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别伤了您单纯的心 闲言碎语

今天是秋天最美的一天,湿润透彻,整座城市如痴如醉。让我想起那些芳华已逝的美女,虽然颓了却仍然缱绻在她们的赏味期。

重庆有些古镇虽勉强保留下来,但那不是重庆的气派。我1980年第一次到重庆时,朝天门码头的梯坎,那叫一个壮观!怎么就拆了呢?就那么容不下它的存在吗?什么叫没文化?这就是。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举重若轻”是一句好评,但也害了不少被评论家牵着鼻子走的“表演艺术家”。刻意不动声色,爹死了都不哭,弄得跟白眼狼似的表演才高级?国立说了一句正确的话,表演就应该是准确。该重则重,当轻则轻。拿来和各位想成为表演艺术家和导演艺术家的野心家分享,断不能上了“举重若轻”的当。那叫不尽责。

和白岩松在新浪聊《一九四二》,岩松说,以往是应邀参加,今天他是硬要参加。因为他看了电影后感触很多,想为电影做些事情。节目中他应允送给提问网友100张票,节目后一些朋友来信要替岩松买单,岩松谢绝,坚持要自己买票送观众。他说,做这件事心里舒服。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过度解读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姜文,他的剧本再送审就得拿放大镜找,生怕中了埋伏,其实他很单纯,就是想拍一不寒碜的片子。要真是那么处心积虑一阴谋家还当导演干吗?早就戴镣长街行或者成立一党竞选台湾伪总统去了,谁还跟电影费这瞎劲。

一大早打开电视听到两则新闻,一则是警方缴获一批可以乱真的上海车展假票,一则是不法商人研制出一种添加剂,用其腌制半小时猪肉可变牛肉的颜色和味道。咱能人真多,不仅勤劳而且智慧有想象力。由此想到可以拍一喜剧,一帮骗子弄一假国务院任命,一批假大使迎来送往出卖主权,大方得连帝国主义都不好意思了。

关于公平,我想说:机会应该公平,但不能要求结果均等。我没上过电影学院,也没念过大学。以往不是学院毕业的想当导演那就是句醉话。幸而适逢改革,电影界破除门槛,予我机遇执掌导筒。这就是机会的公平。但我绝不会妄想结果也拉平。俩木匠,谁的活细谁有饭吃。没手艺的和有手艺的、勤快的和懒的平分一块饼,那才叫不公平。

昨儿出差,下榻一伪五星酒店。想喝冰箱里的瓶啤,遂电招客服开瓶。俄顷,人到,昂首步入一位穿得跟北洋军阀似的少爷,眼神一扫,抓起茶几上的两瓶酒,问:都开吗?我点头。少爷挺直腰板用槽牙“咔哧咔哧”咬下两个瓶盖,咬得倍儿痛苦,吐出瓶盖,把酒瓶恭敬奉上。我目瞪口呆,问:起子呢?少爷羞涩答:忘带了。当时刘震云也在,也蒙了。那少爷瓶子盖咬得并不顺遂但很执着,咬第二瓶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少爷咬完盖,扛着两肩章,顶着类似摩纳哥骑兵式的平顶帽,亦步亦趋退出去时,老刘张着嘴难以置信的目光与我交汇,问我:什么情况?我感动得都快哭了,我不容置疑地答:情况就是这么一情况!

在夏天我会想上天堂,因为那里没有蚊子还凉爽;在冬天我会想下地狱,因为印象中那里永远火光熊熊,暖和。传说中地狱里所有的酷刑看上去都是对人肉体的惩罚,人死了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肉体是带不走的。没有肉体的灵魂下了地狱,下油锅等等所有刑罚都是虚设了。而且从描绘上看,也没有找到惩罚灵魂的刑具。所以我由此得出结论,地狱里的种种恐怖折磨都是瞎话,目的是把人骗进天堂。对肉体的惩罚带来的恐惧和痛感是人格的反应,肉体灭亡则人格随之消失,人格不是灵魂。既然死后不能带走肉体,没有人格的灵魂下了地狱,惩罚如何落到实处?惩罚通过什么形态反射给灵魂?灵魂通过什么形式感知痛苦?请下过地狱的高人指点迷津。另外,千万不要把人格等同于灵魂,人格必须依附于肉体而存在,但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如果有灵魂的话。

终于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舒服。这一年干了11亿,累死我了。歇!从今天开始我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想不干嘛就不干嘛,就虚度光阴醉生梦死,一直歇到恶心了再干活。在此,我要弱弱地说一句:感谢观众给了我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资本,我能说,我爱你们吗?植入一句广告:我能!