的人生片段或人”,例如带着妻女回到耶路撒冷,又例如动笔撰写回忆录,更例如坐下来写信给已经逝世多年的母亲。那当然是一封寄不出的信,在萨义德的生命里,母亲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他说,数十年来“在我自己经历根本大变——思想、情感、政治上的大变——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正可以倚靠的,就是母亲,她的人,她的声音,她包围我的母爱”。《乡关何处》(台湾立绪出版)是一位思想大师的成长回忆录,却也是他处理自身与母亲关系的忏情书,大师的理论对你来说可能冷冰冰,他对母亲的依恋却必令你感觉人间温暖。如果萨义德相信将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跟母亲会合,他对死亡必不再感到过于恐惧了。

鹏飞九万里,而归于尘土

方向盘在我手里,高速公路在我眼前,世界便是我的了。这是每回我在美国开车穿州过省纵横奔驰的感觉。在香港开的是一部高马力的车,却苦无公路,难以急行;来到美国却租了一部低马力的车,可我哪管它三七廿一,一于踩尽油门往前冲冲冲,逍遥九万里如云上之鹏,数千年前的庄子《逍遥游》只不过是我于此时此刻的脚注。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而我曰:香港有马,其名曰家辉,辉之志,不知其几千里也……

然而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欠缺健康。数年前一开车就是三、四个钟头不必休息;今天呢?开了九十分钟便觉双腿发抖、腰酸背痛,双目更是景况堪怜,可能因为前阵子做过视网膜修补手术,累不得,不可累,开完长途车之后眼前直是天旋地转,离开车厢时竟然头昏欲吐。休息半小时,喝半热咖啡而伴之以香烟,休息室却严禁吸烟,只好站在室外零度气温里吞云吐雾,元气恢复得特别慢。

再上路,再休息,再上路,抵达新泽西州时已是傍晚时分,比预期慢了两小时;如果精力可以量化为时间单位,这数年间我所失去的精力便等值于一百二十分钟,换了昔日的我,早在预期内抵埗。

按照地址找到小陆,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必须每年如期如量发表论文,如无意外,六年后该可得终身教职,好长的一场学术战争。他买了一幢廿年的老房子,一家四口,三个人等他早出晚归,房子不算大,但有壁炉,柴火燃起,那就够温暖了。四年不见,我们坐于炉边聊个痛快,陆的啰唆变得更多,我隐约觉得那源自生命的焦急,正如自己,说话速度愈来愈快也愈来愈不管对方是否听得懂,只是兀自吐出心里急着想说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只想尽快向世界见证自己的一切。

陆唤我留宿,我没有,凌晨二时开车上路,天亮前开回波士顿检查身体,中途只休息了一次。结束这趟旅程之后,真的可要好好休息一场。

把什么放进嘴巴?

从新泽西返抵波士顿已是天亮,在公路上看着天色由暗转明,心情顿然亮丽,充满积极的奋斗意志。尽管我明白,通常这意志仅能维持一至两天便会消散无形于混沌的黑洞。嗯,几乎忘记告诉你数天前在旅馆的一桩丑事。临睡前刷牙,已摘了隐形眼镜,千度近视焦点模糊,挤了牙膏即把牙刷往口腔内又捅又刷,将自己弄得满嘴白沫,但忽然,隐约觉得牙膏味道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既不像牙膏却又像某些我颇常用的物体,于是连忙拿起牙膏筒,眯起眼睛一看,我的天,原来那是一支无比膏!呸呸呸!呕呕呕!用尽一切力量把口腔和喉咙内的无比膏吐得一干二净,否则要往医院急救,实在丢脸!

说到医院,我对哈佛大学医院的专业精神是心悦诚服的。那一群医生护士,资深的、见习的,在检查的每个步骤都一丝不苟,认真万分,老医生拿着检查结果向年轻医师讲解分析,我做了他们的“实习病例”,但我毫不介意。在聆听的过程里,我对自己的身体加深了许多了解,原来脑内有一张如此复杂的电路图表,层层相扣,环环相连,那比什么586、686、×86来得奇妙百倍;有人说肉体只是臭皮囊,其实肉体是一具极精致的皮囊,相比之下,所谓“精神”实在单纯太多,简单太多。

检查过程远比想象中简单,听了我想听的答案,讲了我想讲的话,离开医院时又是夜间时分。我回到哈佛广场,在Garage的越南店吃了一碗滚烫的生牛肉河粉,侍应生态度很差,华人对华人,照例如此。晚上的哈佛广场很冷也很热闹,街角散落站着流浪汉用很有礼貌的语言向行人索取零钱,你不理睬,他们仍很有礼貌地送你一句have a happy holiday,不知是否故意让你感到内疚?返回教授会所途中看见一位痴胖的女子在等巴士,至少有两百五十磅吧!我猜,显是分泌失调。“我曾因为没有一双漂亮的鞋子而难过,直到我遇见一个没有双腿的人”,寒夜里我忽然想起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